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中旬抗战胜利复员时，国民党湖北省恩施专员公署接下了《新湖北日报》的部分印刷设备，筹办了《新湖北日报·鄂西版》，这便是恩施在解放前夕的唯一官方报纸。1948年，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原拟主办《国民日报》，省党部宣传组长张铸九（家鼎）把我和帅克忠、雷振等找去作编辑，后因战局不利，暂时以《人言月刊》的面目出现，《国民日报》遂成泡影。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后，国民党及其湖北省政府在武汉的官方新闻机构全部瓦解。西迁恩施的湖北省政府在紧缩开支的情况下，裁编新闻处为新闻室，隶属省府秘书处；新闻秘书一职荐我担任。从1949年5月至10月，湖北省政府的官方新闻全都由我发出，因而我对这段时间的恩施新闻动态知之最详。
当时恩施仅有《新湖北日报·鄂西版》一张报纸，其他各地报社在恩施的记者也不多，记者招待会之类的应酬基本没有。我每天悠游自如，闲来无事，便以新闻报道为名，到各厅处科室串门聊天。省府代理秘书长朱英培(宣恩人)想找个具体工作把我拴住，便说：“秘书处其他人员都很忙，只你一个人清闲自在，我看你最好把每周一次的省府例会记录工作担任下来吧！”我想，这倒一举两得，今后足不出户便可获得省府要闻。因省府的施政措施、计划、决策以及重要人事任免都须通过省府委员表决，各厅处有什么重要事件也要向省府委员汇报，甚至还有许多幕后新闻是从文件中不可能得到的。这真是求之不得，便慨然承诺。
我第一次作省府例会记录，对会议内容记得很详细，除了提案案由、内容、补充意见外，连委员们的质询与提案人的解释和答辩都全部记了下来。朱英培见我振笔疾书，走到记录席一看，不禁皱起了眉头，他返回会议席后写了个条子，交主任秘书万泽霖转给我，原来是叫我不必详记，只记决议就行了。散会后，我对万说：“记详细点，一方面准备主席查询，一方面写新闻报道，内容丰富生动，岂不更好?”万说：“老弟，你还年轻，不知个中奥秘。写新闻报道，越概括越简单越好。过于翔实，会增加你的麻烦。”朱英培也一再叮嘱：“凡以省府新闻室名义发表的稿子，都必须送主任秘书过目，经审批后才能缮发。”于是，所发新闻稿件(本身就是经过筛选的)，再经过万主任的“隔筛”过滤，真是“精”得无以复加了。当时的报纸引不起读者兴趣，发行量不大，这恐怕是主要原因。
1949年8月初，恩施成立了“民语”通讯社。这是国民党湖北省府在1938年10月西迁恩施后唯一的一家通讯社，命名虽是“民语”，实质则是省府的传声筒。在时局紧张的当时，省府经费拮据，为何还要急于成立“民语”通讯社，而且每月开支百元现洋亦在所不惜呢?这还得从湖北省政府主席兼湖北省绥靖总司令朱鼎卿与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的矛盾说起。为了要达到某种目的，新闻机构竟起着妙不可言的作用。
这年7月20日前后，省主席朱鼎卿对宋希濂施加于湖北省府的压力已忍无可忍，命副官把朱英培和我叫到主席会客室。朱鼎卿说：“宋希濂挂着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的牌子，不驻川东，不驻湖南，专门霸驻鄂西，把持各县财粮不说，还骨里熬油，向地方筹集这样费、那样费，简直不要人活命了!王炎森，你是不是写篇稿子，在报上捅他一下?”
