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作忠
不久前，中央电视台十频道“讲述”专栏播放了近代著名学者陶希圣之子陶晋生忆述其父当年叛离汪伪集团、揭穿日伪密约的全过程，观后使人感触良多。多年来，因陶希圣一度误入汪伪集团，又因他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长期任蒋的侍从秘书，并为之起草《中国之命运》，后随蒋赴台），人们把政治和学术视为同一，将学者的政治选择和学术价值混为一体，给陶贴上“大汉奸”、“反动文人”标签，沿袭几十年。现在作为中国权威媒体的中央电视台，终能公正评价陶希圣的功过，还历史本来面目，令人振奋。
“历史是公正的，历史的真实需要由有胆识的、科学的历史学家来写。”
困扰人们多年的许多禁忌和偏见，正在陆续还原为考古学的碎片和历史学的素材，客观精神和公正原则不再是风险，而是不言自明的常识。
然而作为一代学人的陶希圣，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山贡献，电视没有涉及，本文略作补述。
（一）
先简述一下陶希圣亦政亦学、亦朝亦野的经历。
陶希圣，名汇曾，字希圣，以字行。1899年出生于湖北黄冈。幼读诗书，9岁被在豫省任知县之父送入开封旅汴中学，续就学于武昌英文馆。
1922年，陶自北大法科毕业后任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员。1924年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同时在上海大学、上海法政大学、东吴大学等校讲授法学和政治学。1927年参加北伐革命军工作。1929年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上海法学院、立达学园及中央大学任教；同时与周佛海、樊仲云等创办新生命书局。1931年暑假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轮流于清华、燕京、师大、朝阳等校兼课。这个时期，“九•一八”事变爆发，北平学生群情激愤，陶在向学生的讲演中，提出了“全民抵抗”的口号。
1935年1月，陶希圣联合王新命、何炳松、萨孟武、樊仲云、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等10位教授，于上海《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声称：中华民族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已经失去存在的依据，因此，“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当前的问题在建设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建设既已开始，文化建设亦当着手，而且更为迫切。”在文化建设问题上，国内“一派主张模仿苏俄，一派主张模仿意、德，但其错误和主张模仿英美的人完全相同，都是轻视了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因此，主张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应“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宣言》强调：“中国是既要有自我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这认识才算得深切的认识”。
同年12月16日，北平44所大中学校的万余学生为反对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而举行大示威游行，遭宋哲元部镇压，多人受伤，多人被捕。陶以其与二十九军高级将领的师生情谊（陶曾应宋哲元之邀为其讲学），面见北平市市长秦德纯，要求停止搜捕学生，其要求获采纳。
1937年抗战爆发后，陶挟笔从政，在武汉与周佛海创办“艺文研究会”，“希圣为文分析国际问题，以评论表明国民革命与抗战建国之立场与政策，即自此时开始”。1938年7月，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年底随汪精卫出走河内。
1939年8月，任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1940年1月，与高宗武逃赴香港，于22日《大公报》披露《汪日密约》全文，一时震惊中外，成为“中国报学史上最轰动事件之一”。高陶二人“终能名节双全，青史留芳”。
