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匹青

2014-09-15 21:4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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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悌昆

    张匹青生于1878年9月，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八期。在东京他和廖仲凯等同志加入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同盟会”。1911年回国参加了震惊世界的辛亥武昌起义。他追随孙中山先生19个春秋。辛亥革命后旋又参加讨袁等北伐战争，当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张匹青和陈嘉佑等北伐将领在福建成立了人民政府，讨伐蒋介石。这期间，他还援救了被蒋介石追捕的陈秩常、陈义等20余名地下中共党员，并护送他们平安出境，因此而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抄家，不久蒋介石便又悬赏捉拿张匹青，由于众多正义人士相助，他才得以安全转移，辗转回到长沙东乡隐居下来。解放前张匹青参与了党的地下工作。长沙和平解放后，他已是73岁的高龄，党和政府仍任命他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参议，长沙市监察委员等职，于1961年病逝于长沙，葬于东乡故土，墓碑上刻有“辛亥革命前辈张公匹青之墓”字样。

一、父亲与孙中山先生

    1905年，父亲东渡日本留学，初进东京振武学堂，后入日本士官学校。在这里父亲见到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不久便参加了孙中山创建的“兴中会”“同盟会”。父亲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中山先生渊博的学识和革命的毅力，使当时留日学生敬佩不已，同时也深深地受到了他伟大人格的感召，一次他和我们留学生谈话时说：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推翻帝制，复兴中华，建立民国。他的教导和他那洪钟般的声音，我都铭刻在心至今未能忘怀”。自此我父亲追随孙中山先生整整19个春秋。记得父亲还说过：“孙中山先生发动革命十次。经过惨痛的流血，失败，直到辛亥革命胜利，他的革命毅力真叫坚韧不拔，难得啊！孙先生曾对我和廖仲凯先生说过他的自勉语：吾志所向，一往直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
   1911年，孙中山派我父亲回国参加武昌起义，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这时，我父亲曾在孙中山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父亲又给我们讲述了孙中山的几则轶事。

惊人的智力

    民国建立后，在南京大总统府，一次我父亲去向孙中山汇报工作，当走进总统办公室，见大总统正在批阅文件，左侧还有一人在向他请示工作，看到这种情形，我父亲欲暂退出，却不料被孙中山发觉，他招手要我父亲到办公桌右侧，并对我父亲说：“有什么事，你讲吧！”这样孙中山一面继续伏案批阅公文，一面听取左右两侧的报告，当听完两人的报告后，从容地摘下笔，分别对两方面请示的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当然，这样的事例远不止一次，人们都说孙大总统真是才智过人，一心三用。

宜将剩勇追穷寇

    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亲自指挥湘军和粤军在豫、鄂等地讨伐北洋军阀，我父亲当时任湘军一路军司令兼湘军督战委员长。在孙中山指挥下屡战告捷。但由于两军战士在外地作战不合水土，加之暑季来临，士兵中有不少人染上疟疾，有的部属建议就地休整一个时期。孙中山听取这些意见后，亲命我父亲立即着手调查部队的给养，士气和疟疾发生等情况，并又派人详细侦察敌军动态。我父亲从调查和情报中获悉：军队中疟疾开始流行，军医认为可采取积极预防和治疗手段抑制在始发阶段；官兵在节节胜利的鼓舞下，士气高昂，有的连营还主动请战；部队由于加强了军需工作，给养可以保证。再从敌方态势看；北洋军正在策划联合并急调援军。父亲及时向孙中山先生报告上述情况后，孙中山认为决不能给北洋军以喘息和增添生力军的机会，否则革命军就会贻误战机，便果断决定：将军队中的病员挑出就医，孙中山还亲赴湘、粤两军向官兵作动员，鼓舞士气，并选拔精悍力量组成先锋军，一时军威大振，乘胜出击后，接连几仗把北洋军打的狼狈溃退，革命军（北伐军）大获全胜。全体官兵无不佩服孙中山的战略决策和远见卓识。

