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活

2014-09-15 21:4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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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5月4日，我与同在汉口中学读书的两名女同学高照英、袁媛，组成一个知青小组，从武汉乘车到随县（今随州市）环潭区河武公社钢强大队第六生产队插队落户，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活。?
　　对于我们这些长期生长在大城市的青年学生而言，农村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天地。刚到那里时，我们有许多不适应和不习惯的地方。首先是居住条件差。到大队后，早已等在那里的第六生产队队长随即就把我们领到生产队，将我们安顿到一间农户废弃不用、堆放过杂物的两通透的土砖房里。
　　房中只有三张农村老式的木板单凉床、一个摇摇晃晃的小方桌和三把用松木制作的小靠椅（看得出来是从农户家中收来的）。房子进门的左侧位置打了一个双锅柴灶，灶边放着一口水缸和一担水桶，房子右边靠墙放着三人用的锹、锄、镰刀、框子等农具。看到这些，我们三人心里都酸酸的，不知是什么味道。其二是语言不通。记得我们到生产队的当天晚上，生产队在稻场里开了一个欢迎我们的会，来了很多人（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这个生产队是大队人口最多的一个生产队，有600多人）。大队干部、生产队长、贫协组长等，都在会上都讲了欢迎我们插队落户的话，可我们一句也没有听懂。但为了表达我们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态度，我们还是不住地点头。?
　　到农村不久，我们闹过一些笑话，出过一些洋相，比较典型的有两件事。一是因分不清阶级阵线而帮错了人。在城里时，我们从书本和电影中知道了贫下中农生活很苦，吃的是粗杂粮，穿的是打补丁的衣裳，而地主富农吃的则是白米鱼肉，穿的是绫罗绸缎。到生产队后，虽然贫协组长专门给我们上过阶级教育课，但因为我们听不懂他们的话，也就没有搞清楚生产队里哪些人是管制对象。我们找了一个双目失明，衣着破烂的老太婆作为帮助对象，帮她挑水并送了一些衣物。一天，贫协组长把我们找了去，说我们敌我不分，帮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做事，贫下中农对此意见很大。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贫协组长告诉我们，说这个老太婆是个富农分子，其子女为了与她划清界线，都不与她来往，她只得一个人孤苦地单过后，我们才恍然大悟。这件事后来在我入党时，还被贫下中农代表作为我阶级立场不稳的问题提出来过。二是分不清物为何用而导致常常饿肚子。大自然中生长着许多可以食用的植物。农村青年采集那些可以食用的野生植物来填肚子，我们则不行，粮食不够就只能以水充饥，饿得头昏眼花是常有的事情。一天，队里一个青年告诉我们，说他吃了一顿“下水”，可香了，问我们想不想吃。我们说想吃。他说，那你们到河的下游挑水回来做饭就行了。听后，我们就傻呼呼地走了很远的路到河下游挑水回来煮饭。第二天，大家听说我们真的到河下游挑水煮饭后，都笑得在地上打滚。随后，他们中的一个青年告诉我们说“下水”是猪肠子，洗净后煮着吃当然好吃……这时我们才知道是被他们捉弄了。?

　　农村生活很苦也很单调。吃饭问题则是我们到农村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到队的第一天是生产队派饭吃，第二天是生产队妇女队长教我们做饭，第三天我们就得自己做饭吃。当地烧的柴火灶，我们不会使用，把一把茅草点燃放进灶里后，赶紧再往灶里添柴，结果由于茅草压着茅草，缺乏空气，不一会，火就熄灭了。三个人手忙脚乱地忙活了半天，最后终于把饭做好了。但揭开锅盖一看，做成的饭上面是生的，中间是夹生的，下面是糊的，很难吃。当时，我们吃菜也很困难，头几天由生产队在农户家收菜送给我们，过了几天队里就不送了，让我们自己想办法。那时，农民除拥有一块极小的自留地种菜自己吃外，根本就没有富余的菜；即使有，也要用来喂猪，根本没有谁拿出来卖——他们也不敢卖，因为谁卖谁就是搞资本主义，会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的典型而批斗。因此，我们买不到什么菜；长年累月，只得在公社供销社买咸萝卜当菜吃。?