1940年6月始，陶希圣与连士升等在香港创办“国际通讯社”，发行《国际问题》周刊，选译国外报刊杂志的论文，及编译者撰写的国际时事评论，为国内研究和了解世界局势及国际问题提供参考资料。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陶去重庆，先后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和《中央日报》总主笔。此间，陶鉴于抗日战争“必将光荣结束，但须预先作好成功结束的宣传，计划战后的复兴与建设，致力建国理论的斗争，以使中国真正成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国家”的理念，陶决心以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上的研究成果，来补充蒋介石理论上的不足，帮助蒋起草一本有关中国发展前途的著作——《中国之命运》。这些，“体现他所学报效民族和国家的愿望，这是当时一个中国学者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1946年11月，陶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赴台湾后，历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设计委员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总讲座，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央评议委员等。1988年6月27日在台北病逝。
（二）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由于北伐革命和辩证唯物论浪潮的冲击，中国社会结构产生了激变，一些学人力图以经济观点来探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史的分期及中国社会的性质等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一场论战。这场论战的发起者是鄂人陶希圣。陶首先在上海《新生命月刊》提出：《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此论即引起诸多学人的响应和论战，论战的焦点有三：一派认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一派认为“中国是商业资本主义”；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则认为“中国封建制度已衰，封建势力犹存，而中国社会的两大阶层是士大夫与农民”。
当代著名学者贾植芳先生对当年的那场论战予以极高评价，他说：“中国社会史论战是我国现代革命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我国现代革命实践活动、中国社会与历史的研究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陶希圣对中国社会史产生兴趣，是从他在北大求学开始。当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每次大会，我都在场，大会之外，我在宿舍里读罗马法”。在新思潮的影响下，陶每有余款即邮购日本法学家著作以自修，学识日进。是年冬，陶参加修订法律馆征文，获选第一奖，得奖金100元。其兴趣倍增，从此逐步走进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
陶受聘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员后，即开始研读清代经学家秦蕙田的《五礼通考》、清代礼学家徐乾学的《读礼通考》、清代礼学家胡培翬的《仪礼正义》、英国古代法制史学家梅因的《古代法》、美国民族学和原始社会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诸书，试图以民族学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组织及其历史演变，并有论文发表于《法学季刊》上。
1924年7月，陶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接替周鲠生负责审查法律、政治、经济等类文稿。公余时间，他利用涵芬楼丰富的藏书继续于中国古代社会组织及其演变的研究。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陶援引英国法律撰文分刊于郑振铎主编的《公理日报》和东方杂志社主编的《五卅惨案专刊》，指责英国巡捕枪击中国民众为非法，“这件事对于我自己非同小可，在此之前，我的稿子只投妇女杂志和学生杂志。至此时，我的论文开始在那样的大杂志上发刊”。此外，陶还“参加了上海学术界十个人联署的宣言，对南京路巡捕房枪杀群众的惨案，表示抗议”。陶一时成为“维护中国工人利益的最高法律顾问，他无所畏惧地在法庭上控诉帝国主义的暴行，因而成为上海社会上，特别是在工人和青年学生中，非常有名的人物”。
陶之举引起各方注意：上海学生联合会聘陶为法律顾问；公共租界巡捕房向会审公堂控告陶希圣和王云五，并传讯出庭。这些使陶之声誉日盛：应于右任主办之上海大学之邀教授《法学通论》，由此结识了是校教务长施存统，并开始阅读《唯物史观》等著作；结识了鼓吹“内驱国贼，外抗强权”的“醒狮派”骨干曾琦、陈启天、李璜等人；经郑振铎、沈雁冰、胡愈之之介而与文学研究会诸会友时相过从。
1926年，陶在上海大学教授法学通论，同时在《孤军》杂志上谈论社会及发表政治见解。又受邀主编《独立评论》周刊，为文标榜三个自决：“民族自决”、“国民自决”、“劳工自决”。“民族自决”与国家主义有别，而“劳工自决”与共产主义冲突，国民党认为陶的理念与三民主义相契合予以支持。自此，陶的“社会政治关系日渐广阔，以至‘左至共产主义，右至国家主义’，但他自认他的社会政治思想走的是中间路线，即所谓‘左亦不至共产主义，右亦不至国家主义’。”
