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将杜义德

2014-09-15 21:4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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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将，顾名思义，首先是指知名度很高的将领；此外，名将还必须是在军事上有建树的将军。难得的是，杜义德就是这样一位知名度很高，又在军事上颇有建树的将军……

　　一、从鄂豫皖到祁连山，杜义德几乎经历了红四方面军的所有重大战役战斗
　　1912年5月，杜义德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木兰山区一个贫农家庭。由于家境贫困，他只读了8个月私塾，早年生活艰辛：给地主放过牛，跟哥哥打过工，到武汉当过学徒。1927年春，在北伐战争势如破竹之时，他回家乡参加了农民赤卫队，拿起武器保卫农民革命的果实。

　　1929年，又是春暖花开时，这时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杜义德和家乡的100多个赤卫队员一起参加了红军，被编入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第四大队，担任宣传队长。从此，能说会道的杜义德，每天就带着战士翻山越岭，到周边的村子里去进行宣传，为红军筹集给养。当遭遇下乡“清剿”红军的少量国民党军时，他就带着战友们狠狠地“敲”它一下。从小在山区长大，走惯了夜路的杜义德被战友们称作“夜老虎”，他摸着树皮的厚薄就能辨别南北。领教过杜义德厉害的敌军，称他为“尖黄陂”。
　　1931年底，红四方面军这面大旗飘扬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倒水河畔，杜义德是方面军主力红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第三营营长，成为中层指挥员。在残酷的斗争中，杜义德鼻翼留下了一块疤痕，花生米大小，自谓“生死疤”、“光荣疤”，这是一次与敌人拼刺刀留下的。当时，敌人的刺刀已经捅到他鼻翼，他一发狠竟然后发制人，一刺刀捅进敌人的太阳穴，把敌人当场捅死！当领导后，他经常指着自己的鼻子发动战士：“什么叫你死我活，这就叫你死我活。我不坚决捅死他，他就坚决捅死我！”凡受领作战任务，杜义德“坚决”不离口，或曰：“坚决执行命令”；或曰：“坚决完成任务”；或曰：“坚决克服困难”；或曰：“坚决消灭敌人”。这么一来二去，他就有了“杜坚决”之绰号。在战火的熏陶中，杜义德很快成长为红四军第十师第二十九团政委。

　　徐向前带兵有道，治军有方，反复指出练兵的内容：一练胆量，二练技术，三练战术，四练行军，五练作风。在他的严格要求和培养下，杜义德所部形成了“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在战场上显示了强大的威力。
　　1933年6月、1934年12月，在反四川军阀“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胜利后，徐向前利用战后相对稳定的时机，各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大练兵和整训运动。为此，红四方面军总部专门印发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军事知识研究》、《步兵基本动作》、《追击要点》等军事教材，供各级指挥员学习。由他主持制定的《军事教育计划大纲》，对营以上干部要求：“（1）研究作战经验——注意方法；（2）研究作战原则——读军事文件，多讨论，有疑即问；（3）野外战术作业——演习指挥方法，锻炼迅速判断情况与下定决心；（4）机会学习与训练——行军学习时研究行军，利用各种实际机会来学习与训练；（5）图上作业与沙盘战术（即沙盘上作战术演习）。”在徐向前的严格要求下，已经“有勇”的杜义德进一步向“有谋”迈进。

　　1936年春，24岁的杜义德升任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政委，成为红四方面军中的后起之秀，但仍然难改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脾性。一次，他看着部队久攻敌城不下，一着急跳出战壕带头往上冲，敌人一颗子弹把他“送”进了医院。这次伤愈后，杜义德调整到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担任政委。临别之际，他还传出一则轶事……
　　军长余天云对杜义德说：“你要去三十一军了，得把三十军的枪留下。”杜义德心里清楚得很：余天云八成是看上自己那支20响快慢机驳壳枪了。

