活跃在宜昌的军委会战地服务团

2014-09-15 21: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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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积极投入抗战，为抗日军民服务，拟建一个全国性的服务团体，送交军事委员会批准，正式成立“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由宋美龄任指导长，黄仁霖为主任。服务团最初在津浦、平汉两铁路线上活动。我也受聘在服务所（后改为服务队）里工作。徐州会战后，我们来到了武汉。

从武汉到宜昌

    1938年秋，在保卫大武汉期间，战地服务团在武汉外围的商城、麻城、宋埠、蔡甸及徐家棚、鲇鱼套、大智门、江岸等车站和各水路码头，均设有服务队为伤病员服务，做救护、转运工作。时日本侵略军渐渐逼近武汉，炮声轰鸣不绝。各机关团体、伤兵医院，以及市民父老凡能走的都撤走了。兵分两路：一路沿粤汉路、一路沿汉宜公路分别撤离。

    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副主任杨帝泽，带领服务队沿汉宜公路在沙洋等地设队工作；另一批服务队沿粤汉路撤退，并沿途工作。我们这个队是随主任黄仁霖、副主任杜庭修留在武汉作最后抢救伤病员及妇女儿童工作的。这时街市均已关门，三轮车均沿公路撤走。当我们运走最后一批伤病员时，敌机轰炸更为激烈，武汉危在旦夕。于是我们在炮声中随黄仁霖、杜庭修登上了英国怡和洋行轮船，带领妇女儿童离开武汉。航行在江面上，不断有敌机三五成群随船低飞侦察。因船上没有发现军人和伤员，又因是一艘英国船，所以敌机就没有向轮船攻击。船安全抵达沙市后，我们又换乘了“宁绍”轮去宜昌。上岸后妇女们准备去四川、湖南等地，我们则带着儿童到宜昌转运站，将他们转送到重庆保育院。

    到宜昌后，我们战地服务团服务队在南正街“励志社”办事处旧址开设了“军人俱乐部”，开展文体活动，有阅览、乒乓、棋类、京剧、国乐等项目，同时还组织了歌咏队。并派员到伤兵医院为伤兵服务，洗缝衣物以及开展读报、讲故事、放幻灯片、放唱片等文娱活动。此时，全国慰劳总会妇女服务队在宜昌亦设有机构，她们派人来医院与我们共同工作；中国红十字总会医疗中队长徐崇恩在宜昌设了几个分队开展工作，派医务人员到医院为伤兵作医疗手术；后来又有武汉伊斯兰教青年服务队到宜昌工作；随后还有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荣誉军人服务队，由女作家谢冰莹率领，自重庆到宜昌开展服务工作。

“伤兵之友社”在宜开展工作

    武汉撤退后，由于伤员日增，由励志社、新运会总干事黄仁霖、徐维廉发起，宋美龄赞同，设立新生活运动委员会伤兵之友社，宋美龄任指导长，黄仁霖为总干事，徐维廉为副总干事。该社开展四项伤兵服务工作，即给予特别营养、灭虱冶疥、洗澡洗衣理发、普通营养等。在各省、市、县，亦由地方人士共同筹办伤兵之友分社，逢年节日组织慰问伤病员。各伤兵医院由总社派爱国青年学生服务，经费由总社支付。总社经费是由海内外爱国人士及外国朋友捐助的。

    在宜昌，我们办起了伤兵之友分社，由驻宜昌的湖北省伤兵管理处处长沈澄、副处长严尔艾、宜昌盐务局长宋惠华、江防司令部军医处长李之琳、中央通讯社宜昌特派员徐怨宇等人组成理事会，协助督查各伤兵医院服务队工作。视季节不同分发毛巾、牙刷、鞋袜、扇子等日用品。当时全国慰劳总会发下的四川各地同胞捐赠的被子、衣物等，由战地服务团和伤兵之友社分发给伤兵医院以及各部队。我们队还到襄河前线沙洋、李家市、荆河镇、浩子口等地发慰劳品给守军将士。