俭朴的生活作风

    据父亲回忆他在孙中山身边工作的情景：孙中山饮食起居都是十分勤俭朴实的。他的住房和办公厅室，虽有勤务员打扫，但孙中山在国事极度繁忙的情况下还常亲自参加这些劳务。凡是他生活和办公的区域内，不论地板，桌椅和茶具等总是擦抹得干干争净，进入这个环境圈的人就有一种无形的清新和净化之感。
    孙中山的穿着也非常朴素，平时多穿普通布料的中山服或长衫、马褂加礼帽。他很讲究整洁，每当外出或回到家里总要亲自用衣刷刷刷衣帽，又用鞋刷刷刷鞋子。外出时都要检查和整理自己的服装和衣扣，这已成为他多年的生活习惯。
    孙中山在自家的开支上特别节约，从不乱花一文钱，但他对军队的给养和人民生活却极为关注，他费劲地从国外筹募的资金几乎全部用在军队的开支，部分用于民众的福利。他常对周围的人说：“现在革命还没有成功，百姓生活很困苦，我们讲的最根本的民生问题还未能实现，军队装备给养也都很差，我们一定要节约过日子”。

亲笔题字相赠袖照

    北伐时期，我父亲在非常大总统孙中山的率领下，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同时在湘西清剿土匪，又获显著成效。当时孙中山召见了我父亲，对我父亲说：“你智勇双全，是国民革命军中难得的将才，今后还要发挥好自身才能。治军一定要严，军队所到之处，对民众要秋毫无犯，同时还要竭力保护当地老百姓。”就在这个时段，孙中山将其本人的6寸半身照片赠给我父亲并亲笔题字“匹青先生惠存，孙文敬赠”。
    过了一个时期孙中山便调我父亲回广州中央政府，亲命父亲为中央政府军事法庭首席法官，同时兼任湘军二军代军长。

二、父亲与廖仲凯先生

    20世纪20年代初，正值国共合作时期，我父亲与廖仲凯先生同在广州非常大总统孙中山领导的中央政府工作。廖仲凯时为中央财政部长，还担任黄埔军校党代表；我父亲时任湘军第二军代军长，并兼任中央政府军事法庭首席法官。我父亲与廖先生深信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由于革命信仰一致，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情谊。
    父亲生前曾对我说：“廖仲凯先生跟随孙总理致力于国民革命，他为筹集财政经费和军饷劳苦奔波，未曾有一日之偷闲。他人格高尚，‘己欲立而立人，己与达而达人’。他公正无私、伸张正义，这是我最敬佩他的地方。”
    父亲还回忆廖仲凯先生和他交谈的一些片断。
    那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日子里，一次廖先生来我家，他无限感慨地叙说了许多。他对我父亲说：“我是孙总理的信徒，你也是孙总理的信徒，孙先生的新三大政策真是登高望远，适乎时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这就是国民革命前途的所在。我们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这多年，为的就是推翻满清帝制，使民众不再受压迫，有生存的权利，安享太平。现在孙先生不在人世了，也不知今后革命的前途如何？”廖仲凯又讲了孙中山先生的为国为民的精神，廖说：“我见孙总理接到海内外每一笔捐资，都全部用于军饷和民众福利，而自己的生活再简朴不过了，他那种公而忘私的品德，我是永远铭刻在心的。”父亲听后也感慨不已的说：“古人之言，朝闻道夕死无憾，我们信仰孙中山先生，信仰社会主义，也是为捍卫真理。可叹啊！孙总理离我们而去，他死后，我曾多次涕泣。革命尚未成功，全体同志要遵照他的遗嘱去做才好。”
    在回忆廖仲凯先生为筹措军饷一事时，父亲不胜感慨地说：当时革命军经费维艰，多亏廖公啊！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华侨富商，动员他为革命军捐款，而这位华侨又与北方某军阀有一定的交情，想资助那军阀。正在这位华侨举棋不定时，是廖公及时登门，多次说服这位华侨，给他晓以革命道理，讲述革命军在孙中山领导下为救民众于水火的一片赤诚之心，廖公那一番言词正义凛然，又至诚至善。同时也揭露了北方军阀，野心称霸，不顾国家民族存亡，危害人民的可耻行径。廖公一席话，使这位华侨极受感动，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便慷慨解囊，为革命军捐出巨额款项，解决了一个时期军饷的急需。
    在广州廖先生与父亲接触颇多，特别是在廖先生遭暗算的前半年，廖对革命前途极为担忧，他曾倾吐过一句话：“现在风向不对啊，时局开始恶化了”。的确廖先生已预见到山雨欲来的危机。1925年8月20日廖先生被国民党右派分子暗杀。廖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开后，广大民众悲愤填膺，我父亲为失知己而痛哭嚎啕。
    另据我母亲周庄生前告知我们一事，她在广州二军军官学校政治讲习班学习时，廖仲凯夫人何香凝常到这个讲习班授课，廖夫人对我母亲关怀备至。她见我母亲眼睛有些近视，下课后便查看我母亲的记录，并指导我母亲修改，补记，有时还将重点内容复述一遍给母亲听，令母亲感动不已。以后廖夫人又将一副水晶石眼睛送给我母亲帮助学习。我母亲十分感谢廖夫人的馈赠。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母亲一直珍藏着，直至1981年母亲去世前才将这副眼镜交给我永作纪念。前些年，我自觉年事已高，便将此眼镜交与我二女儿张芳，现仍由张芳保管此珍品。

