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滕功成

2014-09-15 21: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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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茂维

    我的父亲滕功成，是一位早期的共产党人。
    1919年“五四”运动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响起了振聋发聩的改革声音，有志之士纷纷面向世界，寻求救国之道，其中的一条道路就是“留法勤工俭学”。到了1920年“勤工俭学”运动达到高潮，许多青年从各地云集北京，然后转辗到上海雇船赴法国，滕功成也在其中。刚从天津北洋军阀的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周恩来也由北京法华教育会介绍来沪候船赴法。那时船票很难买到，从九月下旬等起，等待了四十余天。在此期间，我父亲和周恩来两人相识遂成莫逆之交。周恩来成了伟人，而英年早逝的父亲一直淹没无闻。直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编纂大型丛书《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并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专题展览时，才让世人知道滕功成这个名字。父亲为了祖国的自由和昌盛，为了实现人类的伟大理想，默默地奉献，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父亲滕功成，字立元，湖北汉阳侏儒山人，1901年出生，兄妹七人中父亲是最小的。我大伯父滕功叙（1888—1938）早年在北京陆军部任职，因为祖母早年寡居，家境贫寒，父亲和他的四位兄长先后都到北平（北京）依靠大哥读书。正值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在新文化运动和民主爱国运动的推动下，国内风气大开，世界革命的形势汹涌澎湃。劳工神圣，知识分子和劳工结合，以及工读互助团、工学会等实践工学结合团体的兴起，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民族解放的新的希望。许多优秀的青年纷纷走上“工读”道路。我父亲这年19岁，正值中学毕业，毅然选择了这条道路，决心依靠自己的劳动去欧洲先进的国家学习知识寻求真理，参加了勤工俭学的考试，并且很快被录取。

    这期间欧战已经停止，越洋船票和法国物价飞涨，根据当时法国的现状，所须费用不菲。按当时领导这一运动的机构——法华教育会的规定，赴法学费最低需准备三千法朗，事先汇寄法国作生活预备金，当时的中国银元一元折换法朗七个，加上船票120元（银币）和服装费，实在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大哥实属无能为力，无奈之下，滕功成只好求助自己的岳父。
    母亲肖修芹比父亲小两岁，为了资助未婚夫求学，一反当时当地早婚的习俗，再度推迟婚期，并且将早已准备的嫁奁首饰变卖，得银元三百元，资助父亲实现赴法求学的鸿鹄之志。

    1920年11月7日，父亲和周恩来、郭隆真同乘博尔多斯号邮轮赴法国。12月13日抵达马赛，当日即转车奔赴巴黎。
    父亲先在蒙达尼学校专门补习法文，由于英语根基好，所以学法文进步很快，不久就正式进入机械专业学校求学。在安排学习的同时，进入巴黎十五区电话厂做工，真正实现了勤工俭学的愿望。
    听母亲说，这时期他和周恩来、郭隆真、赵世炎过从甚密，他们常常在星期天休息时一同郊游，一同进餐，曾经家里还存有一张和周恩来同舟泛湖游览的留影，只可惜后来被日本人烧掉了。有一次，母亲偶然在一张旧报纸上发现了那张照片，她惊喜地把报纸拿给我看，那船只有半截，船上只有周恩来一个人。母亲说：还有半截肯定被人剪掉了。父亲对她说：有一次参加舞会，周恩来还送给他一条很漂亮的蓝色花纹的领带，可惜在他离开法国时，领带不见了。
    父亲还常对母亲谈论他们理想中的中国，他说：将来的中国一定要推翻专制，成为一个民主的中国，实现劳工神圣、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讲周恩来的恋爱故事。他的这些理念对母亲的影响很大。
    父亲待人亲切，热情正直，他随时虚心向工人们学习技艺和语言，很快就能上车床进行实际操作，所以一些工人和中国学生、华工①都喜欢他，不久即担任电话厂勤工俭学分会的负责人。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士兵纷纷退役，法国政府以缩小军备为由，令各工厂安插退役军人，于是外国工人渐为各厂辞退；加上战时法国损失惨重，工厂倒闭，金融停滞，各工厂人浮于事，工人失业日众。中国勤工俭学学生和其他华工渐渐陷入困境，学生失业后想再就业，受到法国工厂业主的排斥，必须自给维持学业，但大多数学生均非出自富裕之家，饥寒交困，十分凄凉。当时中国正处于北洋政府统治之下，其他省地方政府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尚有不同程度的接济，而湖北军阀当局却迟迟未予解决。1921年2月，旅法勤工俭学59人联名投书天津《益世报》，将湖北省籍学生的血泪经历公布于世，呼吁社会以救鄂籍学生燃眉之急，父亲也是这次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他奔走呼号不遗余力。