    我队广泛开展宣传活动。1939年军委会政治部演剧四队来宜，与我队同住在学院街小学。演剧四队队长侯枫与我们合办，演出侯枫写的揭露大汉奸汪精卫、陈公博卖国求荣丑恶面目的宣传抗日话剧。我们在宜昌戏院慰问伤员演出了三场，各伤兵医院的轻伤病员都观看了。并由伤兵之友社发起义卖演出，收入票款全部作慰劳伤病员之用。我们不仅慰劳负伤将士，也唤起民众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去，响亮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以雪国耻。

    为深入宣传抗日，我们队在通惠路、二马路各主要街道写标语、画漫画，还在通惠路转角处修建了大日历牌，以便张贴每日出的漫画，并装了照明电灯，到了晚上灯光耀眼夺目，招引来许多群众。在街头、医院还设有套汉奸游戏，将木制汉奸模型放在地上，用竹圈投掷套汉奸头，起到宣传之效果。并时常派分队到分乡场、小溪塔等地宣传抗日。

设队在汉宜公路上

    战地服务团第一总队在市区工作顺利开展后，即于宝塔河、土门垭、鸦鹊岭、当阳等地设分队，为伤病员及来往的士兵、军车服务；同时做些宣传工作，发动民众为支援抗日战争出力。嗣后服务工作推进到十里铺、淯溪河等地，并与第二总队设在宜城、襄樊两地的分队相联接，以便利由宜昌、沙市去老河口的伤病员运输及过往车辆。各分队设有茶水站，并备置医疗救急药品，不但为军人及伤病员服务，也便利了来往的百姓。当时谢冰莹领导的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荣誉军人服务队，在当阳至老河口等地也设有服务队。

    宜昌是抗战期间由四川经老河口到河南、湖南军用补给线的要冲要镇，军用车辆频繁，迁往后方的物资均经宜昌转运，给予前方的补给物品也多经宜昌发送，宜昌在抗战历史上应有它光荣的一页。

    1939年我军发动冬季攻势，在襄河沿线开始向敌人进攻。我队在李家市、荆河镇、浩子口抢救伤员，组织担架和车辆将伤员送到后港、沙市、宜昌、当阳等地兵站医院和后方医院。

    当时，还成立有军委会伤兵慰问组，黄仁霖任总干事。伤兵慰问组在宜昌设有犒赏队。同时工作的犒赏队队长杨成德与我一同到宜昌、沙市、当阳等地伤兵医院发放犒赏金，伤员每人5元，病员每人2.5元。每次发放先由医院呈报伤病员花名册，然后犒赏队点名发放。

三位夫人到宜昌慰问抗日将士

    1939年9月，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副主任杨帝泽由重庆飞抵宜昌，旋即召开紧急会议，听取有关服务及伤兵慰问组犒赏队工作汇报。他此行主要任务，是为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三位夫人到宜昌慰问抗日将士作准备工作。关于他们下榻住处要绝对安全、保密，经商得宜昌盐务局长宋惠华同意，使用他在盐务局一所住房。因为宋惠华住处在宜昌近效又临江边，防空设备完善，保卫人员可以布置在围墙周围，使外界人不能接近住处，更不能窥见内部住的是何人。

    中秋佳节前夕，天高气爽，宜昌上空机声轰鸣，三位夫人乘坐的专机徐徐降落在铁路坝机场。战地服务团主任黄仁霖、副主任杜庭修相随三位夫人而来。到机场迎接的，有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司令郭忏、二十六军军长兼宜昌警备司令部司令萧之楚、湖北省伤兵管理处处长沈澄及副处长严尔艾、江防司令部军医处处长李之琳等高级军政要员30余人。