　　与枪杆子为伍多年，杜义德怎么可能把自己用惯了的宝贝交出去？他气呼呼地说：“枪是我从敌人那里缴来的，凭什么交给你？”
　　余天云说：“枪是三十军的，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这一较劲儿，杜义德也火了：“这枪是红军的枪，怎么就是你三十军的枪？老子豁出去不当这个师政委了！”最终，在张国焘的压力下，他的枪还是被余天云强讨去了。据说，毛泽东曾点评过此事：“杜义德不交枪，这是对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也出路线，把枪随随便便交给错误路线，那是会犯错误的。在这一点上，义德同志是有斗争的！”

　　1936年10月下旬，时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第四局局长的杜义德，随西路军西渡黄河，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路线的西征任务。次年1月28日，西路军实力消耗过半，杜义德临危受命，兼任只有400余人马的骑兵师长，以大刀、刺刀、长矛为武器，与西北马家军拼搏。3月中旬，西路军最终失败，剩余部队编成左右两个支队行动，杜义德与副总指挥王树声被一起编入右支队进入祁连山，艰难地向延安方向转移。
　　1937年6月，农历端午节前后，杜义德一行人靠着吃草根、喝雪水、沿途乞讨，终于越过了祁连山最后一座山峰并顺利地过了河，遇到了红军总部为援救西路军组建的“援西军”……

　　二、深受毛泽东、邓小平教诲，从抗大出来的杜义德成为“一二九师人才作坊的老板”
　　回到延安后，李富春首先找杜义德谈话：“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你也不要有太多的顾虑。但是，四方面军也确实存在着张国焘的影响。你作为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高级干部，要带头认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的损失是重大的。过两天，毛主席要见见你。”
　　那天，杜义德忐忑不安地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一进门，毛泽东放下手中的书，请杜义德坐，还给杜义德递了一支烟，接着他郑重地说：“西路军打得很英勇，西路军大多数同志都是好同志，当然包括你啰。”
　　听毛泽东这么说，杜义德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毛泽东继续说：“义德同志，男儿有泪不轻弹嘛！我知道你杜义德，打仗是员猛将，你会打夜仗，还是‘夜老虎’呢。”
　　杜义德斗胆说：“主席，我们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瞎领导，没有和主席一起北上，南下走了一个大弯路，损失不小。这次西征，更是兵败如山倒。”

　　毛泽东站起来，大手一挥：“这不是你们的责任。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苦战，不怕牺牲，打了不少好仗，可歌可泣。问题嘛，出在张国焘那里。张国焘到毛儿盖后，要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的路线，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分裂红军，另立中央更是最大的污点。”
　　杜义德表态：“主席，您放心，今后我们不会离开党中央了，坚决听从党中央和您的指挥！”
　　毛泽东欣慰地笑了：“杜义德，你才20多岁，来日方长，要好好学习。我看，你是不是去住一段学校？”
　　杜义德站起来说：“主席，还是让我去前线打仗吧。”

　　毛泽东笑了，说：“仗是有得你打的。学习不是撤职，是为了更好地打仗。现在正在酝酿国共联合抗日，今后的对手是更加凶狠的日本鬼子，会有你用武之地的。”
　　杜义德红着脸说：“主席，听您的。让打仗就打仗，让学习就学习。”
　　毛泽东温和地说：“那好，我看你就去抗大住一段时间吧。”
　　杜义德抗大一住就是两年多，系统学习了毛泽东的军事、政治路线，军政水平大见提高。1939年9月初，毛泽东发话：让杜义德到八路军一二九师65工作。杜义德如同猛虎出笼，从延安抗大来到抗日前线，就想在战场上与日军大干一场。

　　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找他谈话：组织上决定，你到师随营学校担任副校长。刘师长虽然兼任校长，但因忙于前线指挥，无暇过问学校事宜，因此决定你全权负责。
　　杜义德是个组织观念极强的人，马上表示：“组织上决定了，我去试一试。不过，请师长、政委放心，我一定坚决努力工作。”