1927年初，陶应聘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中校教官，从此以“陶希圣”之别名取代“陶汇曾”之本名，并终其一生。在武汉，陶目睹了高涨的工农运动。在随中央独立师西征途经湖北咸宁之际，他以“常务委员兼司法科长”（此前，恽代英任命他为师政治部军法处长），负责审理了县农民协会的讼案。通过亲历亲见，他认识到：“农民对地主的斗争，实际上破坏了社会经济，而受害者仍是农民。因为农民协会‘打倒土豪劣绅’的运动，把农民中的地主打倒了，也就把城市中的商业破坏了。商店的店东们大抵是地主。他们以土地为其商业信用的保证，可以周转商业资金，使农民的农产品及附产品得以出卖，而农民所需要的东西得以购进。如今他们的土地被没收了，他们的商业信用也就失掉了。商店把现存贷物卖光之后，没有进货的资力。所有商店只有木架子，没有货物在木架子上。”
尔后，陶在从政之余，念念不忘治学。通过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考证，陶力图从学术理论的角度对中国的社会和历史进行剖析：“一方面是用社会历史方法解释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另一方面是用这一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叫做‘中国社会史’”。他认为：“虽然我们能够把社会形式分做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纯粹的属于某种社会型的社会，而毫没有驳杂的成分存在于其中。”中国古代由原始氏族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在秦汉帝制以前就已解体，商业资本主义开始发达，但直到帝制时代末期，残余封建势力仍存在。陶的这些观点与一些援引唯物史观论者完全不同，因而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并引起争论。不久，陶将这一时期刊于《新生命月刊》上的论文辑成《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出版，且颇为畅销，三年间销了八版、数万册。
1929年后，有关马克思、列宁的论著以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论著陆续进入陶希圣的书架。他还将德国社会学家奥本海•弗兰茨的《国家论》译为中文交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力图以社会史观解释三民主义，并拟更进一步以社会史观寻求中国历史演变的轨道。这一时期，他先后出版了《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中国之家族与婚姻》、《中国封建社会史》、《辩士与游侠》及《两汉经济史》等探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专著。由此开始奠定他在中国理论界的地位。
陶的系列著述在对中国社会经济全方位、多视角分析后认为：资本主义走不通，必须实行民生主义的路径；世界资本主义已发达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阶段。中国革命只有由生产民众组织为强有力的国家，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有计划有组织的管理生产事业。以国家资本节制私有资本，使之不能操纵国计民生。以国家（是生产民众的国家，而不是买办金融商人资本的国家）组织经营对外，而后生产技术可以提高，生产方法可以转变；救中国不是伦理的理想所能为力，社会主义固然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但是自由主义一样是行不通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差别，是生产机关分配上的差别，不是在生产技术上有甚么悬殊。社会主义并且还以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为条件。在中国目前小生产制基础上喊社会主义是不行的。在目前列强帝国主义正作世界规模的争夺之中间，喊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也是笑话。
在《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书的结尾，陶希圣强调说：“现在的中国，由伦理的观点上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路，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资本主义抑社会主义之路是一个经济发达的事实问题及社会阶级势力推移的问题，不是爱憎问题，不是喜惧问题”。
70多年后重温这位先贤的先见，我们仍可领悟：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伦理上的理想无可厚非，但是它必须建立在发达的工业经济基础之上，而中国目前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当务之急是以强有力的国家发展民生，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奠定基础。