　　那时农村没有电，照明用的是煤油灯；煤油和火柴都是限量供应，煤油用完了晚上就会摸黑。所以我们晚上总是尽量缩短点灯时间。?
　　那时的农村也没有报刊杂志，更谈不上广播、电视，唯一的信息传递渠道就是公社自办的“土广播”。每天早晚，公社广播员用地方话播报当地新闻、农事生产进度、会议通知等，随后播放革命歌曲。晚饭后，是我们三个人最幸福的时刻：我们拿着小椅子坐在门前，或听听广播，或讲讲笑话，或唱唱歌曲，用以消除白天劳动的疲劳。我们唱歌时，生产队的不少年青人常常会到我们这里听我们唱，有时我们也教他们唱。后来，我们大队四个小队的10名武汉下乡知识青年，一起向大队要求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以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大队干部看我们热情这么高，就同意了。文艺宣传队队员以下乡知识青年为主，也吸纳了部分爱好文艺的农村回乡青年，我被推为队长。大队特批文艺宣传队每周脱产半天集中排练节目，主要是教唱革命歌曲，学演革命样板戏，排编“忠”字舞，将大队范围内的好人好事编成节目。文艺宣传队经常到各生产队轮流演出，很受群众欢迎。尤其是晚上演出时，不少青年和学生随着文艺宣传队赶场，跟着我们学唱，十分热闹。一时间，沉静多年的乡村活跃了起来，我也因此被大队、公社看中，下乡三个月后，即被任命为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和女子民兵连长；当年底还作为知青代表，出席了襄阳军分区召开的民兵代表大会；同时被随县树为知识青年标兵；第二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环潭区第一个入党的下乡知识青年。?
　　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培育出来的儿女，有着许多优秀的品质，他们传承着我们民族许多优良传统。只要细心地去品味，认真地去体验，就一定会有很多收获。?

　　真实为人、真心待人，是农村人具有的传统品质。就是这种“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得简单，问题的处理彰显公正。这里的亲情、友情和关爱之情，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刚到农村，我们种菜苗不活，养猪猪不长（买了一头90斤重的猪，喂了一年后反掉膘20斤，杀的时候毛重还不足70斤）。生活上也不会安排，有就饱食一顿，没有就饿肚子；每个月总有那么两三天不是无米就是无油。生产队的大妈、太婆们知道我们无米无油时只好饿着肚子硬挺后，就自发地排着班给我们送米、送馍、送菜。我们生产队地处丘陵，只长茅草。老百姓做饭用的柴，一靠到生产队分的茅草山上砍茅草，二靠冬天到很远的大山里买山柴砍后堆放到第二年挑回来烧。我们知识青年做饭只能靠砍生产队分的柴山上的茅草。有一段时间，高照英、袁媛两人因事回了武汉，知青组就剩下了我一个人。一天上午，我见中午没有柴做饭了，就一个人拿着镰刀到柴山上去割茅草。柴山上有的地方茅草长得实在太矮，手根本就抓不住，只能贴着地面砍。不一会我就腰酸背痛，筋疲力竭，手也被镰刀砍破了，临近中午也没割到多少茅草。我痛、饿、累交加，看着流着鲜血的手指，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接着就顺势躺在山坡上不想动了。不一会，忽听到柴山的另一面坡上有人声和砍柴声，我跑过去一看，原来是生产队十几个年轻人正在团小组长邱子新的带领下忙着帮我砍柴。一问才知道，隔壁大妈看我中午没有回家，又是孤身一人上山砍柴，她不放心，就告诉了生产队长；生产队长就让队里的团员们上山来寻找我……从那以后，生产队的团员们，在砍柴的季节，就会自发地聚到一起帮我们把柴砍好并挑回来堆放好。就是这种无私的大爱，伴随着我度过了那艰苦的知青岁月，影响着我对人性的领悟。?