　　刘伯承满意地点了点头，说：“这才像个样子嘛！”
　　邓小平卷起一支烟，缓缓地吸了一口，幽默地说：“不愧是‘杜坚决’啊！第6期学员快要毕业了，要准备招收第7期学员，工作任务很重。你去随营学校以后，一定要发挥党组织的作用，抓好学校的建设。学校是培养干部的熔炉，首先要提高学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加强革命意志锻炼。其次要加强军事教育，提高组织指挥能力。一定要学员放下架子来学习，昨天是指挥员，今天是学生，要过战士生活，特别要守纪律。总之，学校的一切教育都是为了对敌作战，都是直接为革命斗争服务。”许多年以后，杜义德回忆说：“邓政委当年的嘱托，其实也是他老人家‘治军必治校’的一贯思想方法。”

　　1939年9月下旬，杜义德到了山西黎城县以东的东黄村师随营学校报到，学校政委袁鸿化、参谋长姚继鸣、主任余一元都到校门口迎接，袁政委握着杜义德的手说：“你在抗大学习工作过，打仗办学都有经验。以后，随营学校的工作，可要多靠你了。”
　　就这样，杜义德全身心地投入到随营学校的工作之中。
　　随营学校学员来自一二九师各部队，大都是从前线来的，有老干部也有新干部。当时，正在开办第七期，共招生2100人，“2000多人初到学校，什么样的想法都有，思想比较复杂，如认为进学校学习不如在前线打仗光荣等。”（杜义德语）

　　对于杜义德来说，上前线打仗他驾轻就熟，而办学校却是头一回。不过，他是个有心人，很快就摸索出一套办学方法。学员中大多是文盲、半文盲，他就首先找人给学员们扫盲，教授语文和算术。语文从认字开始，逐步达到阅读报纸、写日记；算术，则要求学会加减乘除法。对成绩好的学员，他指示奖给香皂、纸、毛巾等用品。
　　在军事学习上，学员来自前线，杜义德就让他们把各自战斗中的生动实例拿到学校来，加以总结提高；学员们理论水平普遍不高，杜义德就将校长刘伯承写的《抗日游击队四个基本任务》、《抗日自卫队三个基本任务》、《论游击战争与运动战》等军事著作当作教材，结合实际教授。主持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是杜义德在抗日战场的“练兵”，是他抗战生涯的重要一笔，当年他的学生称他是“一二九师人才作坊的老板”。

　　三、作为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杜义德在冀南大地的“演武”战绩非凡
　　1940年秋天，为粉碎日军对华北全面进攻，八路军发动了“百团大战”。这个时候，刘邓首长派杜义德前往冀南地区，担任一二九师新四旅副旅长。他到职后首先投入“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战斗，率部破击德石铁路以及邯郸至大名公路，并消灭了沿路和沿线的许多日军、伪军。
　　1941年5月，杜义德被任命为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次年3月又兼任冀南区二地委书记，全面领导分区的抗日斗争。也许是日军想挑战一下初来乍到的杜义德，他们对第二军分区下手了。

　　1942年4月29日凌晨1时多，情报人员报告，发现日伪军异常集结。上午10时左右，军分区机关和区党委、行署机关及各部队被敌人压缩到十二里庄一带，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这就是鬼子蓄谋已久的“4·29铁壁大合围”。为了这次“大合围”，日军共调集1万余人及大批伪军，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统一指挥，企图彻底摧毁冀南抗日根据地，第二军分区更是进攻重点。就在最危险的关头，狂风大作，尘沙飞扬，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使天昏地暗，能见度不出十步，敌我双方都觉得仿佛一条黄龙从天而降。敌人无法出击，只能在碉堡里胡乱地向外开枪。由于天气帮忙，杜义德率部队成功突过了第一道封锁线，但是危险并没有解除。在马头镇，部队再次遇到敌人合击，一颗炮弹落在杜义德坐骑边。杜义德反应很快，从马背上一跃而下，战马被炮弹击中，一块弹片扎进杜义德的左大腿内侧，他咬牙拔出弹片，鲜血立即染红了军裤，旁边的战士赶紧用绷带给他包扎。