三、在二军军官学校

    国共合作时期，当时湘军军长陈嘉佑在广州创建了一所国民革命军官学校，因为湘军为第二军，故校名“第二军军官学校”，除军官们的军事培训外，校内还设立了一个政治讲习班，我父亲任学校管理部长。
    陈军长和我父亲都是信仰社会主义的，他们的共识是要通过共产党人向军官们介绍和传播社会主义学说。然而当时阻力是很大的，父亲回忆这段办校的经历时不无感慨的说：“军内外有些人并不赞成设立政治讲习班，更不倾向宣传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军官学校只应搞军事理论和军事演练的培训，对此，陈军长和我在军内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孙中山与廖仲凯等中央首脑的支持下，政治讲习班才得以开办。由于陈军长和我父亲与毛泽东（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周恩来、何香凝、邓颖超、蔡畅、肖楚汝等共产党人关系较密切，并常由我父亲联系和接待，请这些同志到政治讲习班授课。父亲对我母亲周庄的进步极为关心，经陈军长批准，我母亲也进入这所讲习班学习。据我母亲回忆，讲习班学员共36人，其中有黄克诚、杨开慧和我母亲周庄等，并制有上述36名同学录的铜版相册，我家原有一册，这是我亲眼所见的，可惜此册已毁于文革中，未能保存下来，据说这本相册在南京图书馆尚能找到。
    我母亲与杨开慧同坐一个课桌，母亲生前常给我和兄姐讲述当时的情景：杨开慧女士是一个诚挚寡言的人，衣着打扮十分朴素，尚保留着童发，穿着一双女士布鞋。每天上午进课堂后和我母亲互道早安，课毕后又互相讲声“再见”或“明天见”。杨开慧听课注意力十分集中，总是不停地做笔记，课间有时还问我母亲，某先生讲课中她未能听清楚的一些片段，母亲边讲她就又认真地作了补充记录，这时她脸庞上露出的笑容显得是那么自然，又那么真挚。我母亲有时禁不住拉拉她的手，说一句“你求学好用功呀！”母亲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在当时讲课的老师当中，她最敬佩的也是印象最深的首推毛主席，她说：“毛主席讲课从不误点，上课铃响他就踏进了课堂，他身着夏布长衫，袖筒内拾着一条小手绢，广州春夏之交即有炎热之感，毛主席讲授社会主义，深入浅出，语言非常幽默，有时也显得很激动，并打着手式，当感到有点热燥时，便从容地从袖筒里取出手帕擦擦额头，又继续滔滔不绝地讲解。凡听他讲课的人一致公认他学识渊博，特别是他对经史和古典文学的娴熟，简直令人惊叹！他引经据典、妙语连珠，使人倍受启迪。”比如毛主席把整个社会（国家）比喻为一座宝塔，他说：“工农大众就是宝塔的基脚，统治集团就是最上层建筑的塔顶，若要塔顶坚实就非要基脚牢固不可，全国的老百姓诚可载舟，亦能覆舟，凡领导者就要关爱劳苦大众，察其疾苦，排其忧患。历史上若干统治者不懂这个道理，凄惨地从塔顶上坠落下来。”又如毛主席引用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中“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段话后，慷慨地说：“所谓贤臣就是孙中山先生所称颂的那种以‘天下为公’的人，社会主义也是提倡社会公德，为最广大民众谋求福利，进而创造幸福的明天！中国如今国难深重，北方军阀磨刀舞剑，制造群雄割据，更有强权者意欲独霸天下，我们有识之士，皆应以国家天下为己任。要对那些醉生梦死的人大喝一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母亲回忆说：“毛主席讲到这里慷慨激昂，课堂里顿时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母亲还说：平时，课堂授课一般都只在新来的老师首次授课时鼓鼓掌表示欢迎。这回却是不寻常的鼓掌。下课后许多同学高唱岳飞的《满江红》那首歌，可见毛主席讲课给学员的感染力有多么大，多么深。又比如毛主席批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论点，毛主席说：“谁都懂得求学求知的重要，但决不是‘万般皆下品’，那工人不织布，你穿什么？农民不种田，饿死老皇上啊！（笑声）没有士兵守边疆御敌，你‘国破家何在’！没有铁匠，我看你哪里去找煮饭的锅，切菜的刀。”毛主席比喻生动，讲的通俗，但寓意却极其深刻。毛主席在阐述社会主义理论中特别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同时又说，只有工人阶级联合农村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及一切劳苦大众结成广泛的联盟，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在中国的统治。阐述至此，毛主席响亮的说：“革命者努力奋斗，曙光就在前面”。母亲说：“听毛主席讲课，他那语言就好比一把钳子，把你的心都给钳住了，并使你听得有滋有味。”