1931年1月，陶希圣受聘为中央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教授之余，他仍笔耕不辍，《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一书即此时的代表作。
同年暑假后，陶应北京大学之聘，回母校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等课程。据陶的学生何兹全回忆：“当时，北大最受欢迎的教授有胡适之、傅孟真、钱宾四和陶先生四位先生。北伐战争之后，青年学生中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反思和前途问题。由中国革命性质而联系到中国社会性质；由中国社会性质而联系到中国社会史的发展。最受欢迎的研究历史的方法是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陶先生就是运用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社会史问题的。陶先生讲课声音不大，而分析深刻，鞭辟入里，生动有层次，循循善诱，引人入胜，教室里挤满了人”。也就是在陶的引导下，何后来走上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道路。
还有周谷城也是深受陶希圣影响的一个，周在写于1930年1月10日的《中国社会之结构•弁言》中说，该书“第一章第二节头一项政治制度，我因同陶希圣先生谈话，受了他的暗示，自己的见解变了”。
这个时期，上海文坛发生“中国社会史论战”；“它震动了全中国和日本的文坛”。论战的主题是：“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
这场论战要追溯到20年代末国民党“清共”后，知识分子回到书房讨论中国问题，当时理论上分两大派：一派是“新生命派”，如《新生命》、《前进》、《双十月刊》、《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社会教育》等刊物上关于中国社会的论文，其理论代表人物是陶希圣；另外一派是“新思潮派”，刊载论文的刊物有《新思潮》、《思想月刊》、《世界月刊》、《摩登青年》、《读者》、《理论与批判》、《社会科学战线》等，其理论代表人物包括彭述之、瞿秋白、郭沫若等人。当时，上海的《新思潮》、《动力》、《新生命》等刊物虽然发表了不少论述中国社会性质的文章，但未形成规模。
到了1931年4月1日，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第1卷第1期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本期辟有“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发表了“半封建半殖民地说”派代表之一朱其华与陶希圣论中国封建制度的通信。5月1日，第1卷第2期发表了时为上海劳动大学经济系四年级学生朱伯康的论文《中国社会之分析》，支持陶希圣的观点。8月1日，《读者杂志》出版第1卷第4－5期合刊，即《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一辑），将论战推向高潮。本期共发表观点互相歧异的论文12篇、40多万字。这些论文措辞激烈，双方“短兵相接，各位雄赳赳的战士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杀得头破血流，各不相下”。王礼锡将陶希圣列为“论战”的五个权威之一，公开号召论战者对于陶之观点提出“挑战”，一时向陶“挑战”和批评的文章着实不少。
论战中，陶希圣“既是挑战者，又是凶猛的应战者”。有感于一些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学者，单凭唯物史观的理论方法，使用贫乏的历史资料，填入公式，流于空谈无根，有失学术讨论的意义，陶认为：“一个社会的发展有历史法则可以寻找出来。这一点是与考据学派大不相同的。……历史的方法必须从史料里再产生，才是真确的。如果先搭一个架子，然后把一些史料拼进去，那就是公式主义”。陶鼓励学生青年们搜辑经济社会史料，并从史料中寻找历史法则。陶强调：“用公式来收捺材料，这一方法最怕材料多，材料一多则公式主义便会崩溃。历史上两个不同的社会形式，供给我们不同的材料。但因公式主义不许我们指出两者的异点，我们是弃材料而留公式呢？还是弃公式而取材料，重新估定社会进化的途径？公式主义是前者，我的办法是后者。这是我四年来见解屡有变动的原因。”
陶虽然重视史料，却不忽略理论，他积极主张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他强调：“历史是社会科学，当然决不轻视理论，但比理论更重要的是史料”。据以上治学态度，陶希圣一面采取顾颉刚“疑古”派的考证，一面使用社会史的方法，将商周至唐末五代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及社会组织认真考订，结晶成70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二）（三）（四），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这个时期，陶的思想具有相当的开放性，晚年他回忆说：“这两年间，我对于马克思与列宁的著作与论文，从英文及日文译本上，下了工夫。同时对于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选读了不少。我的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观，却并不是唯物史观。与其说我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无宁说我欣赏考茨基的著作。例如考茨基的《基督教的基础》，就是我用心读过的一本书。然而我的思想方法仍不局限于此。我用的是社会的历史的方法，简言之即社会史观。如桑巴德的《资本主义史》和奥本海马的《国家论》才真正影响我的思路。”