　　为了节省有限的弹药，眼看着日寇越来越近，杜义德一声令下率先端起刺刀，跃到鬼子面前，大吼一声，刺向鬼子的胸口。随即，他从毙命的鬼子身上撕下一块布，缠紧身上的伤口，又扑向下一个敌人……在他的带动下，部队硬生生地冲出一道缺口，成功转移。
　　1942年全年，包括第二军分区在内的冀南部队共进行大小战斗2500余次，平均每天7次；1943年2月里，28天共进行战斗270余次，平均每天9次。战争的残酷和惨烈，由此可见一斑。

　　冀南地处平原，没有大山、森林和湖泊，缺少游击战可以利用的险要地形。“青纱帐”未起或已落的季节，部队开展行动就更加困难。“在最困难的时候”，杜义德回忆说，“甚至只要能够保存自己就是一种巨大的胜利。”
　　1943年起，冀南地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先是大旱8个月，接着又是蝗虫灾害。这时，日军加紧对八路军冀南军区的进攻，第二军分区的斗争自然也陷入困难局面。“局势对我方十分不利，但我们已经有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一方面机关精简整编、发展生产，另一方面更加灵活地与敌人斗争。” （杜义德语）杜义德领导第二军分区组织了7个武工队，共63人。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的活动马上就起到了神奇的作用。

　　夜晚，武工队靠近敌人碉堡后，把宣传品和标语扔进去，还把已经投诚的伪军编成组喊话，利用认识的老乡或同学做工作，瓦解伪军工作成效明显。武工队还在伪军中建立了“耳目”，日军一旦准备“扫荡”，第二军分区就能及时得到消息。军分区部队经过敌人据点的时候，就有伪军中的“耳目”放行。一次，第二军分区副政委李定灼在日军的突袭中受伤被捕，立即有“耳目”通报说李定灼被暂时关押某据点里。杜义德听说后组织武工队营救，伪军中的“耳目”做通了看守的工作，合力救出李定灼。
　　对于顽固不化的汉奸，杜义德指示武工队坚决予以镇压。结果，武工队摧毁了第二军分区内绝大部分敌伪大乡组织，破获了隆平县（今属隆尧县）全县的特务网，击毙特务汉奸29人，甚至把巨鹿县城的大特务、伪警备大队长王文珍也干掉了。这一来，有力地打击了汉奸的嚣张气焰。

　　瓦解伪军的同时，甚至日军也有被瓦解的。杜义德回忆说：“这一时期，日军向我投诚2人，逃亡24人，自杀9人。八路军控制了越来越多的村庄。日寇逐渐龟缩至大的据点中。”
　　1945年春天，杜义德吹响了第二军分区对日反攻号角：5月初，率部连克南宫、新河两县城；6月，配合冀中军区发起子牙河战役，攻克日军据点多处；至8月底，解放了冀南大片的土地和人民。作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杜义德在冀南大地的“演武”战绩非凡，并锻炼了独当一面的战略领导能力。

　　四、联合指挥定陶战役攻坚，让毛泽东感到“甚好甚慰”，并将其列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典范
　　1945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以太行六分区机关及直属队等部为基本力量，组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任命王近山为纵队司令员，杜义德为纵队政委。不到一年，第六纵队“主演”的一场大战，就让毛泽东在10天时间里连续发出3份电报、指示，对晋冀鲁豫野战军予以嘉勉——1946年9月7日电报，“庆祝你们歼灭第三师的大胜利，望传令全军嘉奖”；9月8日电报，歼灭国民党军第三师的战果，“甚好甚慰”；9月16日发出指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将歼灭第三师列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典范。这个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带来盛誉的“歼灭第三师的大胜利”，就是以第六纵队担当主攻的定陶战役。在江泽民题写书名的《杜义德文集》中，杜义德本人评价定陶战役说：“这是一次漂亮的速决战、歼灭战。”

