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斌与二汽的不解情缘

2014-09-15 21: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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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矛

    饶斌是二汽的一名创业者，是和我共同生活了四十七年的伴侣。
    二汽，是在他一生辛勤的劳动中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从1964年12月他奉命筹建二汽开始，直到1979年1月他转走了行政、户口、党的关系止，一共在二汽工作了14年有余。整个“文革”大动乱的十年，他都是在二汽度过的。他费尽了心血，饱受了种种磨难，为二汽的生产和建设拼搏了十四个春秋。
    建厂，首先要确定厂址。1965年初，饶斌和一机部汽车局的同志出去踏勘厂址。他们跑了陕西、四川、湖南、湖北四个省，大家乘卡车进山，卡车停在大路上，人们分别钻入山沟去踏勘。因为人少沟多，一般是一人一条沟。有一次，饶斌钻入一条深而曲折没有人烟的沟中，迷失了方向，钻不出去了。大家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他。那时，饶斌已经52岁了，曾因过度劳累犯了心脏病。别人要他注意身体，他笑着说：“白求恩当年不辞辛苦到中国来支援我们时，也是50多岁，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以白求恩为榜样，为二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切。”
    饶斌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二汽冥思苦想，绞尽脑汁。他根据建设一汽的经验，提出了二汽应该建成一个产品系列化的现代化汽车工业基地的设想。应该能生产一吨至八吨各种型号的卡车，因为一汽只生产一种车型，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他建议由全国机械行业以“聚宝”的方式，为二汽提供崭新的设备，并要求汽车行业来包建二汽的各个专业厂，提出“老厂包新厂”、“小厂包大厂”等颇为新颖的办法，并据此作出了规划。
建设一个大型的汽车制造厂实在是一个重大、艰巨、繁杂的工程，困难重重。饶斌当时像一团火焰到处宣传建设二汽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美好的设想。他四处调兵遣将，鼓励人们为汽车工业的发展做贡献，逐渐集聚起一支较强的建设队伍。
    “文革”开始时，二汽已定点在湖北郧阳地区。他和齐抗带领少部分刚调来的职工，进驻了二汽建设基地。基地生活虽苦，但他的情绪却非常好。他当时给我来信说：“这里点油灯，睡硬板床，吃包米饭，我并不觉苦，反而觉得好像回到抗战初期一样，对这种简陋的生活条件有一种亲切感”。二汽建设因是“三线”建设项目，“文革”初期还没有受到大的冲击，1967年4月1日在十堰破土动工了。他那时还能兴致勃勃地工作。但到了1967年9月就有人捏造他是“高岗所器重的人”、“是林枫的死党”，开始对他进行斗争，对他施行了肉体的、精神的折磨，二汽的建设也停下来了。
    后来一位领导同志说：毛主席1968年到了武汉市，当听到省委领导同志汇报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时，问了康世恩和饶斌的情况后，曾经指示：康世恩和饶斌都是有专长的搞事业的人，他们如果没有大问题，应该让他们出来抓工作。毛主席一句话，把饶斌从九死一生中解救出来。
    由于军代表受命做了工作，他于1969年1月进入了设在武汉市八一小学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他到武汉的第三日，张体学就接见了他，这是一个好信息。五月，他在学习班结束后，就回二汽了，在二汽建设总指挥部生产组工作。7月，中央召开计划会议，熊心乐、刘景修带着他一同到北京开会。阔别一载，他和家人才又见面了。当时有人劝他说：“二汽的基建停止了，很多有经验的干部和专家也靠边站了，你回二汽不成事业还要下地狱，反正你有病又有伤，你先别回去了，在北京住一阵子再说。”他沉重而又坚毅地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为了二汽的建设是刀山也要上，是火海也要下啊！”开完会后，他就进山回到二汽。
    他在一汽当厂长时，在出了“东风”轿车的样车后，曾经头脑发热地提出当年要出几十辆“东风”轿车的要求，结果日夜加班，累死累活，也没能实现，这一教训很深。因此，无论领导同志们集体和他谈，还是个别交谈，他毫不松口，他口干舌燥地反复耐心地进行解释，态度不变。他这种与上级指示大相径庭的态度，是无法为上级领导所采纳的。出“政治车”的命令如山倒，谁也抗拒不住。结果，只好抽出大量人力，到各处找协作件，于“十一”前装出二十辆汽车，参加武汉的国庆游行。