　　我下乡时期，正是全国农业学大寨、推广科学种田和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时期。随县当时推广科学种田具体体现在粮棉种植的精耕细作上。粮食方面，主要是在早稻栽培中改用秧耙推秧草为用手抓秧草，理由是早稻秧苗根浅苗小，用秧耙推草对稻苗损伤比较大。这种用手抓秧草的做法后来发展到为使抓过秧草的稻田平整无坑而退着抓秧草。说实话，在所有的农活中，我认为这是最苦的。因为早稻季节早，下田干活，双脚泡在冰冷的水里会刺骨一样痛；再加上弯着腰在田里抓草，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不说，且十个手指头都会充血；一季秧草抓下来，手指头没有一个不被磨破的。那种痛的滋味让人懂得了什么叫“十指连心”，现在回想起当时那种痛时，还让我心中打颤。稻谷高产除了品种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要保持适当的密度和通风，因而牵绳插秧也就被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被广泛推广并运用开来。如果说为了保证当时规定的稻苗5寸×3寸的行距和稞距，牵绳插秧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后来发展到搞田与田的行距相通，继而发展到一畈田、一冲田，甚至几冲田的行距都要相通，就明显地是在搞花架子了。我们生产队有不少的小冲田，为了在检查时能看到整齐划一的场面，我们拿竹竿当标尺，站在高处将几冲田上下左右对起来定位。至于棉花的科学种植方面，主要是开展棉花姑娘运动。就是组织有一定文化基础、有比较高的思想觉悟、能吃苦耐劳的女青年种棉花试验田。1974年，随县引进了“鄂棉六号”棉种试种，一个管理区一斤种籽，交由一名棉花姑娘种。因为我是随县知识青年标兵，环潭区就指定由我来种棉花试验田。从整地下肥，打营养钵播种到移栽，从间苗松土到防虫治病等田间管理工作，全由我一人边做边记录，别人都不能帮忙。那时，种试验田的棉花姑娘都很辛苦，生产队集体农活不能不参加，试验田的活只能利用收工后的早中晚时间来做。别人还在睡觉时，我就得早早来到试验田里去间苗打杈；别人在家中午休时，我又顶着骄阳到试验田里除草、打药、松土；晚上别人进入梦乡后，我还得顶着星星就着月光在田里捉虫……一年下来，人瘦了一圈，一米六五身高的我，体重却没有超过一百斤。在我的精心管理下，棉花试验田单产高于生产队普通棉田40%以上。第二年，生产队用我在试验田里培育出来的棉籽进行了大面积种植，效果不错，棉花单产在上年基础上增产了20%以上，老百姓十分高兴。?

　　开山造田、兴建水利工程是农村冬季的主要农活。1973年，环潭区在河武公社国光六队所在地动工修建一座水库——民建水库。全区组织了6000个劳动力上水库工地，河武公社作为主要的受益单位，几乎是倾巢出动，上了1800个劳动力，而且担任最艰苦的修水库中心墙任务。我也到了水利工地上，在营部（工地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公社为营，大队为连，生产队为班）当宣传员，负责全营的宣传工作。宣传员不能仅仅坐在营部写稿子，必须与大家一块干，在干的过程中发现好人好事，在干的同时收集各连工程进度情况，然后利用休息时间编稿子交指挥部广播室播出；此外，我们还要在大家劳动中间的休息时间用土广播进行现场宣传。宣传员工作十分辛苦，要同民工一起劳动，不然就收集不到生动的素材，况且别人劳动时你在那里喊广播，很快就会被其他年青人轰下去。因此，在水利工地上，我样样活儿都干过，打炮眼、点炮、撬石头、拉板车……真正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坭。在水利工地上，从普通民工到连、营干部，到指挥部领导，都对我赞赏有加。12月份，指挥部把我调到指挥部任副指挥长，负责全工地的妇女工作和宣传工作。?
　　1973年5月到1975年2月，是我知青生活的全部。虽然时间不长，但我从农民、农村干部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在农村得到了锻炼，磨练了意志，增长了才干，也体验到了人生之真谛，为我后来的成长打下了良好基础。应该说，是知青生活造就了我。（转载《湖北文史》总第八十七辑，本文作者袁顺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