　　1946年夏天，国民党军为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共纠结了30万人马，兵分东西两路挤压过来，而晋冀鲁豫野战军只有5万余人，双方兵力对比是61。是退回太行山，还是坚持在鲁西南战斗，摆在刘邓大军前面的路只有两条。刘伯承、邓小平召集手下战将开会，这是一次艰难抉择的会议。
　　邓小平走到地图前说：“我考虑有两个方案，一是暂时避开敌人的锋芒，将我主力迅速撤到黄河以北休整一段时间，尔后再寻机南下歼敌。这个方案，从我们这个局部情况考虑，是比较有利的。但是，这样一来，势必增加对陈毅、李先念部的压力，对全局不利。二是我们咬咬牙关，再打一仗。这样，我们的包袱会背得重一些，但陈毅、李先念他们那边就轻松多了！我的意见是以第二个方案为好。”

　　刘伯承一笑，幽默地说：“蒋介石是饭馆子战术，送来一桌还不等我们吃完，又送来一桌，逼着我们吃。来而不往非礼嘛，既然送来了，我们就放开肚子吃吧！”
　　然而，会议气氛十分反常。除了两位首长一唱一和外，参加会议的各纵队司令员、政委都沉默不语，一声不吭。
　　邓小平扫视了一遍各纵队司令员、政委后，说：“如果不打，我们回太行山去！”
　　刘伯承不再幽默，而是严肃地接过邓小平的话题：“回太行山，敌人还允许不允许我们回去呢？”
　　各纵队司令员、政委们，有的抽烟，有的低着头。他们确实不好表态啊！兵力悬殊太大了！刘邓大军只有5万人，可敌人压过来的足足有30万人啊！

　　这时，一个人霍地站了起来，铿锵有力地说：“我主张打！”
　　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打破了僵局：“我和杜政委商量过了，我们纵队打，我们六纵，比起二纵、三纵、七纵来，是个年轻的纵队，拿我们去和敌人拼，是值得的！只要主力纵队能保存下来，晋冀鲁豫解放区就能坚持，就能取得最后胜利，因此，就拿我们去拼吧！”

　　王近山继续亢奋地说道：“我们先打，如果纵队打得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老杜当旅政委；打剩一个团，我当团长，老杜当团政委；打剩一个连，我当连长，老杜当指导员。全纵队打光了，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乡亲们！”
　　全场肃然。这时，坐在王近山身边的杜义德站了起来，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杜义德没有说话，他无需说话，只要紧紧地站在王近山身边，就足够了！一对主官，能够站在一起，是多么重要啊！

　　邓小平激动了，手往前一指，说：“我支持你，你打！”
　　“政委说了算，你打！”刘伯承站起来，走到地图前，指着地图说出了他对这次大战的构想：“西路之敌，数量虽多于东路，但多为杂牌军，只有赵锡田的整编第三师是唯一嫡系。赵锡田毕业于黄埔一期，与刘峙有师生之谊，所率整编第三师号称‘能攻善守，所向披靡’。只要集中优势兵力将其歼灭，其他几个师都不会拼死救援。这必将沉重打击敌军的士气和战斗决心，粉碎敌人的攻势。”显然，刘伯承、邓小平的想法是，运动歼敌，“不打最弱的，捡最痛的打。”会上，刘邓决定，由王近山、杜义德联合指挥战役攻坚。

　　这样，从1946年8月23日开始，赵锡田沿着王近山、杜义德的脚步，一路进攻，一路“取胜”，“渐入佳境”，直到9月3日晨被诱至定陶以西的大杨湖地区。这时，赵锡田还不知死活地狂妄吹嘘：“我三师乃总裁王牌之首，所向无敌。”
　　然而，美梦陡然变成了恶梦。9月3日晚22时30分，信号弹划破了大杨湖的夜空，第六纵队以3~4倍于敌军的优势发起了总攻。经过3天硬碰硬的血战，王近山、杜义德以全部预备队投入为代价，终于在大杨湖西南方向撕开一个缺口。这时，赶到第六纵队指挥所坐镇指挥的刘伯承高兴地说：“好啊，这一下赵锡田站不住脚了，赶快咬住他，别让他跑了。”7日，躲在汽车底下冒充“军械主任”的国民党中将赵锡田被生俘，战士们把他带到杜义德面前，杜义德笑着对他说：“前些天你一直追着想见我，现在得偿宿愿了吧。”定陶战役活捉赵锡田，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首次啃下蒋介石的王牌部队，王近山、杜义德名震全军。