    到达宜昌当天，即举行抗日将士慰劳会。会上，三位夫人代表全国慰劳总会、全国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向保卫国土、英勇抗敌的将士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并宣读了慰问信。同时，将印制的慰问信连同慰问品一并分发到各个连队。慰问品有加拿大毛毯、奎宁丸以及毛巾、肥皂等士兵们的日常生活用品。会后，战地服务团副主任杨帝泽率领服务队到驻军各连队送发。

    三位夫人还在黄仁霖、杨帝泽、杜庭修、沈澄、李之琳等陪同下，率领服务队风尘仆仆到设在市区二马横路的仁济医院和设在浜江路的普济医院（皆系英国人办的教会医院，因为盟国还未参战，可避免日本飞机轰炸）等后方临时医院慰问伤病员，并发表讲话。专门到伤病员床前询问了他们的医院和生活情况，问他们有何意见和要求。这使伤病员非常感动，有的表示伤愈后定要重返疆场杀敌；有的泣不成声，喊起了“打倒日本强盗，誓保国土”的口号，场面十分感人。

    次日，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三位夫人乘机飞返陪都重庆，黄仁霖、杜庭修、杨帝泽三人同返。她们宜昌劳军之行，极大地鼓舞了驻宜我军将士抗日的热忱。

上海医护人员授宜

    1940年春，上海一部分爱国医护人员，由医生黄力（华侨）、沈思义率领，共20余人到内地进行战地服务。他们经过千山万水，越过敌人一道道封锁线，先到江西，由励志社的王作民陪同来到宜昌。到宜昌后住在南正街战地服务团服务队队部里，宜昌各界人士为敬重他们的爱国热忱，在撷英西餐馆为他们举行了热情洋溢的欢迎会。出席人士有沈澄、严尔艾、李之琳、宋惠华、徐怨宇以及各地记者多人。他们在宜昌期间曾到伤兵医院进行慰问，并为伤员作治疗手术。后来由于宜昌局势日渐危急，他们便转随卫生船护送伤员到四川万县、重庆，嗣后他们参加新运会医疗队到五战区老河口、襄樊等地为伤病员进行医疗工作。沈思义医生因腿部不幸被枪弹击伤，医治无效，卒于樊城医院。那时，宜昌正在敌机侦察轰炸之中，白天市区居民均躲在郊区，夜间返回，市区曾几度被轰炸，但伤兵医院均放在郊区，伤病员安然无恙。

宜昌沦陷后在峡江两岸

    1940年5月在襄河之役中，张自忠将军率部与日军英勇作战，壮烈牺牲。张将军为国捐躯的消息，很快传到宜昌，上下无比哀恸，并受英雄精神所感召，更加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6月上旬，敌人攻破襄河，长驱直入，向当阳、宜昌进犯。此刻，我队人员均在市区及宝塔河一带工作，当得知宜昌外围的土门垭还有伤员急待运到宜昌转船入川时，我当即与红十字总会医疗中队长徐崇恩商议，供给了救护车连夜往返抢运土门垭伤员。天亮伤兵全部运走后，江防司令部的卢队长骑摩托车在街口与我们相遇，告之这时敌人接近郊区，他们司令部已迁到三游洞，要我们赶快过江。我们看着伤员已都运走，就乘舟渡江到南岸的安安庙集合。我们将随带的医药用品整装出发行走不远时，望宜昌市区有几处燃起熊熊大火，浓烟冲天，敌人已攻进了宜昌。我们挥泪告别，有人提示当天是1940年6月12日。

    我们一行经过大桥边到黄家畈暂住，设队接待伤员。因占领宜昌市区的敌人察觉到我军临江已控制了制高点，居高临下，一时未敢渡江进犯，形成隔江对峙状态。我们停留一些日子，将伤员全部安置转移后，便跋山涉水来到野山关，正好兵站医院已在此设院，见到院长郑伯恒。次日继续行进，通过荒无人烟40里路的高山峻岭到绿葱坡，再行抵巴东。在巴东休整几天，与重庆战地服务团团部取得联系后，便率队到秭归、香溪、大峡口、兴山一线设队工作。分队时常到宜昌郊区分乡场、小溪塔等地，接待伤病员，进行抗日救国宣传，还派员到宜昌外围雾渡河一带开展救护伤病员工作。当时，在此地的第六战区卫生大队组织有担架兵团从事伤员运输。地处山区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我们就深入到偏僻村落，开展宣传工作，教唱《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曲，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身到抗日洪流中去。