综括陶希圣这一时期的著述，不难看出：他既“不赞成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又着力反对“国民党当权派因清共而脱离民众、丧失革命精神的官僚化的腐败倾向”；“他对于士大夫和官僚产生的根源及其腐朽特质的历史揭示，他对于商人资本及买办制度的剥削性的批判，他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农村惨痛现状的关注，都具有相当强烈的现实意涵和指向”；并对“回归改组精神、实行革命民权、以强有力的国家资本实现民生富强等”提出了主张。
1932年，陶希圣在冷静反思几年“论战”的得失后，深刻地说：“我还有两个希望，敢在这儿提出：一，唯物史观固然和经验一元论不同，但决不抹杀历史的事实。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二，论战已有四年之久，现在应当是逐时代详加考察的时期。我希望有志于此者多多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我四年来犯了冒失的毛病，现已自悔。但我四年前冒失下手发表论文，是因为那时很少人注意这种研究。现在见解已多，如再以冒失的精神多提意见，反把理论战线混乱。我希望短篇论文减少，多来几部大书，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学术界打下一个强固的根基。我自己决没有丝毫的自负，说自己业有如何的成绩。我希望自己能够继续研究，把四年来的见地一起清算。我希望大家于（破）中来（立）。只有（立）才可以把战线以外的多元论者或虚无论者打翻。”陶的这段话，应是他这一时期理论渊源与思想方法取向的明白表露。
鉴于前一时期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人们，“由于史料搜索的不完备，往往说完春秋战国或秦汉以后，一跳就跳过千多二千年，接着便大谈其鸦片战争以后的社会经济史。”多认为“秦汉至明清约共二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差不多完全没有什么变动，有给它戴上‘封建社会’的帽子的，有给它戴上‘奴隶社会’的帽子的，也有给它戴上‘商业资本社会’的帽子的。”因而形成了一个“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论调”。针对此，陶与高足武仙卿合著成《南北朝经济史》一书，于1937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本书《序》中，陶开宗明义称：秦汉以后中唐以前的中国社会自有其特点，大有别于此时期以前的秦汉及此时期以后的宋明，着实可以自成一个段落。他说：“四年以来，我对秦汉以后次第的加以研读，渐渐看出东汉以后中唐以前无论在经济社会政治思想上都自成一个段落，与以前的秦汉及以后的宋明各有不同。最重要的特征是大族与教会的经济特权及政治特权。秦汉不是没有大族，但政治上受政府的抑制；宋明不是没有教会，但法律上没有特权。如再进一步看，取大族与寺院的下面的社会的经济的组织，更可见与前代后代不同的特质。大族及僧侣之下庇护着多数的自由人，领有着多数的部曲僮客，持有着多数的奴隶。反之，在秦汉，我们看见最引人注意的是家内奴隶，在宋明，我们看见的是自由劳动的发达，庇护特权的沦没。所以魏晋至隋唐，社会上严于士庶之分辨，政治上显有大族的操持，思想上富于佛教的影响，彼此因应，断非偶然。”。正文中作者的这种论点作了详尽的发挥与论证，例如第一章《绪论》，作者强调南北朝政治经济的地域性与割据性。“南朝因迁徙人口集中于荆州、扬州、南徐州，而使政局牵于三州。反之，北朝则因君主多集中所掠夺的人口于首都，遂使首都跻于特殊地位。水利设施既偏首都附近，通货使用亦划首都为一区域，至于受田纳税，京畿之内也似乎与州郡地方有些不同。由中央政府之重视首都，推而至于地方政府之重视地方都市，及寺院大族之重视其庄园附近，遂使当时南北的政治经济情形表现浓厚的地域性与割据性。”“地域与割据的色彩充满在各种制度上，各地方有不少地方性的杂税，使土地与租税制度上表现着地方分割的姿势。货币使用上也表演着‘利于京邑之肆，而不入荆扬之市’，‘便于荆郢之邦，则碍于兖豫之域’的割据。在商业交通上表现为都市的孤立，各都市间仅仅维持微弱的不安全的交通。”作者复“从这种割据与孤立的情形中，使我们了解了南北朝时期政府的封建性，及寺院大族之具有封建领主的资格的理由。寺院大族之有社会的政治的与经济的基础，才有与政府争斗的实力。三者之间最明显的争斗，在这时候是土地与人民的争夺。”至于当时政府、寺院及大族间在经济上冲突的情形，此书第六章中有详尽的论述。由于作者辛勤搜集南北朝经济史料并加以论证，“本书对于中国中古社会的特色遂有确切的和精采的论断”，与前一时期“中国社会史论比较起来，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70多年后，参加论战的唯一健在者何兹全先生回忆当年的情景，仍兴奋不已，他说：论战“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次高潮，是一次影响很大的高潮，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