　　五、全权负责第六纵队军政事宜，指挥强渡汝河之战让刘伯承赞不绝口：“这一仗打得好！这一仗打得好！”
　　1947年6月底，在司令员王近山养伤期间，杜义德担负起第六纵队军政指挥职责。一次干部会议上，刘伯承表扬杜义德：“杜义德是政委兼司令，司令兼政委，才兼文武。”是时，干部文化低，不懂“才兼文武”为何意，刘伯承又解释曰：“才兼文武，就是能文能武，既能指挥打仗，又会做政治工作。”
　　身为一代战将，杜义德最大的特点是勇猛，善打硬仗恶仗、善擒劲敌悍敌。杜义德自信地说过：“刘邓大军中，最受欣赏的是我们六纵。再艰难的战斗，再强大的敌人，只要六纵出马，准能打下来。”那时候，邓小平常说：“六纵就是能打。”第六纵队得此盛名，也受到了敌人格外的“器重”和关注。千里跃进大别山期间，国民党一份被截获的电报这样说：“要找刘邓，就找六纵。”

　　在杜义德的记忆里，最艰难的一次行军就是千里跃进大别山了。对于这场揭开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序幕的大进军，邓小平曾经对杜义德说过：“我们庞大兵团脱离后方进攻作战，是不让蒋介石把我们家里的坛坛罐罐打烂，而把战争推到蒋管区去。我们晋冀鲁豫野战军好似一根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战场两头，我们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就愈有利。”
　　1947年6月底，为了以最大的勇气夺得渡河作战的胜利，肩负军政全责的杜义德再三嘱咐所辖十六旅旅长尤太忠、十八旅旅长肖永银：“争取偷渡黄河。偷渡不成，立即转入强渡。渡河后，如敌建制尚未打乱，应稳扎稳打，巩固滩头阵地；如敌建制已被打乱，就应不顾一切猛插猛追，迅速抓住敌人，予以各个歼灭。”
　　以后的作战过程，完全应验了杜义德的意见和部署。强渡黄河后，他们在盛夏雨季中通过陇海线，穿越黄泛区，又连续渡过涡河、沙河、洪河，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形势越来越艰难。8月23日，部队抵达汝河时，危急的战机已经一触即发。

　　在汝河对面，是蒋介石嫡系的整编第八十五师、第六十四旅；在杜义德的后面，紧跟着国民党10多个师的兵力，其中3个师已经逼近到25公里处。此刻，刘伯承、邓小平正随野战军指挥部与杜义德的第六纵队相伴而行。一向沉着少言的刘伯承以少有的坚决语气说：“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采取进攻手段，打开一条通路。要勇、要猛！”
　　这是一名杰出军事家对“勇者”杜义德的期望和要求。此后，“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句至理名言，一直铭刻在杜义德的精神和血液里。在刘邓首长的亲自指挥下，杜义德当即传令部队轻装，将带不动的野炮炸毁，将机密文件该烧的烧掉，部队端刺刀，准备血战。8月24日2时，十八旅旅长肖永银率先带领部队渡河，部队排成四路纵队，手榴弹揭盖，端着刺刀攻击前进，打下一个村庄，又扑向另一个村庄，碰上敌人就打，打完又往前冲，迅速杀开一条长约5公里、宽约3公里的血路。另一方面，十六旅旅长尤太忠、政委张国传率部断后，掩护全军渡河。期间，尤太忠旅坚守大、小雷岗，血战一天，阵地多次失守，多次被他们拼命夺回，一直到最后一个人过桥，全旅伤亡了2000多人。

　　在杜义德部的掩护下，刘伯承、邓小平和野战军指挥所顺利渡过汝河，于8月24日下午到达彭店，刘伯承拍着杜义德的肩膀，高兴地说：“这一仗打得好！这一仗打得好！”
　　杜义德多次说过“小平对我好啊！”其言之切，其情之真，令闻者难以忘怀。杜义德回忆，解放战争中某天，邓小平与杜义德言：“你打仗很勇敢，是一员战将。对于一个军人来说，勇敢是军人最基本的素质和要求，但打仗光勇敢还不行，还要讲究战术。”杜义德说：“小平此话既是批评，也是希望，我受用一辈子。”

