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潘光旦的土家族研究

2014-09-15 21: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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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乃谷

    父亲潘光旦教授百年诞辰时，人们在称道他学贯中西的学术功力、不避艰险的求实精神和乐观的人生态度的时候，每每谈到他在土家族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功不可没。父亲的土家族研究历经坎坷，但最终还是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在九泉之下是可以感到欣慰的。
    1991年，我们在黔江参加了湘鄂川黔毗邻地区民委协作会议，费孝通教授在会上讲：“我的老师、同事和邻居潘光旦先生，1956年以前就花了很多时间对这个地区的历史变迁和地理分布做了大量的研究，并且亲自进行过实地考察。我总想来看看，但一直没有机会，35年来一直感到歉疚不安。我一定要来还这个心理上的债。这次我带了他的女儿一起来。她是我的研究助理，现在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工作。还有当年随潘先生来调查的摄影家张祖道先生。希望大家一起继续潘光旦先生的事业，不但搞清土家的源流历史，接下来看土家族和这个地区如何发展。”
    1979年我作为费孝通教授的学术助手参加了重建社会学的工作。1984年费孝通教授初步完成了江苏省小城镇调查后决定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1991年才有机会进入内地做武夷山民族地区的研究，把他的城乡发展研究和民族地区发展研究两条线在山区研究这个问题上交汇起来。这次费教授还带了他的博士研究生邱泽奇和麻国庆一同参与调查研究。

    武夷山区地跨湘鄂川黔四省，包括湖南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大庸市，湖北省的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四川的黔江地区和贵州的铜仁地区，约1300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占到53%。这是个多民族地区，汉族的分布在平面上，四处都有，但在立体上，多在平坝和交通线上，少数已深入峡谷和高山。土家族则北多于南，苗族则南多于北，是一个小聚居，大杂居，交错穿插的格局。
    费教授的这次武陵行，走了21天，从湘西凤凰、吉首，进川东的秀山、酉阳、黔江，入鄂西的咸丰、恩施、来凤，又到湘西的龙山、永顺，然后从大庸出山。除大庸之外都是父亲当年到过的地方。由于多年来参加了学科重建工作和边区与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我逐渐觉悟到重要的是去追寻和理解贯穿在老一代学者的民族研究中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做学问和做人之道。父亲的土家族研究正是其中一环。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民族工作中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民族识别问题。各民族当家作主，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里应该有自己的代表，所以需要对我国有多少民族，有哪些民族，各民族分别有多少人，聚居在什么地方等做调查研究工作，这项工作不仅是学术问题，也是与政策和行政建制相结合的工作。从1950年到1957年间在中央领导人直接关怀下，组织了访问团和调查团到各地区去进行过民族政策的宣传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1950年，湖南省湘西苗族自治州的女教师田心桃，以苗族身份参加了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有机会见到中央领导人，反映了自己不是苗族，而自认为是有着不同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另一个少数民族，要求进行调查研究。她的反映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并责成有关部门组织调查研究。
    1952年院系调整后，父亲被调到中央民族学院，任研究部中南组主任。1953年接受了研究土家族的任务。他在查阅史籍、地方志时写了关于土家、巴人卡片1359张。撰写了15万字的论文《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1955年11月发表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文后列出直接参考和征引的书目有史籍50种、地方志52种、笔记30种，其他经史子集55种。他从巴人上千年的迁移历史、地理分布和文化传说的种种记载中，通过考证得出土家起源于巴人，是古代巴人的后代。这篇文章发表后就得到了史学界的肯定，影响很大。