四、三千元大洋的悬赏通缉令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我父亲极为愤慨痛骂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旋即辞去代理军长职务，并与陈嘉佑将军等人在港、沪、闽一带进行反蒋活动。蒋介石鉴于我父亲是资深的老同盟会员，又和当时民国元老于右任等交情甚好，未敢妄动杀机，便采取拉拢手段，派亲信张群游说：“只要您不反蒋，政府和军中的军职任你挑选，你如果不要操劳，也可任国防高级军事顾问。”父亲当时说：“我不是要这些，我要问蒋先生，他为何要把共产党视作土匪，我张匹青在湘西带兵时最容不得土匪抢劫老百姓的财物，但我所见到的共产党多是爱国之士，他们维护工农大众利益，蒋先生为什么要以匪字扣在他们头上并屠杀他们……”张群第二次又上门劝父亲，要父亲“识时务者为俊杰”，进而奉劝父亲莫干预政党的纠葛，父亲不理睬。张群便说：“就这样吧。政府每月给薪水800光洋，车马差人照旧，随你找何处定居都行。”父亲强硬回答：“我不是随便可收买的人。”终究气走了张群。蒋介石使用拉拢的手法未能奏效，便凶相毕露，要缉拿我父亲。当蒋介石手令未下达之前，早有当时国民政府中我父亲的某一密友，暗中给我父亲捎信，于右任则派人周旋，直到亲自出面调解。在蒋和我父亲互不相容的情形下，看着弦越绷越紧了：蒋介石终于下达了以三千块大洋悬赏缉拿我父亲的手令。可这手令刚下，执行人员出动之前，我父亲身边的一个姓舒的副官通过内线闻知此事，即速禀报父亲，我父亲的几位赋有正义感的知交共同策划转移，并分头出动。其中一位挚友与近处一座教堂的神父很要好，便火速到教堂借来了传教士的服饰，又在另一处借假发，父亲急忙化装，这时又找来了一顶轿子，父亲上轿刚走出街口，恰与缉拿我父亲的那班人错过。当那班人找到我家住处寻找父亲未获时，便暴跳如雷，又到街前巷尾搜扑，并在街坊四处查问，他们恰遇当时一身便衣打扮的舒副官并不知其身份，便逼着问他知不知道父亲的去向。这位舒副官若无其事的从容回答说：上午看到我父亲乘人力车往西南方向去了。其实我父亲是朝广州以北的方向走的。这伙人听了知道即刻捉拿我父亲是不行了，便回总部复命，以后的情况当然无法知道。再说我父亲有惊无险，直奔韶关，一出韶关便进入了湖南地段，这里有我父亲众多的部属保护，以后逐步转移到长沙乡下隐居。过了一个时期，蒋介石也可能转移了视线，没有继续通缉和穷追了。我父亲在乡间隐蔽不久，毛主席曾给陈嘉佑军长写信，要父亲回湘后暗中进行革命斗争。此信解放后由时任省外贸局局长的陈铁强呈送给省人民政府了。

五、父亲蒙难

    故事发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那时我父亲在湘军任师长，所辖三个团，驻扎在湘西沅江一带。由于父亲治军很严，官兵对当地老百姓秋毫无犯，深得人心。当时湘西土匪猖獗，横行乡里，父亲竭力清剿。他手下的第二团柳团长有勇有谋，探匪踪、捣匪巢，有一次他亲率一个班，竟活捉土匪八十余人，令父亲惊喜。自此，父亲对这位团长格外亲信。一次上峰令下，暂调走我父亲两个团，师部只留一个团，父亲便让二团留守。柳团长开始表示他坚决服从师部的决定，并且尽职尽责等。谁知他却心怀异志，竟耍阴谋搞两面派，欲趁此混战时局窃取师长职位。