（三）
为了进一步“矫正那种公式主义的流弊”，由陶希圣主编、以研究中国经济和社会历史、宣传中国社会史发展循环论和无规律论为宗旨的《食货》（半月刊），于1934年12月在上海棋盘街创刊。
“食货”，古代用以称国家财政经济，源于班固论述中国汉代农业、工业、商业状况的《汉书•食货志》。是文开首曰：“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陶创办《食货》，力图从人民的衣、食、住、行，来研究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
在《编者的话》中，陶说：“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陶强调：“史学虽不是史料的单纯排列，史学却离不开史料。理论虽不是史料的单纯排列可以产生，理论并不是尽原形一摆，就算成功了的。方法虽不是单纯把史料排列，方法却不能离开史料而独立发挥作用。有些史料（尤其是社会史料），非预先有透辟的理论与精密的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使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不能产生”。
《食货》内容极为广泛，包括：论著、考证、调查、研究法、索引、通信、答辩、读书随笔、会约及通告等。所涉猎的范围包括：我国历朝土地、赋税制度的形成和变革；农业、手工业和工业的变迁与发展；农村和城市的市场经济；对外贸易的破坏与复兴；金融货币的沿革等等。并编辑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论文索引。
《食货》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发行，1937年1月迁北平，改由食货半月刊社出版发行。至同年7月，因“七•七”事变而停刊，总共出版6卷61期。
《食货》的创刊，标志着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进入第二阶段，即由社会性质的讨论拓展到对社会史、社会形态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封建制等诸多问题的探讨。
《食货》共发表论文345篇，主编陶希圣除了每期撰写《编辑的话》外，还发表了36篇论文和2篇译著。先后和陶一起搜集史料及为《食货》撰稿者，如鞠清远、曾謇、武仙卿、沈任远、全汉升、杨联陞、连士升、何兹全、劳干、刘子健、陈盘、方豪、沈刚伯、许倬云、余英时、杜正胜、黄宽重等，后来皆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著名学者。
“《食货》半月刊，反公式主义，反教条主义，主张自由运用史学方法。不能算是考据，也不算历史哲学，也不完全是马克思的唯物观，从这里就产生了社会史观。可以说《食货》半月刊想走的是‘社会科学的历史学’的路线”。
《食货》积极倡导“搜集”“史料”和“搜求”“社会现象”，得到许多学者的赞许，人们逐步认识到：“《食货》的好处，是向有志于中国社会史的朋友，提供丰富的史料”；“《食货》半月刊的出现，是在社会史论战大潮之后，对大潮的反思。可以说，它的出现，是顺应当时史学发展形势演变的大潮流的，是应运而生。陶希圣先生抓住了这个机遇。”
由于陶希圣应用各种社会科学知识研究中国历史，独辟蹊径，影响深远，其后各地大学相继开设中国经济史一课，蔚为研究风气。顾颉刚曾赞扬陶希圣使社会经济史脱离宣传革命的窠臼，走上研究学术的大路，功不可没。
日本学者森鹿三评论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和同时由顾颉刚、谭其骧主编的《禹贡》（半月刊），可视为当时国民政府提倡中国本位文化运动的一环。这种知识力量，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发挥了若干有形、无形的作用。此外，日本东洋史的研究领域，也受到《食货》的影响。《食货》每期约有60%销到日本，成为日本研究中国史学者的必读之刊。陶希圣的一些著作也相继被译成日文或英文。所以有日本学者赞誉陶希圣主编《食货》时期，为“陶希圣时代”，后来又称陶为“中国社会史开山祖”。
陶希圣在主编《食货》的同时，还成立了“食货学会”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室”。他领导学生将二十四史中有关社会经济史的记载分类汇集，完成了《唐代经济史料》8册，又协助美国教授威特福格尔（Kayla•wjttfogcl）搜集辽金时期社会经济史料。“我们替他做了大批的卡片。七七事变之后，他带回美国去，编成了近代社会史。”可惜的是，“七•七”事变后，《食货》被迫停刊，陶希圣和弟子们辛苦搜集、包括《唐代经济史料》在内的资料和稿件皆在战火中散失。
晚年，陶希圣与人谈及早年献身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经历，仍津津乐道。他说：“我出来教书教的是亲属继承、家属与婚姻，用民族学的观念来讲，大家都很感兴趣”，“于是我想重新建立古史”；“我讲家族与婚姻的历史，讲古代的婚姻习惯、家庭组织，这一讲讲到中国社会结构的发展与演变，这就是中国社会史。这中国社会史可以说是考据学、古史辨起来的反应，你说古代没有信史，我看起来有。从民族学上来讲，那三代的东西都可以讲出来，如果再加上古物，那就更清楚了。中国社会史就是这样来的”。