    到了这年的五月，北洋政府和法国政府秘密勾结，由中国向法国借贷五亿法朗巨款，中国政府承诺以全国印花税、验契税和滇渝铁路建筑权等作贷款抵押。这种丧权辱国的秘密大借贷的真相被新闻界揭露后，立即在旅法华工和中国留法学生中激起了极大的愤慨，他们奔走相告，举行了各种大小不同的抗议集会，发出了各种质问。这时，周恩来等人在巴黎召开紧急会议，共22个团体代表集会，紧急动议、协商、筹建成立“旅法团体联合会”。周恩来、尹宽等以《少年》杂志社，许德珩等以“北大同学会”，我父亲以巴黎十五区电话厂勤工俭学分会的代表，参加这次联合会的筹建和随之进行的联合抗议行动，发表宣言、起草告国人书，将此消息和抗议行动的宗旨通报各国华人社团和中国的驻外使节，号召国内外华人一致行动，反对“中法秘密大借款”。7月30日、8月13日在巴黎召开的两次“拒欧洲大陆，更加激起了国人的爱欧洲大陆，更加激起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就在这个热血沸腾的时刻，北洋政府停止对留法学生的经济补助，使大批的勤工俭学学生生活愈益陷入窘境。随后，法国政府为了外交上的私利，表示愿意给予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适当的生活补助，但全体留法同学一致奋起，宁死不吃“嗟来之食”，拒绝法政府的救济。最后，丧权辱国的大借款阴谋终于在国内外同胞一致奋起揭露反对下彻底失败。

    1922年，当时北洋政府的驻法公使陈箓在离沪赴法上任时，曾扬言“勤工俭学为一种造党作用”。这就引起了同学们对他的疑虑。陈赴法后，不但不肯为留法学生生活出路筹一解决办法，反而听任法国当局强行遣送一百零四人回国，事后又不向法政府抗议。作为公使的陈箓蓄意破坏勤工俭学的目的，更加明显。终于在3月22日晚，发生了李合林“以手枪要击陈箓于途误中其同伴张裕”的事件，李合林被法政府逮捕入狱。父亲亲自参加捐款慰问和营救活动。父亲对母亲回忆起这段经历时特别兴奋，他对母亲说：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中国人有思想，有勇气，中国人非常爱国。
    1922年6月，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周恩来、赵世炎和新民学会会员李维汉等人在巴黎近郊森林里，成立了旅欧少年共产党。不久，滕功成便参加了少年共产党。    1923年1月，经党中央批准，旅欧少年共产党改为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我的父亲由实业救国转而信仰马列主义，并开始在党组织的指导下积极开展活动。
    1924年8月周恩来回国，父亲在旅欧共青团的领导下，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并在巴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旅欧党团组织自1923年起，有计划地分批选送骨干成员去十月革命的故乡——莫斯科学习。1926年1月7日，父亲与邓小平、李卓然、付钟等20余人离法抵莫斯科东方大学。1928年6—7月，他列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他又一次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周恩来。在大革命遭受挫败，国民党残酷屠杀镇压共产党的严峻形势下，“六大”决定全党加强军事工作。中央从上海、广州、武汉等地选派青年工人和学生到苏联学习军事。这时，父亲被派到莫斯科列佛多沃区工程兵学校任中国留学生的党支部书记。
    在工程兵学校里，教授战术、筑城、桥梁的教员都是原沙皇军队里有实战经验的军官，他们敬业精神好，授课细致、认真，旁征博引各种实战经验的战例，学员对学习有着浓厚的兴趣，学习成绩卓著。滕功成和中国排的排长师哲一起竭力促使同学们的学习任务顺利完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第一批红色的工程兵队伍。

    1930年9月中旬，我父亲奉命和朱瑞一同回国，到上海后，在接头处找不到接头的同志，估计接头地点已被破坏。于是两人立即分头去找党组织。就在上海街头朱瑞幸运地遇到了邓颖超同志。我父亲回到了湖北武汉。他没有回到近在咫尺的家中，没有看望自己年迈的母亲，而是住在汉口一家旅社里。直到有一天，一个好心的茶房悄悄地关照他：“先生，你的口音不对，已经有人在查问了，你得赶紧避一下。”他便立即将随身的文件塞进厕所里，趁机混出旅社，暂时中断了与组织的联系，回到长兄家里。一次偶遇乡人黄格谦，后由黄格谦介绍与汉阳县负责人程棣华接上关系，并数次参加程棣华主持的（汉）川（汉）阳县委会议。父亲在会上传达了“六大”会议精神和今后的任务。不久，他又和上级组织（周恩来）接上关系。后又通过在北平（现北京）平汉路工作的三伯父介绍，进入汉口江岸机车车辆厂任工务员，兼任法籍厂长白××的法语翻译，并每天到工人夜校教工人识字。
    父亲负责金属机械加工设计，常常亲自参与操作，和工人平等相处。听堂兄说，有一次夜里工厂打电话来说机器发生故障，父亲连忙去工厂，堂兄也赖着跟去了。后来，堂兄常常绘声绘色地说：“我六叔拿根棍子，猫着腰，把耳朵靠近那机器，再用手中的棍子东敲敲、西敲敲，边敲边听，然后挺直腰站起来，用手中的棍子指着那机器说，拆。工友们七手八脚地把机器拆开，果然是那里出了毛病。我六叔真神！”父亲还在地下工会的配合下，在工人夜校里授课，给工人们讲技术，讲革命的道理。