    在柳团长企图叛乱前，父亲即已发觉其蛛丝马迹，注意到他的某些非正常的表现。如柳团长在未经请示师部的情况下，擅自离团翻山越岭察看地形，并私自召集连营长议事，而师部找他研究军务，他却称病告假等。但我父亲对此未露声色。其时父亲的警卫班有一位小警卫（在警卫班中数他年龄最小），平时这个警卫表现动作敏捷，活泼灵巧，师部人管叫他“小精灵”。在柳团长图谋叛变的那天晚上，正好是“小精灵”值岗，他发现柳团长的团部里头活动频繁，人影穿梭，但又不见灯光，实在可疑，但他又不敢声张。他值岗下班后约十一时许，便紧紧地跟随在父亲身旁，并悄悄地对父亲说：“外面天黑，岗哨莫要放松……”父亲追问根由，他才把所见情形一一回报。父亲似胸有成竹，旋即派警卫班长和手枪连连长及参谋五人前往侦察其动静。根据探报的情况，父亲果断地决定：将师部所有人员组织起来，包括手枪连共约180余人，秘密布防。所以当柳团长杀气腾腾地企图一举攻下师部时，师部亦已布防停当，且具有一定的防卫能力。由于敌众我寡，只得边打边转移。在阻击中那位“小精灵”始终掩护着我父亲，寸步不离，他的枪法又准，一连击倒了几个叛军，并快捷地召来两名警卫和发报员等四人护卫着我父亲由一条山坳幽境撤退到平安地带，父亲才转危为安。湘军（二军）军长陈嘉佑获报后，急令一个骑兵团奔赴沅江平叛，并拘捕了柳团长。按军令凡叛乱者应斩，可柳团长太太身怀六甲，夫妻双双跪拜在我父母亲面前苦苦哀求给留一条活命。父亲虽是震怒，但他是心胸豁达的，又望着那腹部隆起的女人，心头似有所动。这时母亲更是以慈悲为怀，力劝父亲宽恕柳团长。母亲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只要柳团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行。”这样父亲不仅未处决柳团长，而且还送盘程费百元现洋，并对柳团长说：“我这里不能留你了，你到别处去吧！今后要改恶从善为好。”他夫妻俩感激涕零地走了。柳团长离开我父亲后，带着家眷到了广西，不知何种机遇，竟投身到了唐生智的手下，十余年后晋升为军级。抗日战争爆发，一次敌机轰炸，柳团长的老婆连同他的一双儿女，不幸均在这次空袭中遇难。柳团长目睹此状，心中好不惨然，自此心灰意冷，遂自动解甲到一所寺庙为僧，以后又辗转到了湖南长沙。在长沙解放前夕，他便在北区清泰街龙王庙当上了方丈，法名“悟性”。这位僧人不知怎地又访到了我母亲，他把他一身之积蓄铸造了六座金佛，赠送给了我母亲，以报当年不杀之恩，但他始终愧见我父亲。除此，这位僧人还给当地贫困人赠钱赠物，做了不少善事，真可谓放下屠刀，改恶从善。再说这六座金佛。在文革期间，我母亲领着外孙杨北超（现住长沙）把它们送进了长沙北区一所寺院——开福寺，当时，这寺院还办了一桌斋饭，表示感谢。