他又说：“我虽然坚持唯物观点，仍与唯物史观不同。我自称为社会史观，而反对公式主义及教条主义。我主编《食货半月刊》，研究方法论，同时注重资料，必须从资料中再产生之方法，才是正确的方法。《食货半月刊》出版两年半，自成一种学风。”
今天，我们翻阅泛黄的《食货》，品味陶希圣植基于以社会学为核心的史学研究，至少可得到两点启示：一是理性的论学与开阔的胸怀。为了导正社会史论战的“盲争瞎斗”现象，陶希圣提出“不谩骂、不发空论”的口号，强调平心静气的讨论和研究，鼓励大家相互批评合作。《食货》的诸多作者，除了陶的友人及弟子，还有许多他不认识的人，甚至有不少和他意见相异者。这种有容乃大的治学态度，扩大了《食货》的影响；二是在动荡的环境中建立长久的学术事业。《食货》所处的时代，正是民族危亡的时代，日军对华侵略不断升级。陶希圣在《食货》上不断呼吁同仁要保持“有一天可以工作，便可以长期工作的精神；尽一切力量，扩充研究领域，扩大研究成果，奠定学术生命”，以此增强民族凝聚力。
“食货是在20世纪20—30年代之际中国社会史论战理论之争而又争不出个名堂来之后应运而生的，它对中国社会史研究起了一定影响。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史上，应该有它一席之地。”
（四）
1968年，陶希圣自台湾赴欧、美、日考察，他发现当年的《食货》仍受各国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者的重视，于是萌发复刊《食货》。到1971年，《食货》在台北复刊，改为月刊。在《发刊词》中，陶希圣呼吁：“采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以致力中国历史及社会研究的道路；迫切需要我们再拓宽、再延长，以避免历史研究走上见树不见林、虚浮、幼稚，乃至支离的毛病，因此不论采用何种理论与方法，或写作或翻译，甚至书评、通讯，皆所欢迎，皆可刊载”。
据陶希圣的三子恒生回忆：“《食货》在台湾复刊后，先由晋生（恒生之弟）带领几位学生负责编务，晋生时在台大教书及中央研究院工作。晋生应聘赴美任教后，编辑及出版工作即由学生们接下，公余风雨无阻，来社工作及聆听父亲讲述，直到父亲逝世停刊，17年如一日”；“父亲把《食货》当成自已抚养50多年的儿子，在台北复刊的17年间，为他呕尽心血，也背负了不少的债务。”
《食货》复刊至陶希圣病逝的17年间，陶秉持“不自立学系或学派”、“不自命圣人或哲人”，保持“纯一的志趣，磊落的风格”，先后发表论文64篇，出版专著3本。此外，他还主持成立食货出版社，刊印了四十多部学术著作。
晚年的陶希圣曾无限感慨地说：“区区一生，以读书、作文、演说、辨论为业，人自称为讲学者，我志在求学。人自命为从政者，我志在论政。我不求名，甚至自毁其名，而名益彰。我自觉国家社会所许与我者，超过我应受与愿得之程度与范围。我无以为报，只是常抱一颗感谢的心，庶可遥望论语所谓‘学不厌，教不倦，不怨天，不尤人’之境界，年至八十，犹未及也。”这个自我评判，应该是中肯的。
综括陶希圣一生治学之路，因论战而成一时之名，以《食货》立百代事业，以礼与律为基点，又博采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与经验，探讨中国社会组织与社会伦理。晚年更由史学转入学，于殷商文化异同及太史公欲究天人之际的思想背景，阐释新的见解，在社会史学界自成一格，树立起新史学的典范。陶不仅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者，更是实际推动者。
有学者赞誉陶“布衣一言而为天下法，风气新开百代师”，是“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先驱”、“食货学派的领导”；“他可以作一个革命洪流中的理论弄潮手，也可以审时度势作一个默默沉潜的学派奠基人”；“陶希圣作为资深学者，而且还是‘食货’学派的掌门人，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自有其地位在”；顾颉刚在40年代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称陶希圣和郭沫若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最早的两位大师”。这些评价不算过份。
“知识分子自古悲剧多，近世尤多，陶先生一生也是一场悲剧，一个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的悲剧”。
历史的无情与多情，人类的幸运与不幸，将与世界同在。
陶希圣的形迹尽管已沉埋在世人记忆的心底，然而却犹如月色下的残片，时而折射着星光。虽然无情的岁月将其淘洗，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雪泥鸿爪。今天重温其人生之旅，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不少启示。（转自《湖北文史》总第九十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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