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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书楷交往轶事

2014-09-15 21: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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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亚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八年坚苦卓绝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中国人民欢腾喜悦之情,可以想见。然而好景不长,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云又压上人们心头。迅速停止内战已成为全国亿万人民一致愿望。美国也决定亲自出面调停,并派出曾任陆军参谋总长的马歇尔将军作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来华,着手与国共双方协商停止军事冲突问题。1946年1月7日,由“国、共、美”三方参加的三人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就有关停止内战、恢复交通和受降等问题进行协商。马歇尔任主席,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张群任国民政府的代表(以后分别为张治中、陈诚、徐永昌等),周恩来为中国共产党代表。
    1946年1月9日,由于我的父亲周书楷的中、英语出类拔萃,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安排其担任马歇尔特使的翻译,出席有关“国共美”三方代表停战谈判活动。时年仅三十二岁的周书楷精力充沛,常侍随马氏左右,白天担任口头翻译,晚上则挑灯夜战整理中英文记录。周的勤奋工作不仅获得马氏好评,也给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等留下深刻印象,并结下了不解之缘。
    由于蒋介石错误估计形势,并非真心和谈,因此国共内战烽烟再起,三方调处停战名存实亡。1946年8月10日,马氏与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告调停失败。
    乔治•卡特来尔•马歇尔(1880.12.31—1959.10.16)二次大战中他帮助美国总统出谋策划,为美国在二战中取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功勋卓著。但他出使中国,为促使国共停战的使命却无果而终,马氏尤对蒋介石等国民党要员讲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言行不一,十分不满。
    马氏返美后,于1947年1月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他即提出更换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的要求,以表达他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不满。                
    马氏的这一要求无疑给了蒋介石当头一棒。因为在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之际,国民党政府急需美国的大量援助,在这时更换大使,无疑是釜底抽薪,因而令国民政府和外交部上层大感头痛,不知如何才能做好马氏这个大人物的工作,因为他们知道,马氏对国民党的大员并不买帐。马氏虽位高,但对下级人员和蔼可亲,马在华期间对周书楷又颇有好感,遂决定派周赴美游说。
    周书楷赴美拜会马歇尔,受到马氏热情接待。周向马氏反复解释更换大使的困难,大力推崇自己的老上级顾维钧的卓越才干,终于让马氏收回更换大使的要求,算是给了周书楷一个面子和一份“厚礼”。
    周书楷与马氏就顾维钧驻美大使一职斡旋成功,返国后令外交部上层大为赞赏,并于当年正式提拔任命周为外交部情报司帮办,同时,也为其日后外交仕途的飞黄腾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张群与周书楷结下忘年之交


    张群(1889.5.9—1990.11.4),字岳军,四川华阳人,曾与蒋介石一道东渡日本留学,并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与蒋结为拜把兄弟,成为蒋的心腹。回国后,张群先后出任湖北省省长、外交部长、四川省省长、行政院长等要职,到台湾后任 “总统府秘书长”、“资政”等重职,是蒋介石的终身核心幕僚。
    周书楷与张群初识于1946年初“国共美”三方谈判期间,接着,1947年9月,美国总统派魏德迈将军来华调查内战情况,周书楷又被安排翻译致美国特使魏德迈意见书,参与接待和翻译工作。张群时任行政院长,亦参加接待魏德迈将军,与周等一起宴请魏氏一行,张由此更加深了对周的良好印象。
    到台湾后,自1954年5月—1972年5月,张群连任“总统府秘书长”长达18年之久。这期间,周书楷亦由驻菲律宾“公使”,一路破格晋升为“外交部”常务次长、政务次长、侨委会委员长、驻美“大使”和“外交部长”等要职。周书楷的晋升原因颇多,但与张群的推荐应当也有重要关系。
    投桃报李。周书楷对张群一直以长辈、上级看待而恭敬有加,凡张群生日以及过年过节均写信祝贺,并附小礼品。张群访美期间,周书楷更是全程陪同,细致安排照顾,张对周的工作也时常给予指点,两人成为忘年之交。


周恩来始终对周书楷寄予厚望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周书楷已是台湾外交界的风云人物,当时海峡两岸已无大的军事斗争,重点转入政治、外交、经济之争。周书楷作为台湾的重要外交人物,自然进入了周恩来总理的视野。此时,尽管周书楷官场得意,对大陆时有恶语相加,但周总理从大统战的格局出发,未予回击,且通过多种渠道晓以大义,对周书楷坚持“一个中国”的态度给予充分肯定。
    周书楷对于留在大陆的胞妹及四个儿子的生存安危情况当然十分关注。文革期间,当周书楷的个别子女受到造**派冲击时,他们向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和周总理反映这一情况,立即受到周总理的高度关注,指示有部门将周书楷的个别子女调离事发地区,予以保护。
    1990年8月,当周书楷夫妇与大陆胞妹及儿子在香港团聚时,他们谈到了周总理的关怀和保护时,周书楷显得特别高兴,并回忆起参加“国共美”三方谈判,见到周总理的情景。两岸亲人团聚后,周书楷放下了疑虑,大大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1991年春,他从凡蒂冈卸职返台后,更是常常发表赞成一个中国,反对“台独”行径的讲话,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他常说退职后要回大陆看看。1992年7月31日由于心脏病突发病逝,这一心愿来能实现,是其一生中最大的憾事之一。
    回顾这段历史,笔者不禁感慨万千。想当年蒋介石,大人物,三方谈判大失误,饮恨终身。周书楷,小人物,勤勤恳恳做事,受益终身,荫及子孙。这中间的禅道和哲理值得人们深思。(转自《文史资料》总第九十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