六、父亲与张辉瓒

    人们都很熟悉张辉瓒这个名字，因为毛主席在《井冈山》那首词作中提到了这位当年围剿井冈山的前敌总指挥。“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这张辉瓒，亦名张石侯，是湖南长沙东乡人，与我父亲张匹青是同乡，而且从小就是同学，以后又一同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士官学校第八期同窗六年，结下了很深的情谊。父亲生前曾对我和兄姐们讲述过他和张辉瓒交往的一些片段：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各科知识和军事训练都极其严格，若有两科不及格者即予除名，父亲由于家境贫寒，好不容易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为了求学上进，不论寒暑都是勤学苦练，对三角、几何、微积分等难度大的科目，更是昼夜不停地演算和攻读，有时晚上还站路灯。张辉瓒呢，其家境比父亲要好些，也同样是刻苦学习。那里的留学生每月还发点津贴，我父亲领到这些后，就连忙寄回国补贴家用，自己所剩无几，有时连买学习用品的钱也很困难。张辉瓒不需要寄钱回家，手头宽裕多了，他看到父亲经济拮据，曾多次接济父亲。父亲实在感谢这位同乡、同学。那时他们一同参加了孙中山创建的“兴中会”和“同盟会”，其共同志向是推翻满清帝制，缔结共和。一次他们在海滨习武后，并立于海滩之上，遥望西南辽阔的大海，海的那边就是祖国啊！他们感慨万千并即兴共作诗文，父亲说了句“举义覆清男儿志”，张辉瓒忙跟上一句“创建民国豪杰心”，流露了海外赤子的一片爱国情怀。
    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他们又同时回国参加震惊中外的辛亥武昌起义，接着是参加北伐战争，继而又讨伐吴佩孚、段祺瑞、曹琨等北洋军阀，在战斗中由于他们战功显赫，都成了军队中的著名将领。特别是张辉瓒，具有很强的军事指挥才能，他率军打北洋军阀，累战告捷，人称其为“铁军”。父亲说：在这一时期，他们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在孙中山逝世后，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屠刀指向共产党时，父亲出于他的正义感和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曾经痛斥蒋介石，并开始了倒蒋活动。而这时的张辉瓒为了获得高官厚禄却跟着蒋介石跑，父亲和张辉瓒在政治观点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出于他们原来的感情基础，父亲不愿看到张辉瓒滑向反共反革命的深渊，有一次父亲专程来到张辉瓒家好言相劝。据父亲回忆，他当时真诚地告诫张辉瓒三点：第一，我们是孙总理的信徒，孙先生从未说过共产党不好而且要联共，为什么你要跟着蒋介石打共产党呢？第二，共产党与我们无冤无仇，屠杀他们你能下得了手吗？第三，你张辉瓒号称“铁军”只能是对付那些北洋军阀，可在红军面前，你只怕奈何不得。我不是夸耀红军，他们是神出鬼没的，望你三思而行。父亲讲完这话，张辉瓒沉默不语未表示任何态度，可见他们至此实为政见分歧融洽难。过了一段时间，蒋介石任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统领十万人马气势汹汹围剿井冈山，最终落进毛主席布下的天罗地网，即口袋战术中，张辉瓒覆灭了，构成了他的一场人生悲剧。