　　1947年4月，曾经盗掘慈禧墓的大盗军阀孙殿英困守的汤阴城外，杜义德的部队将一个口号叫得震天响：“多流汗、少流血”。汤阴城被孙殿英吹嘘为“固若金汤”，城外遍布暗堡、壕沟、鹿砦、地雷，构成了多层次的坚固防御圈。杜义德考虑到强攻必然会造成很大伤亡，便决心集中力量挖交通沟和地道逼近敌人。在“多流汗、少流血”的口号激励下，战士们冒着敌人飞机、大炮的干扰，经过连续10昼夜的艰苦努力，挖出11000米的地道，构筑了118个地堡和53个炮阵地，一直将攻城的出发阵地推进到孙殿英的眼皮底下。艰苦的准备工作，换来攻城的顺利和轻松。4月30日黄昏，杜义德下令开始攻城，到5月2日拂晓，孙殿英便在出逃途中被活捉，成为杜义德缚住的又一条苍龙。此战，是杜义德率部攻克的第一个设防坚固的堡垒，邓小平有言：“杜义德讲究战术了。”

　　六、从淮海战役到抗美援朝，杜义德名声越打越响，“具有了国际知名度”
　　“流汗和流血并非绝对的矛盾，它们有辩证统一的时候。1948年秋冬，淮海战役中把黄维兵团牵进包围圈，再对他层层剥皮的战斗就是这样的杰出例子。”杜义德如是说。
　　这次战斗的第一阶段是“牵牛”。为了割裂黄维兵团与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的联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命令杜义德部奉命将黄维的4个军11个师共12万余人牵制向西。在这场大规模的牵制行动中，杜义德强中示弱、弱中逞强、虚中实打、实中透虚，表现出高超的收束控制部队的技巧。他们打打走走，走走打打，打则打痛敌人，激怒敌人，走则腿脚奇快、神出鬼没。这种不即不离的态势，使敌人既打不上又舍不得丢。直到20天后，黄维才在蒋介石的严令催逼下悻悻调头东进，浪费了增援时间。此时，杜义德又指挥人马冒雨日夜兼程，赶到黄维之前扎紧了包围圈的“袋口”。杜义德动员他的部队说：“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恶仗，不惜以最大的牺牲去完成任务。”虽然如此，杜义德仍然一再告诫部队，要发挥善于迫敌作战的特点，力争付出最小的代价。

　　决心——最大的牺牲，目标——最小的代价，这就是杜义德的战场逻辑。战士们在敌人的火力威胁下，一锨一锨地构筑堑壕。先挖成卧射掩体，再挖成跪射和立射掩体，再相互串连沟通，组成壕沟网络，一直延伸到距前沿仅30米处。接下来，就是以血战为代价层层“剥皮”了。第一层皮，是击退敌人6次反扑后攻占李主楼和小周庄；第二层皮，是经过反复的拉锯战，逐街逐巷、逐户逐室地把敌人一步步赶出大王庄；第三层皮，是以白刃作战，杀退黄维亲手豢养的警卫团，攻下尖谷堆，将黄维的五脏六腑都抖落在第六纵队的刺刀前面。尖谷堆被攻克的第二天，黄维兵团就被全部歼灭。
　　1949年2月，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命令，中原野战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杜义德担任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同时兼任由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改编的第十军军长。在解放军首任军长行列里，这算是一个特例。因为大多数首任军长都是从“纵队”改称“军”后，由纵队司令员改任军长的，而杜义德却是由第六纵队政委改任军事主官的。当时，就有人言：杜义德才兼文武，这是刘伯承司令员说的。