从鄂西延伸到鄂北的服务活动

    1942年，我调任军委会战地服务团第一部队总队长兼新运会伤兵之友社第六战区总队长。服务团第一总队下设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在秭归、香溪、大峡口、兴山一线；第二大队在老河口、南漳等地；第三大队在宜昌三斗坪一带。

    1943年春，我由四川万县乘船经秭归香溪，再徒步走了一个星期，到达了老河口第二大队驻地，布置好工作后，即到各医院伤兵之友服务队慰问工作人员，并检查服务情况，听取医院及伤兵代表的意见。然后由中央社在五战区的记者范世勤陪同我拜会了李宗仁将军，请李将军对战地服务工作指示意见。此时，接到重庆团部电报：敌军将进攻南阳，命我去前线布置战地服务。当我到达南阳时，市内已布满了巷战工事。我们到效外天主堂六十八军军部会见刘汝明军长，听取他对我们前来工作的意见。他叫军医处长详细介绍了伤兵医院的情况。此时，西安第二总队也派来了一个大队，杨大队长与我见面后，我们即回转老河口。一到老河口正遇到敌机轰炸，我队就赶到被炸区，一面将受伤民众送往医院，一面扑救大火，经过一夜才将火扑灭。

    老河口工作完成后，我接着去茨河、南漳两地分队慰问工作人员，并到伤兵医院慰问伤兵。在南漳，我到三十三集团军总队会见了冯治安总司令。他希望我们加强前线服务力量，伤兵之友社服务队在医院要多开展文娱活动。冯将军和我们共进午餐后，我们又去报告团兵医院慰问伤兵，发慰劳品，演出了文艺节目。

反攻宜昌中所见所闻

    1941年3至4月间，我奉命去湖北省战时省会恩施，筹办盟军空军招待所，得到湖北省银行行长周苍柏先生及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连仲将军大力协助。在筹备期间，得知我军将反攻宜昌，我要到前线组织服务工作。当即电请黄仁霖主任另派屠原熙来恩施接待我的工作。我立即同第六战区卫生处长陈立楷接洽后，便赶赴兴山。

    同年9月，为了配合我军反攻宜昌，我到兴山后，带第一大队全体人员去前线布置救护伤员工作。由大峡口到宜昌前线两河口每5里地设一个休息站，15里设一个换药站，30里设一个转运站（也是接替民工站），我们备置了药品、茶水、稀饭供伤员及民工食用。在宜昌县两河口一个废弃了的火车涵洞中，开设了地铺，进出口修建了墙。不但可以避风雨，还可以避敌机扫射轰炸。在与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周岩将军取得联系后，当晚就露宿野营，继到三十二军军部指挥所见到了军长宋肯堂将军，了解战地情况后，即率队到前沿阵地做救护转运伤员工作。

    在前沿阵地第二军军部指挥所，我会见了军长李延年将军。此时正是“双十”国庆节，因敌机不断轰炸，恐暴露目标，将国旗挂在室内。我们又赶到第二军第九师张金廷师长的指挥所，第九师指挥所设在距宜昌日军阵地不远的一个废弃的砖瓦窑洞中。与我们同行的有中央社记者蔡述文、中央日报记者张建心、中央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叶炯，并由江防司领部派员带来了一男一女两名美国记者同留在张师长处，等待随军进入宜昌。此时，一道道火舌飞向天空，敌我双方进行着猛烈的炮战。我军战士奋不顾身，破坏敌人设置的铁丝网、鹿砦和防御外壕工事，使敌人的碉堡孤立了，均在我军包围破坏中。目睹我军将士那种无所畏惧、英勇奋战的献身精神，真是感人肺腑！当看到宜昌近效东山寺上升起的中国国旗在迎风飘扬时，我们感到十分自信与自豪。

