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全国政协参政议政的片段回忆

2014-09-15 21:4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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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亚特

    1988年3月，我作为一名中等城市的科技管理干部，荣幸地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被划分在科技界。1993年3月，我再次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这个代表全国千余万科技人员的群众组织经过全国政协七届十二次常委会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国科协成为全国政协组成单位，遂在第八届全国政协设置了科协界（组）。我当时是湖北省黄石市政协副主席，又兼任黄石市科协副主席，因而顺理成章地由原科技界（组）转而划分到科协界（组）参加政协活动。
    每年一度的历时近半个月的全国政协大会与全国人大会议同时举行（谓称全国“两会”），是全国政协近二千名委员和全国人大近三千名代表聚会一堂，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协商讨论并决定有关国家发展大计的盛会。群贤相聚，盛况空前。会议期间既能亲耳聆听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报告和讲话，又能听到众多政协委员真知灼见的精彩发言，沐浴于浓浓的参政议政的热烈氛围中，自己也深受感染，跃跃欲试，积极建言献计，参与国家大事的协商讨论。虽然是一孔之见，但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中央有关部委十分重视。我在会上的发言和书面发言材料以及有关提案、建议，也常常见诸中央电视台以及中央各大新闻媒体。中央各主管部门更是很慎重地以“红头”文件，采纳或答复我们提案和意见，令我十分高兴和感动。其中也有不少趣事，虽已过去近20年了，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一、钱学森邀请我出席科学家茶话会

    1988年4月3日，星期天。全国政协会议也循例休息一天。中国科协利用这一空暇，以钱学森主席的名义，邀请出席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科协系统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出席茶话会共商科技和科协工作的发展大计。我也荣幸地收到了钱学森主席的邀请。
    4月3日下午二时许，天空晴朗，阳光灿烂。我乘车来到位于北京友谊宾馆一侧的北京科学会堂大会议厅。会议厅摆设了数十个大圆桌，出席会议的人数达二百多人，气氛十分热烈。钱学森主席坐在前排居中的圆桌前，热情地与到会的科学家握手或点头示意打招呼。坐在他两侧是我国科技界的老前辈、著名的科学家周培源、茅以升、苏步青、钱伟长、钱三强、黄昆、汪德昭、吴文俊、王大珩等，另外还有中国科协的住会领导高镇宁、鲍亦珊等等。下午三时，茶话会正式开始。钱学森主席首先致辞，对出席会议的科学家表示欢迎，并请大家就中国科协的工作和改革提出意见和建议。
    会议一般有个“初始冷场效应”。我当时作为一名小人物，虽也五十岁出头，但在许多大科学家面前，显得还很年轻，富有生气，大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钱学森主席讲话刚刚结束，有那么一瞬间的“冷场”，我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勇敢地走到主席台麦克风前侃侃发言。我简要地谈了两点建议：第一，中国科协在文革前就是政协的组成单位，建议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尽快恢复中国科协为政协的组成单位，科技界的委员应为此多多呼吁。第二，众所周知，我国的科技人员多数分布在厂矿企业，因此，中国科协应进一步加强厂矿企业的工作，更多地关心企业科技人员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以充分调动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我的发言受到了与会科学家的赞赏，他们鼓掌表示支持。中央电视台当天夜间在第二套节目“两会新闻”播出了茶话会发言场面。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亮相”，印象特别深刻，心情特别激动。

二、一份提案黄石市等四城市列为改革试点城市

    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各项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但是服务工作社会化起步较晚、较慢，不少企事业单位仍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一套办法，企业办社会，小而全。职工较多的单位对职工生、老、病、死都要由企业办理。有人开玩笑说：企业除了没有火葬场外，其他各种服务一应俱全。如住房、食堂、医院、商店、幼儿园、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等等，均由企业操办。较小的单位为了照顾职工也尽力向“小而全”方向发展，分科设处。即使在一个大院内，不同单位后勤服务也各立门户，各自为政。后勤服务人员比重越来越大，导致厂长、经理不能全心全意抓生产和经营，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高，资源重复设置浪费极大。
    鉴于我国城市服务存在的上述弊端，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我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周立三与陈鸿估和我，联合撰写了关于“城市改革应把专业化与社会化工作作为核心来抓”的提案（全国政协七届一次全会提案，提案号：1117号），建议首先选择几个城市搞服务专业化、社会化试点，然后在全国推广。即将企事业单位所办的学校、医院等，由企事业单位划出来，由社会来办，以精简企事单位编制、节约用费、提高效率。
    国家体改委对这一提案十分重视，于1988年8月27日作出书面答复，指出：“已征得武汉、沈阳、南京、黄石四市同意拟在这四城市选择部分城区进行服务社会化的试点。目前，他们正在研究制订试点方案，在试点工作中希望能得到你们的指导和帮助。”
    黄石市在继1987年5月被国家科委等四委一办决定为全国五个科技体制改革试点城市之后，再次被国家体改委列为全国四个城市服务社会化改革的试点城市。1993年10月，全国服务社会化经验交流会在黄石市召开后，服务社会化逐步在全国各大城市全面推开。经过十多年改革探索、实践，过去人们“生在单位、工作在单位、退休在单位”的传统观念已发生彻底改变，“生在社会、工作在单位、退休后回归社会”已被广大职工群众所接受，服务社会化改革的功绩有目共睹。