    1956年5月他利用担任全国民族组副组长的条件，参加全国政协民族组调查团赴湘西北考察，与他同行的有北京大学历史系向达教授，中央民族学院青年教师刘振乾。他为此次考察设定了三个目的：（1）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把研究所得和实地观察所得，对证一下，改正其中错误，补充其中的不足；（2）作为一个政协视察人员，调查了解一下“土家”人自己所提出的确定民族成分的要求究竟普遍到什么程度，在他们自己的认识里究竟有什么根据；（3）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也作为一个视察人员，需要了解为什么“土家”的识别问题久悬不决。1956年11月，父亲又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到川鄂土家族聚居区进行实地调查，随行的有上海《文汇报》记者杨重野，《新观察》杂志记者张祖道，张是清华社会学系1949年毕业生，协助调查和摄影，实在是一时之选。
    第一次湘西北调查他们走了42天，除去头尾到武汉和长沙外，访问自治州10个县中的7个县，计吉首、凤凰、花垣、古丈、保靖、永顺、龙山。第二次鄂西南川东南之行走了57天，所走路线是武汉—宜昌—长阳—宜昌—奉节—万县—忠县—涪陵—重庆—綦江—武隆—彭水—酉阳—秀山—黔江—恩施—利川—宣恩—咸丰—来凤—巴东—宜昌。
    据张祖道先生回忆，父亲在调查中可以说是事必躬亲，眼见为实，听了县里的汇报还不够，还要听乡里老人朴实的乡音，听他们简朴的叙述，直率的表达乃至神话传说。因为“土家”没有文字，只能口口相传。他要从语音中辨别，选择，去伪存真。这还不够，他要见实物，去现场，即使道路再远再艰难，也在所不计。对于父亲克服行路难的超人毅力，刘振乾先生在回忆文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中写道：“先生是右腿抱残，凭双拐行走，步履艰难至极的老人，双目又高度近视，日常生活尚且困难，何况这次要去的湘西北，又是一个千山万壑望不尽、峰峦叠嶂数不完、江绕溪盘惟鸟道的地区啊！”

    调查结束后，父亲给中央写了《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1956年10月国务院批准认定土家族是我国的一个单一少数民族。1957年1月3日中央统战部根据党中央指示，用加急电报通知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四省统战部，正式确定了“土家族”为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1957年9月20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
    但当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土家族调查竟成父亲的一条罪状。湖南的田心桃等人，跟随父亲调查的刘振乾等人也都成了右派分子，还连带伤害了当地不少知识分子和干部。同时川东南和鄂西的“土家”成分问题也都搁置起来。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湖北省在1983年设立了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并在宜昌地区设五峰、长阳两个土家族自治县。四川省于1983年设立了酉阳、秀山、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贵州有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和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自父亲着手研究“土家”问题至此整整30年，土家族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才算完成。

    1991年随费教授的山区研究考察，我有机会在吉首、永顺、恩施和酉阳见到了1956年曾接待或陪同过父亲考察的同志，他们诚恳的态度和对父亲崇敬的心情令人感动，他们的话也反映了老百姓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评价。有的人说：“我们大家都了解：土家族的被承认，没有党的民族政策不行，没有专家的论证也不行。潘先生的文章很有份量，后面他又自己来做了调查研究，又看又问，他是看准了的。即使那时有不同意见的人对他压力很大，但他能顶住压力，坚持自己的研究结论。当我们知道他被打成右派时，都流了眼泪。土家族老百姓很怀念他，因为他为他们受了罪”。有的回忆说：“他身体有残疾，行动不方便，来到我们深山老林，一早出去调查，晚上才能回来，还不肯休息，每晚看线装书，写东西”。在永顺时，他们把我当作自己人，让我穿上他们专为我做的一套土家族的衣服，和他们一起表演“哭嫁”中的新娘，这都表示了百姓对父亲的深切怀念。希望他地下有知，得到安慰。
    土家族的识别作为国家的一项工作，父亲和同事们的研究结果是完成了任务的，但它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已不限于此。早在1985年，费教授在回忆父亲的观点时提出了对今后民族研究工作的看法：正如潘光旦所说的，我们祖国的历史是一部许多具有不同民族特点的人们接触、交流、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没有间断过，而且还在发展着。从这一点认识出发，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就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发展。从宏观方面发展就是拾起中华民族形成过程这个课题进行研究。研究各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向微观方面发展的研究工作。

    正是基于上述看法，费孝通教授先后主持了“边区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等国家重大课题，他1991年带我们到武陵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就是在实施这些项目。我和邱泽奇于1994年又来到武陵山区，选了湖北来凤和湖南龙山进行两个村的社区调查。此时摄影家张祖道先生已72岁高龄，仍然兴致勃勃，自己背上惯用的照相设备与我们同行，跋山涉水进行他跨越了40年的第三次“土家”聚居地区的摄影。他参加了这一研究的全过程。
    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三代学者，跨越40年的岁月，在一个民族聚居区进行实地研究，从民族识别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关心的中心问题以及采用的方法或有差别，但是知识分子那种追求真理、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使命却是一脉相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