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辑部的日子里

2014-09-15 21: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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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1月27日，一辆老式吉普车把我从武汉大学接到了武昌紫阳路215号——一个破旧的小院，当时的湖北省文联的所在地。从此，我再也没有离开文联大院，一晃就将近30年。回首往事，感慨良多，然最令我难忘的，还是在《长江》文学丛刊编辑部工作的那段岁月。?
　　我是编辑部里来的第一个年轻人，编辑部的老编辑、老同志对我的到来的热诚和欢迎，使我深受感动，倍感温暖。编辑部在后院二楼的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房子里，桌子挨着桌子，地板上靠墙堆的都是书和稿纸，屋子中央还架着一个取暖用的带白铁皮烟囱的铁炉子。里间是一个小间，既是编辑部主任沈毅同志的办公室，又是老编辑阳云同志的卧室，顶着门支着一张床铺。当时，《长江》文学丛刊创刊不久，第二期刚刚出版，正是艰苦创业的时期。条件虽然艰苦，但是编辑部的全体同志却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和极强的敬业精神，大家团结一心，拼命工作。很显然，大家是把《长江》这个“新生儿”与自己的事业联系在了一起，把《长江》的兴衰与个人的荣辱绑在了一块儿。这种气氛强烈地感染了我，我感觉自己很快便融入了这个集体。没有编辑费，没有加班费，我们经常加班加点，没有人有怨言。
    每个同志除了自己的编辑业务之外，还各自分担着通联、接待、发行、跑印刷厂、内务等琐碎的事务，不分彼此，不分份内份外。样刊一到，全体同志争先恐后去搬书，打包，到火车站去办托运、寄售刊物。《长江》属当时全国创刊较早的大型丛刊之一（上海的《收获》复刊还在其后），编辑部的来稿量很大，但是，每一篇退稿我们都坚持给作者亲笔复信，而不用铅印的退稿笺。那时只是觉得稿子真多呀，一上班便一头扎进稿纸堆里，有时一个上午没人抬头说一句话，只听见翻动稿纸的“沙沙”声。就这样地沙里淘金，人都快成“看稿机器”了。最热闹的时候是编前会，平时，大家都挺“温良恭俭让”的，这会儿却小试锋芒，都希望自己编辑组的稿子多上一些，但总的说来，大伙也都还是挺顾全大局的。?
　　编辑部的学术空气和民主空气比较浓厚，这也许与风度儒雅的主编骆文同志的领导作风、工作作风和个人气质有关，也与编辑们勤于思索、喜爱读书的风气有关。午餐是聊天的好时候，也是大家工作之余交流最多的时候。大家常常围绕某一篇作品交流各自的心得，或各抒己见，或各执一词。有时为了某一个观点争论不休，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然而，正是这种不经意的思想交流和碰撞，使我们这些年轻人开阔了思路，增长了知识，获益匪浅。我印象较深的一次，是对北岛的中篇小说《波动》的讨论。当时，文坛对北岛及其创作有些争议，因此，在收到这部作品后，骆文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这次讨论会，让大家对作品充分发表意见。讨论会后，这部作品得以在《长江》上发表，在文坛引起了较大反响。我觉得，这次讨论会，既是一次对作品的审读，又是一次学术研讨，对于我们学习运用辩证思维，实事求是地分析作品、评价作品，提高编辑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是大有裨益的。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编辑部的党组织生活是很严格的。那时候，同志之间的关系比较单纯，没有那么多的社会庸俗学的习气，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说话直来直去，有意见当面提，“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什么叫做批评与自我批评，编辑部严格的党组织生活会给我补上了这一课。我是在大学时期入党，在编辑部工作后转正的。编辑部和专业作家合编为一个支部，于是，我有幸和姚雪垠、徐迟、碧野、吴奚如、骆文、徐辛雷、吉学沛、洪洋、安危等这样一些过去只是在书本和报刊上见到名字的著名作家同在一个党支部里，和他们有了直接的接触和相处的机会。他们的人生感悟、真知灼见以及为人处世的风范和态度，都给了我们这些年轻同志以积极的影响。这是一个名人荟萃的支部，但令我感到惊讶不已的是，姚雪垠、徐迟、碧野这三位从青年时代便追求革命、追求进步的著名作家，竟然都是到了1980年之后才先后在我们这个支部入党的。
    我感慨老一辈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坎坷人生和多舛命运，感慨这几位对中国文学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且年事已高的著名作家对理想、信仰的坚定和执著。最令我难忘的是那一次讨论姚雪垠入党的支部大会。出乎我意料的是，在肯定这位大作家对中国文学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成就的同时，会上的批评意见也十分尖锐，诸如他的骄傲啦、自负啦等等。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合，真担心姚老会承受不了拂袖而去。然而，姚老却非常冷静，他双唇紧闭，两眼仍是那么明亮而有神，坐在那里静静地听着，对于批评意见没有作任何申辩。最后，他说，我已经许久没有听到这样尖锐的批评了，有些缺点，不是同志们今天指出来，我可能根本就意识不到。说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流泪了。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不仅因为姚老对信仰矢志不渝的追求和执着，对批评意见的认真态度，还因为他这种不矫饰自己，喜怒哀乐皆形于色的率真性格。?