朱英培沉吟了一会说：“王秘书写稿，以省府新闻室名义发出，怕不妥吧?”“有什么不妥?让重庆报纸揭揭宋希濂的底，也让中央了解川湘鄂边区绥署的作为。”朱鼎卿犹有余忿，重重地捶了一下桌子。“我是怕从此更加深了省府与绥署的矛盾。”朱英培小心翼翼地回答。
“难道就忍气吞声，甘为鱼肉?”朱鼎卿恨恨连声。
我说：“发稿是可以的，有办法不用新闻室名义。”
朱鼎卿当即问我用什么办法。我说：“武汉撤退后，原在武汉的新闻机构，有的瓦解了，有的撤至重庆了，恩施目前连个新闻通讯社都没有。我们不如邀些社会名流，组织个通讯社，由通讯社向各报发稿，名正言顺。若是宋希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查抄通讯社，省府还可出面保护，或是暗中助我潜往重庆、成都，再去发稿。那时省府可以把责任推向我个人，从而避免双方正面冲突。”
朱英培说：“这办法倒是可行。可是组织通讯社，须得向内政部申请登记，直待颁发新闻登记证后，才能凭登记证注册字号发稿，否则各报不会采用。”朱鼎卿说：“现在内政部也正在撤迁途中，一片混乱，谁来给你签证?即或专人前往办理，找熟人，走门路，也得个把月，那时宋希濂把鄂西都榨干了。”
正说话间，副官在门外报告：“刘处长(刘当时是湖北绥靖总部第二处处长）谒见主席。”朱叫他进来，命坐后仍继续谈发稿的事。刘庄如插嘴说有现成的登记证，是上半年他在沙市时办的，名称是“民语”通讯社，向内政部登记时发行人是用他的名字，刚把登记证领到手，就调到了恩施，现在正好可派上用场。朱鼎卿认为很好，并且非常欣赏“民语”两字，当即决定由我当总编辑，负责组办“民语”通讯社，并给100块现洋作开办费，嘱咐争取在8月初发稿。至于社长、编辑、记者和各县的通讯员，都是我拟出名单后由朱英培核定的。刘庄如虽是发行人，却从未过问人事。李子尚也只挂个虚名，请他当社长的目的，只不过是因他是恩施县参议会的议长，今后经费若有困难，由他出面筹集。
我立即揣度朱鼎卿的意图，写了篇《湘鄂边区见闻》，报道宋希濂在湘鄂边境作威作福，无视地方政府，鱼肉百姓，民怨沸腾的情况。恰好8月初朱鼎卿赴渝述职，此稿便交给他的随从副官带至重庆，并邮寄广州、成都、昆明、桂林各地。此稿是否发往中央通讯社，朱鼎卿和朱英培意见不一。朱鼎卿认为稿子以“民语”通讯社名义径发各报即可，不必发往中央社，因中央社的审稿人为了顾全大局，必然专门通知各报，阻止刊载。朱英培却说：“就是要中央社的审稿人知道，若审稿人是‘中统’的，则稿件上达更快。”
从两人谈论中，我领悟到朱英培的意图，作为代理秘书长，处事果然细心谨慎，在关键时刻掌握分寸。这篇稿子若果真在各地报纸刊出，朱、宋矛盾将更加尖锐，万一蒋介石认为影响大局，追究起来，省府终难逃脱咎责。写篇稿子，制造舆论，发往中央社，由中央社扣下来，既能上达下情，又能间接转知宋希濂，使其有所顾忌，稍加收敛，岂不两全？我领会了这个意图，便对朱鼎卿的随从副官说明，请他一到重庆，就把稿子送往中央社，3天以后再发给各报。后来各报果然均未刊登。
一周以后，宋的新闻处长通知我：“在‘戡乱’期间，‘民语’社的稿子必须送绥靖公署新闻处审核，不要径自发出。”我心知语有所指，便说：“所发稿件，都已送经湖北省绥靖总司令部刘处长审核，没有问题。”他见我态度傲慢，有恃无恐，瞪了两眼，也莫可奈何。这就是官方御用新闻机构的玄妙。（转载《湖北文史》总第八十六辑，本文作者王炎森，时为“民语”通讯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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