七、常来我家作客的谭延闿

    这个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国共合作时期。那时谭延闿和我父亲张匹青都在广州国民党中央临时政府工作。谭曾经担任军队总司令，后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他是清朝时一位翰林，才智超群，论军事论政治都是位好角色，他擅长书法，写得一手极好的颜体楷书，书法界都认为他是位大书法家。
    谭和我父亲有许多交往，在军队中，他曾是我父亲的上司，他很赏识我父亲的英勇善战，又很敬佩父亲敢于直言的豪爽性格，加上他和我父亲的住址相隔很近，所以常来我家作客，并且在我家吃饭的时候很多。我家有厨师，弄的菜他并不太赏识，但对我母亲做的红烧肉则是赞不绝口，有时他来我家一进门就叫：“嫂子，弄点红烧肉吃好不好！”母亲只好亲自下厨烧红烧肉了。有一次，他和我父母一起观看幼儿演出，剧院前一个大广告牌上写着“五龄小跳舞家张鉴”。那位五龄小跳舞家演技精彩、独特，谭延闿倍加赞赏。这时坐在一旁的父亲提醒谭说，你能认出这个小舞蹈演员是谁吗？谭是个反应极敏感的人，他思索片刻，立即惊喜地说：“我想起了，我在你家见过一次，张鉴、张鉴，这不是你的女儿吗？”第二天谭又来我家，吃完午饭后他便招呼我父亲给他准备文房四宝，说他要在我家写字留念。父亲急忙替他在书房备好了笔、墨、纸、砚等，他便端坐握笔认认真真地书写起来，并对我父亲说：“我打算写一大本颜字字帖，赠送给你家的五龄小跳舞家今后习用，这女孩聪明，必能练好书法。”父亲连连称谢，可见谭先生对儿童的成长极其关注。
    此后谭先生每星期必来我家书写一至二天，约写了20多个星期，算起来共花了七七四十九天才完成了这本帖作。这本帖在我家一直珍藏到1966年文革破“四旧”时才焚烧掉。在我的记忆中这本帖是用的毛边纸，比普通帖大一倍左右，每个字约有两寸见方，整个帖书厚一寸多，是用蓝布装订成的。我的那位跳舞家姐姐从小学到中学都练这本帖，四十年代姐姐在长沙市周南中学读书，参加全市中学生书法比赛得了第一名，的确与这本帖书是有着密切的关联的。
    后来，我父亲回顾谭延闿时，也讲到他的为人，父亲说：“谭延闿文韬武略无一不精，北伐战争后，其基本立场倾向于蒋介石，至此，我和他的关系也日渐疏远，未过多久，他就辞世了。”（公安县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供稿）（转自《湖北文史》总第九十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