　　主编骆文同志是一位我十分敬重的“老延安”、老领导，他对《长江》文学丛刊的创办和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核心的作用。同时，他对编辑队伍的思想建设和业务素质提高也是非常关心的，尤其是对青年编辑。虽然他当时是省文联的党组书记、主席，文联的恢复和重建百废待兴，千头万绪，但他从没有因为工作繁忙而对刊物工作有丝毫的松懈。从办刊思想到编辑方针，从组稿到重点作品的审定，他都是亲自把关。《长江》文学丛刊的定位是面向全国，编辑部在组稿方面是很重视的。因为骆文同志的资历和影响，编辑们外出组稿时，常常都会去向骆文同志索要一封亲笔信，以作“敲门砖”。骆文同志的夫人王淑耘同志也是一位“老延安”,她既是省文联副主席，同时也兼任《长江文艺》文学月刊主编。当时，省文联党组在武昌首义路93号的一幢小楼的一楼办公，老俩口的办公室亦是他们的卧室。他们每日工作、吃住都在那间办公室，周末才回一趟汉口的家中。我因为没有宿舍可分，被安排在省文联办公室住宿。白天别人上班，晚上我回去睡觉。这样，我与任清同志、骆文夫妇又成了邻居。每天夜里，骆文夫妇都工作到很晚。偶尔，我因为赶刊物的校对任务，夜深了,到院里走走，总会看到他们窗口的三更灯火。?
　　文联当时的人很少，各个协会加上《长江文艺》、《长江》、《今古传奇》、《长江戏剧》、《长江歌声》、《湖北画报》等刊物在内，也只不过五十多人。但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文联恢复与重建的时期，又何尝不是一个发掘艺术生产力、解放艺术生产力的辉煌时期呢。文联党组和主席团是非常有远见的，有很强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着眼于湖北文学艺术的长远发展，作了很多艰苦的基础性的工作。如举办各种笔会、创作辅导班、各种知识讲座、业务观摩和交流、创办期刊、培训编辑和干部等等，从深度和广度上培养队伍，发现人才，培植、扶持和发展创作。这种努力的付出及其取得的成果，为湖北省文联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些活动办得很有影响。如开办文学讲习所，如今驰名文坛的作家池莉、陈应松等一批当时都还是基层业余作者的文学青年,都幸运地成为了文学讲习所的学员。还比如举办“屈原诗会”、“九省笔会”等等。办文学创作讲习所是一个有远见的举措。
    把一批有生活基础和创作实力的中青年作家集中起来，像办学校一样，请著名作家、评论家授课，帮助他们系统地学习理论，提高素养。这一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明智之举，至少使湖北文坛受益几十年。讲习所的中青年作家中不少的人日后都成为了湖北文坛的中坚力量，有的至今仍在湖北文坛乃至全国文坛活跃着。又比如规模浩大的“屈原诗会”及采风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的老、中、青诗人和文艺理论家一百多人会集于屈原故里秭归，登白帝城，游神农溪，走三峡，以诗会友，以文会友，一路研讨交流，一路采风创作。当时真是牛气呀，会议专门包租了一条客轮在长江里游弋，沿途择地而停靠，长江航运管理部门一路绿灯，给予了诸多特殊的待遇和关照。陈荒煤、张光年、唐达成、蔡其娇、晓雪、陈丹晨等一大批国内著名作家和诗人都参加了这次活动，社会影响非常大。还有以后的“九省笔会”，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青年编辑常常作为工作人员被抽去参加这些活动的组织工作，这对我们是很好的锻炼，不仅加强了与作家们的联系，而且在会务组织工作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学习怎样待人接物，怎样做群众工作，锻炼了组织和协调工作能力。?