    1970年还搞了一次所谓的“设计革命”。固然原设计中有一些地方考虑不周，有不合理的地方，有改进的必要，但有一些人不是从此出发，而是秉承个别领导人的旨意，大批“现代化”、“先进科学技术”、“第一流”！饶斌在不担任主要领导的情况下，为了使工作不受损失或少损失，更注意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了问题，及时向当时的主要领导反映并提出建议。
    1972年底，二汽建设总指挥部撤消了，但留下来的二汽建设现场问题成堆。这时，饶斌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勇敢地挑起了重担。饶斌提出“要以调试为中心，保质量、上能力、打基础”。撤消了“五七干校”，把在襄北农场的全部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调回二汽参加工厂建设，恢复了专业管理处室，建立了总师室，恢复了技术责任制。还重新建立了工会、共青团等组织，作出一系列的重大决策，充分发挥了群众的积极性。
    1973年5月，以曾思玉为首的湖北省委，在中央的推动下，召开了中共二汽党委常委汇报会。
    1973年春，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来到二汽检查工作，饶斌汇报了基建中存在的严重质量问题。在国家干预下，当年就组织了各基建设计院，对有问题的工程进行了质量返修设计，解决了基建质量不适应生产需要的问题。同时还确定了由一些设备制造厂和使用单位（本厂各分厂），对生产的不合格设备进行攻关，加快了生产调试的步伐。二汽的扩初设计也在全厂进行了讨论，7月饶斌等到北京汇报二汽扩初设计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在会议期间，李先念及国务院领导同志两次接见了饶斌等二汽的领导人，对二汽的建设很关心，很支持，并说：给饶斌尚方宝剑，让他有力地把基建、安装、生产统一地领导起来，有了问题，就地尽快解决。
在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精神压力很大的情况下，1974年，饶斌的高血压病又犯了，还发生了眩晕昏迷。医生怕他昏迷而醒不过来，就动员了一些领导干部去和他讲过去有趣味的事，不让他入睡。开始他还对“客人”们礼貌地微笑着，最后他控制不了自己，就昏迷过去。当时张湾医院的条件较差，在二汽治疗又得不到休息，效果也不会好，在医生的要求下，转到武汉治疗。病情刚有好转，他就迫不及待的回到二汽建设的第一线，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到年底，军车已形成了小批量生产能力。二汽把装配好的五十五辆两吨半越野车开到武汉向省委领导报喜，大大提高了全体职工的信心。
    1973年以来，二汽生产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完成了汽车质量攻关104项、工艺攻关64项、设备攻关1800多台，还实现了2300项技术革新，其中重大的有277项。大搞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保证了二吨半越野车生产能力的建成。
    1976年1月8日，为党为国日夜操劳、受到全国人民爱戴和崇敬的周总理逝世了，“四人帮”不让举行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但是，饶斌冒着政治风险，倡议并亲自主持了在二汽张湾露天俱乐部举行的有一万五千多人参加的追悼会。一夜功夫，工会就布置了一个巨大的灵堂，上百只巨型花圈，八名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护灵，使会场气氛庄严肃穆。二汽人以从未有过的井然秩序，隆重地追悼了周总理。
    当时，“四人帮”和他们的爪牙声称“要用铁的手腕对各级组织动大手术”，除掉“像邓小平一样的一层人”。在六堰贴出了大字报：“邓小平已完蛋，饶斌快转弯”！以工程公司霍道余为首的一些人，强占了十堰市招待所办公室。他们今天找这个领导干部谈话，明天要那个领导干部检查，给领导干部们施加压力，进行分化十堰二汽党委的勾当。他们今天敦促党委“批邓”，明天敦促党委“反右”。二汽党委一开会，他们就去捣乱，使党委无法进行工作，搞得干部惶惶不安，群众忧心如焚。饶斌、黄正夏、沈毓珂等几位领导人，被他们用大卡车今天拉到这里，明天拉到那里，名义上是去开会，实际上是游斗。
    由于无休止的纠缠，饶斌得不到休息，他的血压达到了血压计的顶端，升到了300毫米汞柱，生命十分危险。
    根据饶斌的病情，医院建议他外出治疗。这次外出，经十堰二汽党委报请省委批准后，造**派还设了三条防线准备拦截。我们陪送的人为了防止意外，天不亮就从张湾出发了，到了武汉也未敢停留，坐船到了南京。饶斌与齐抗情谊甚厚，知齐抗病重，下船去看齐抗。这两位二汽的筹建人见了面，不胜感慨。齐抗说：“我们两个要死的人合影留念吧”！（他们的这次合影登在南汽《忆饶斌》的专辑上，当年齐抗就逝世了）。齐抗知道饶斌像对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汽车事业，还劝他说：“你已经把二汽推向了生产轨道，问心无愧了，好好地去休养吧”。当时彭冲同志还把他在招待所住的房间让给饶斌住。在南京住了三天，他就到上海进入了瑞金医院。