　　直到今天，杜义德仍然认为，围歼黄维的战斗，是他一生打过的最痛快的一场战斗。至于最艰苦的一场战斗，他认为是朝鲜战场上的上甘岭战役。
　　1952年秋，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取得节节胜利，“联合国军”处境愈加被动。但是，时值美国总统选举和联合国第七届大会召开前夕，“联合国军”为适应政治斗争需要，谋求在停战谈判中的有利地位，并伺机夺取志愿军中部战线要点以改善防御态势，摆脱战场上的被动局面，遂于10月14日发动“金化攻势”，向上甘岭地区的597.8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实施进攻。

　　“金化攻势”由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J.范佛里特亲自谋划和指挥，进攻前，“联合国军”以为只需投入2个营的兵力，即可占领该两高地。进攻发起后遭到志愿军顽强抗击，遂陆续投入兵力，参战部队先后有美军第七师、第九师，共计步兵11个团又2个营，另18个炮兵营和170余辆坦克，出动飞机3000余架次，总兵力达6万余人。志愿军在上甘岭地区先后担负防御任务的部队为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任代司令员）、副政委杜义德指挥的第十五、第十二军。在战役过程中，志愿军又陆续投入大量兵力，有炮兵9个团各1部另4个营，有山炮、野炮、榴弹炮114门，火箭炮24门，高射炮47门，总兵力达4万余人。

　　上甘岭位于金化以北3公里，其北面的五圣山是朝鲜中部的门户和战略要地，在志愿军的正面防线中处于重要地位。为此，敌我双方在这片面积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反复争夺了43天。敌军每天集中优势兵力和猛烈的火力进行轮番攻击，共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掷炸弹5000多枚，将两个山顶的土石炸飞了近2米。在上甘岭战斗中，王近山、杜义德贯彻“坚守防御、寸土必争”的作战方针，依托坑道工事，坚决抗击“联合国军”的进攻。此役，志愿军第十五、第十二军打退“联合国军”营以上兵力冲击25次，营以下兵力冲击650余次，进行数十次反击，共毙、伤、俘敌2.5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270余架，击毁击伤其大口径火炮60余门、坦克14辆，最终守住了阵地。作战中，志愿军伤亡1.15万余人。上甘岭战役，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表明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对抗击强大火力的突击、增强防御的稳定性有着巨大作用。上甘岭之战，也成为世界战争史上作战地幅小、投入兵力多、持续时间长、战斗激烈程度之罕见的一次经典战例，涌现出了一批以孙占元、黄继光、胡修道为代表的志愿军英雄模范人物。经此一战，杜义德的大名走出了中国，“具有了国际知名度”，后兼任朝鲜东海岸防御指挥部副政委。

　　七、百战归来威名益著
　　从朝鲜战场归来，杜义德在中国军界的地位、威望不断上升。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5年夏天至1957年夏天，在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直接受教于院长刘伯承元帅；1957年10月至1959年9月，任解放军第三兵团政委；1959年9月至1959年11月，任解放军旅大警备区政委；1959年11月至1960年6月，任解放军沈阳军区副政委，兼任旅大警备区第二政委；1960年7月至1967年1月，任解放军海军副政委、海军党委副书记，期间兼任过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常委、海军监察委员会第二书记、书记。

　　1967年1月至1973年7月，时值“文革”高潮中，杜义德被打为“邓小平分子”，屡遭批斗并靠边多年。
　　1973年7月至1977年10月，随着邓小平逐渐回到政治舞台，坚持正确路线的杜义德再次得到任用，历任解放军海军副政委、解放军海军第二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兰州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在《对二野历史的回顾》中，提起挺进大别山后的战斗，老人家娓娓而谈：“你们可能注意到，从战争一开始，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一个战斗行动。羊山集战斗就是陈再道指挥的，好几个战斗是陈锡联指挥的，双堆集战斗有一面是王近山、杜义德指挥的，也有是陈赓、杨勇、苏振华指挥的。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什么不对的，也没有纠正过任何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
　　把杜义德和陈再道（开国上将）、陈锡联（开国上将）、陈赓（开国大将）、杨勇（开国上将）、苏振华（开国上将）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这是邓小平对杜义德的高度评价。
              （转载《湖北文史》总第八十八辑，本文作者夏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