三、小组发言上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七届全国政协期间，我被划分在科技25组，全国委员人数达60人。他们大多是学识渊博的科学家，具有真知灼见，且参政议政热情很高。因此无论是小组讨论会或是联组讨论会，委员发言均十分踊跃，如果不努力争取，是很难轮上发言机会的。这里以1992年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小组讨论为例。这一天中央电视台来到科技25组采访，当时我想，这次一定要争取发言机会。于是我连续三次举手要求发言，未被小组主持人准可。但我仍不气馁，坚持第四次继续举手要求发言，小组主持人终于给了我一次机会。我发言的主题是请中央重视农业第一线科技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我以调查湖北省大冶市农村第一线农业科技人员现状为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大冶市农业人口近70万人，而在农村一线的农业科技人员仅61人，每万人中不足一人；61人中具大专学历者仅为9人，整体素质较差；而且由于农业科研经费不足，也不易出科技成果，因而工作累、待遇低、人心不稳、人才流失严重。这种状况若不能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科技兴农必将成为无源之水，必将严重影响农村、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我建议，中央对农业第一线科技人员应在工资待遇各方面给予优惠照顾政策，以稳定农业一线科技队伍。
    由于我的发言有数据、有情况分析、有对策，中央电视于当天晚上，在《新闻联播》节目中较详尽地播出了我的讲话内容，产生了较为强烈的社会影响。中央以及各级政府也相应采取了多项保护扶持农业一线科技人员的优惠政策，这一谏言献策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四、科协组共议揭露伪科学行为

    科协组由44名委员组成，他们当中不少人是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如：朱光亚、庄逢甘、高镇宁、李振声、鲍奕珊、刘恕（女）、杨乐、赵忠贤、谢高觉、温克刚、倪光南、谢绍明等等。我作为一名科技管理干部，能够名列其中，倍感荣幸。科协组委员由于受到全国政协和中国科协机关的双重关怀，参政议政热情很高，维护科技工作者正当权益旗帜鲜明，将揭露伪科学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轰动全国的“邱氏鼠药案”（以下简称“邱案”）委员们给予了极大关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邱案”的经过是这样的：1992年6月17日，《中国乡镇企业报》刊载了汪诚信等五位专家撰写的《呼吁新闻媒介要科学宣传灭鼠》一文（以下简称“呼文”），揭露邱氏鼠药含有国家明令禁用的氟乙酰胺，造成很多人畜中毒。
    但有些媒介称“邱氏鼠药”有所谓神奇功效，因而五位专家呼吁新闻媒介要科学宣传灭鼠。1992年8月，河北省无极县邱氏鼠药厂邱满囤恶人先告状，称五位专家侵害其名誉，要求五位专家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经济损失。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予以受理。经历一年零四个月审理后，海淀区法院一审竟认定五位专家败诉。
    科协组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响，坦诚直言，认为海淀区法院一审判决不公，伤害了维持正义科学家的职业追求。大家一致推荐由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协主席朱光亚，代表科协、科技界在政协大会发言，明确指出《邱案》审理中有不按法律要求和科学态度办案的问题，坚持支持五位专家向上级法院上诉。
    在社会各界强烈呼吁和关注下，1995年2月22日，北京市中级法院作出最终判决。判决书肯定《呼文》的目的在于引导灭鼠工作科学化，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正常的科研、生产秩序，应得到支持；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邱满囤的诉讼请求。至此，时近两年半的“邱案”终于以五位专家的胜诉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95年3月，在全国政协三次会期间，我又参与赵中贤等41位委员关于《认真调查“水变油”的投资情况及对经济建设的破坏的后果》的提案，揭露了王洪成的“水变油”骗局。为了防止类似“邱案”错判问题的再度发生，科协组、科技组委员还联名提出了关于《保护向伪科学作斗争的科技工作者，建立科技法庭》的提案。上述两个提案受到各界广泛重视，并均被新闻界评为我国1995年度十大科技新闻。

五、温家宝给了我一个发言的机会

    1997年2月28日8时许，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来到科协组看望委员，并听取委员发言。凡中央领导同志到政协小组或联组听取发言时，为了提高发言质量，各小组事先均会遴选几名发言水平较高的委员，让他们先讲。人们戏称他们为“上场”的“正式队员”。当科协组“正式队员”发言结束后，温家宝看看手表还有多余时间，他便询问，还有那位委员发言。我当即抓住机会，向温家宝谈了有关企业改革中，特别是困难企业中科技人员待遇偏低，改制后经营者对科技工作不够重视等问题。
    温家宝在小组座谈会结束时讲话中强调，广大科技工作者要认清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在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行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还特别强调，要像邓小平那样，当好科技工作者的后勤部长，帮助科技工作者解决实际困难。当前要特别关心在困难企业、农业第一线和其他艰苦地区和行业的科技工作者。他的讲话受到与会委员的欢迎，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黄石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