    “四人帮”被粉碎时，他真是绝处逢生，有又一次被解放的感觉，欢欣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医院里住着一些外地的领导干部，一个个被省、市党委召回去了。他想工作的热情又燃烧起来，他总是说：“我搞汽车多年了，如果打仗没有战车，生产没有卡车，如何对得起党对我的培养和信赖”。但是左等右等，望眼欲穿，不见召他回去的消息。到了12月初，他再也不能等下去了，就向医院请了几天假，到北京摸摸情况。在北京除了见到周子健部长外，他还见到了王震、余秋里等同志。他们说，湖北省委首先要解决他们内部的问题，对你们这些大企业，一时还顾不上，恐怕还要再等一段时间。王震还关切地说：“如果病没好，还是继续养病，再忙，也不差一两个月”。于是他就返回上海，继续入院治疗。
    1977年2月，我们才接到省委的通知，内容是召集二汽的党委常委到武汉军区第四招待所开会，解决二汽常委内部存在的严重分歧。会议开了41天，终于分清了路线是非，于4月5日结束了。省委对领导班子作了调整。接着在十堰二汽开展三大讲活动，大讲“四人帮”对党对工厂对个人的危害，澄清是非，拨乱反正。接着又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提高了广大职工辩别是非的能力。开展了一批两打三整顿①，使工厂走上正常的轨道。还在传动轴厂进行了整党试点，对党员进行了增强党性的教育，把贪污盗窃违法乱纪分子清除出党或进行纪律处分；并发展了一批够条件的积极分子入党。在全厂广泛开展了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提出：要把林彪和“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要把他们造成的损失补回来的战斗口号，群众的热情空前高涨。
    1977年10月6日，中央调饶斌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饶斌要求在二汽再干一阵，等五吨民用车形成生产能力后再离开，因为EQ140汽车生产能力不形成，二汽每年就要亏损几千万元，对国家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此得到了上级的理解和同意。他知道自己在二汽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但要做的事却千头万绪，因此更加拼死拼活地工作。
    1978年初，饶斌出席了全国人大第五届第一次会议。3月初从北京回来后，他立即召开了党委会议，安排了全年的工作。全年的生产建设分为“五一”、“七一”、“十一”、年终四个战役来打，学习大庆油田“下战旗”、“发战表”的办法，对每个单位的任务写得很具体，措施落实，通过努力都可完成。还通过各个业务系统的专业检查，树立了各个工种的排头兵，鼓励了职工钻研业务的劲头。第二战役完成之后，二汽的第二个车型——五吨民用车生产能力基本形成了，到年底生产了五千多辆汽车，实现了扭亏为盈。有两千辆当年调到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在前线道路条件很差、甚至没有路的情况下，这些车可以开上去，保证了战斗任务的完成，被誉为“功臣车”、“英雄车”。为了进一步提高汽车质量，由总厂领导带队走访用户，开展了为用户服务的活动。饶斌还请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刘源张教授来二汽讲全面质量管理问题，并聘请他为二汽的全面质量管理顾问。
    这一年，在饶斌的推动建议下，组织了处以上干部（特别是政治部门的处级干部），利用业余时间（适当占用了些工作时间）参加了《汽车制造》、《工厂管理》、《电子计算机》等讲座，使领导干部有了生产、管理、科技方面的基本知识，提高了领导干部素质，有利于各部门围绕生产任务进行服务工作。
    这一年，有些外国的汽车同行到二汽来参观，他们为二汽有这样的规模、这样良好的设备，深为惊异，赞叹不已。
    到了1978年12月，中央再次调饶斌进京工作，他还是舍不得离开二汽，就自己到北京去商量，希望再留一段时间。中央的态度很坚决，认为二汽已基本建成，又扭亏为盈，没有理由不来北京工作了。于是，1979年1月，他回到十堰，转走行政、户口、组织关系，接我和小儿子进京。
    饶斌离开二汽后，还经常想着二汽的种种问题，往往在半夜十一、二点给二汽的领导打电话，商讨研究或提醒注意一些事情。他愿意运用他的职权和影响，快速地给二汽一些帮助。他讨厌拖拖拉拉，浪费时间。他希望二汽能快速地发展，为我们的国家多作贡献，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打得厚实些，再厚实些！（转自《湖北文史》总第九十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