    1930年，父亲已是三十岁，到了这年的冬天，他才和等待了他十年之久的未婚妻（我的母亲）结婚。母亲有一种大家风范特有的端庄美丽和贤淑干练的性格，深深地吸引着父亲。母亲也读过几年私塾，为了工作需要，父亲竭力地鼓励母亲学会和各种人接触。母亲虽然不知道丈夫秘密的全部内涵，但心心相印“灵犀一点通”。
    父母住在厂里分给他们的一座小洋楼里，楼上有一间小小的图书室，有工具书，还有法文原版的马克思主义图书和一些马列著作（有些在当时已经公开发行）。父亲每月薪水一百二十元（现洋），本可以过上高级职员的优越生活，可是没有。因为父亲除了救济大伯父一家的生活（大伯父已病）和祖母的生活费外，还有两位堂兄和两个舅舅都住在我们家，他们的生活和学费都由父亲负担。同时父亲还帮夜校工友解决一些燃眉之急。所以母亲很忧虑地说：“家里一点积蓄都没有，以后要用钱的时候怎么办？”父亲总是笑着说：“你别愁，有我就有一切。”

    1938年10月日寇占领信阳、商城、麻城，直逼武汉，到了21日，武汉市实行紧急疏散。八路军驻汉办事处的负责人周恩来亲自指示父亲北上延安。父亲根据指示，立即向厂方办了停薪留职手续。当时日军正在武汉狂轰乱炸，母亲每天都要听着警报声，拖着我们三个孩子往防空洞里逃。当时我五岁，弟弟三岁，妹妹只有九个月。父亲说：“我到延安后，组织上会派人来接你们的。”无奈母亲哭着哀求父亲把我们送回老家。我们刚回老家不几天，大伯去世了，接着祖母去世了，五伯母去世了，还有一个不满三岁的小堂妹也死了。不到三个月，家里连续死了四个人。父亲在送祖母下葬时，哭着晕倒在地上，天下着雨，父亲全身都淋湿了，回家后便得了重感冒。日本人来了，医生逃难，药店关门，无医药，父亲的病情日趋严重直至转为伤寒。这时日寇直逼侏儒，兵荒马乱，人民逃亡不绝于途。为了免于日寇的残害，父母带着我们三个孩子，逃到离小镇约七、八里路的乡村——横山舒家湾。在一所破旧的祠堂里，父亲躺在只有稻草的拖柜（床）上，因为高烧，他赤身露体，床边一盆凉水，母亲不断地用凉水打湿毛巾后，把毛巾搭在他身上。他不是钢铁，他是人，他抵挡不了这样大的灾难，父亲死了，我亲眼目睹死去的父亲赤身祼体，被人从拖柜（床）上的稻草里拖到地下的稻草上。这一幕我终身不忘，七十四年来，常常为此泪如泉涌。

    父亲临终时把一叠文件（党的关系和平汉路停薪留职的手续）交给母亲，并再三叮咛：“千万不要丢失，到时候拿着它去找周恩来，他会帮助你们的。”从这天起母亲就把这叠东西绑在我的腰部，日夜不解下。
    那年头兵荒马乱，有时候一天要跑两三次“兵荒”，日本鬼子来了，“黄伪军”来了，“一二八”来了，还有一个“倒罐队”。有一天，记得是个初秋，母亲正在给我们洗澡，突然听见外面有人跑着高喊：“鬼子来了，快跑呀！”母亲急得慌了手脚，抱起小妹，拖着我和弟弟就往外跑，却忘了把那一摞文件带上（因为洗澡解下来了），在山沟里躲了一天一夜，回来后，家已被糟蹋得不成样了，灶台上、锅里、水缸里全是大、小便，床上的被褥、衣物全都变成了灰烬，在堂屋中的一堆灰烬里，母亲发现了那些纸屑，那正是母亲视为命根子的东西。母亲捧着那些纸屑哭天喊地。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周恩来在哪里？不知道。能证明父亲身份的证明被鬼子的一把火烧了。我们孤儿寡母活路在哪里？可怜的母亲除了眼泪还是眼泪。
    我永远怀念我的父亲，怀念老一辈的那些革命者，他们很多人都出生富裕家庭，有着高学历，他们本身有一个很好的前程。可是他们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我们的今天，他们毅然抛开了他们的舒适生活，走上革命的道路。他们洒热血，抛头颅，出生入死，寻求真理，他们值得我们永远地怀念。（转自《湖北文史》总第九十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