　　工作着是美丽的，尤其是当我们的努力和付出结出现实的果实的时候。在编辑部全体同仁的艰辛付出和共同努力下，《长江》的影响迅速扩大，刊物印数不断攀升，仅三四年的时间，发行数就达到了18万份之多。刊物发表了一系列的精品力作，为繁荣湖北乃至全国的文学创作作出了积极贡献。我们作为普通编辑，既惊喜于时代的馈赠，又为自己能为这些作品的面世尽微薄之力而感到由衷的自豪。《长江》先后发表了巴金的散文《回忆〈砂丁〉》，艾青的诗《关于笔》，沈从文的长篇小说《长河》（第一卷），郭小川的长诗《一个和八个》（遗作），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第三卷连载，徐迟的中篇小说《牡丹》，碧野的中篇小说《七月的流萤》，萧军的散文《鲁迅先生书简注释及其他》，吴恩裕的《曹雪芹传记故事》，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的中篇小说《瞿塘峡历险记》，刘绍棠的中篇小说《茑花沽上红一角》、《荇水荷风》，叶君健的长篇选载《曙光》、短篇小说《两棵水仙花》，端木蕻良的长篇选载《曹雪芹》，邵燕祥的长诗《长城》，香港作家阮朗（《金陵春梦》的作者）的中篇小说《海角春回》，廖静文的长篇传记《徐悲鸿的一生》，鄢国培的长篇连载《漩流》、《巴山月》、《沧海浮云》，古华的中篇小说《相思树女子客家》等一大批艺术精品，以及李可染、程千帆、曾卓、聂绀弩、毕奂午、公牛、艾煊、蔡其娇、何为、刘真、梅绍武、秦瘦鸥、北岛、杨书案、苏群、陶然、杨江柱等许多作家的佳作。这一串串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史上熠熠闪光的作品与作家的名字，可谓星光闪耀,璀璨夺目,已与中国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辉煌一并载入史册,并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心里。直到今天，回忆起来，我们仍然是如数家珍，激动不已。?
　　1985年省作协单独建制，从省文联中划出，《长江》也随之到了作协。当年12月,省作协党组成立，我成为省作协单独建制之后的首届党组班子成员，并兼任政治处主任。随后，我离开了《长江》丛刊。我在编辑部这个集体里锻炼成长,从一名青年大学生成长为《长江》丛刊编辑部的副主任，骤然离开时,心底不禁涌起一股不舍的痛楚和莫名的惆怅。经历即财富。这一段经历之所以难忘，不仅因为它在我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中，在我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给予了我人生和事业上丰富的滋养，还因为这段经历与我们国家在经历了劫难之后文学艺术的复苏与蓬勃发展有关。而且，那个时候的集体主义精神，忘我工作的氛围，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对待关系，多么令人留恋!尤其使我不能忘怀的是，老一辈文艺家、编辑家的楷模作用，以及他们给予我们青年人无私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使我们受益终生。?
　　历史总是承载着那些有价值的存在。《长江》虽已作古，但她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已沉淀为历史的记忆。当人们回首湖北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历程时，我想，人们是不会忘记《长江》的。她的生涯虽然像一颗流星，短暂、转瞬即逝，但她毕竟在广袤无际的新时期文学的星空里划下了一道印痕，这印痕，曾经那么耀眼、那么美丽、那么执着。至少，我这么认为。（转载《湖北文史》本文作者朱莎莉，曾任《长江》文学丛刊编辑部编辑、编辑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