    宜昌通往当阳等地的公路均被我军破坏，宜昌市内日军据汉奸报告，破坏公路桥梁是手持纸雨伞的人所为，日军就抓持雨伞的老百姓进行惨无人道的报复，凶恶至极。宜昌敌人进退维谷，恐慌万状，竟违背国际公约，拂晓派出几架飞机到前沿投放毒气弹，并撒放液体性毒液。我军没有防毒设备，因而将士死伤甚众，运下来的死者身上脚上都是浓泡，但面部多是坚毅的表情，无愧于可歌可泣的中华儿女。

    午后，二十六集团军总部来电话要我们随军撤退。伤员由担架兵团卫生大队及民工担架队送到兵站医院。开了路条送民工各自回家。当我们到居民点向老乡们告别时，他们依依不舍地说：“你们什么时候再回来，把日本鬼子赶走了就好了。”情真意切，使我们感慨不已，挥泪惜别。

    我们返回后，各分队分别到兴山、大峡口、白马滩、香溪、窑湾溪、沙镇溪、三斗坪等地各兵站医院和后方医院继续从事服务工作。

抗战胜利后重返宜昌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不得不放下屠刀，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了。

    抗战胜利了！消息传来，我队所在的三斗坪沸腾起来。鞭炮齐鸣，震天动地，万人空巷，载歌载舞，歌声笑声欢呼声响彻云霄，形成了欢乐的海洋，兴高采烈地庆祝抗战的胜利。

    我队由三斗坪过江到对岸的太平溪，随七十五军（军长柳际明）由山路进入宜昌郊区。望见日本军队士兵仍龟宿在山头的工事中，等待我军的到来。战败了的日本法西斯们一改往日之凶相，成了丧家之犬，服服贴贴地听候处理。

    我队到宜昌市内仍回南正街原址。宜昌沦陷期间，汉奸密侦察队曾占用过这里住所。我们开始做慰问老百姓的工作。我军进入宜昌后，把市中心通惠路旁日军建的“忠灵塔”捣毁砸得粉碎，以雪国恨！原日本挂旗的旗杆上升起了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在空中悠然地随风飘扬，祝贺宜昌的光复。

    市区被日军破坏得完整建筑无几，破垣残壁，满目疮痍，往日最繁华的二马路、通惠路被敌人几破坏殆尽，成片废墟，满地瓦砾。眼见此景，使人更加痛恨侵略者的罪行。抗战终于胜利了，劫后余生的民众欢腾起来了，纷纷来到江边码头，迎接凯旋的第一艘民生轮船上的官兵。船上挂满了彩旗，汽笛长鸣，中华民族扬眉吐气！连天主教堂的神父、修女也携着花篮、蛋糕来欢迎长期在宜昌外围指导作战的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周岩将军。《武汉日报》记者张四翼赶到宜昌后，发了一张油印快报：宜昌光复了！第一条消息是“宜昌县长姗姗来迟”。

    这时，我又接到在宜昌筹备新运服务后接待复员人员的指令，当即借用怡和洋行、太古洋行的仓库及办公室，筹备就绪后作住宿、食堂。又借用天主堂在二马路的房屋作第二新运服务所。战后，宜昌商业一时还未恢复，服务所需要的炊事用具及床凳，只得到万县购置用船运到宜昌使用。服务所为了出川的机关及其复员人员回武汉、南京、上海之便利，转船暂住服务所期间，住宿不收费，食堂采用自助餐，只收成本费，人人称好。1946年下半年，复员东下人员减少，工作任务基本完成，新运服务所结束，也标志着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在宜昌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五辑，作者何震东时任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团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