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哥哥周书楷

2014-09-15 21:4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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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书芳

    哥哥离开人世快一年了，我总以为这是一个梦。每一想到他真的不在人世了，我的心便针刺般疼痛。的确，以他那健壮的身体、精明的头脑，怎么会突然离去呢？苍天何亟，竟不能假以天年！死者已矣，留给生者无尽的哀思与回忆，此情将永不能消逝。 我们兄妹由于八年抗战及随后的海峡两岸隔离的关系，一起相聚的时间较短，对于他一生经历知道的不多，唯将青少年时期一些往事写出来，以抒发我对哥哥的哀思。

幼年失怙兄妹相依为命

    我们兄妹二人出生于湖北安陆县北郊周家河一个世代书香家庭，祖父为塾师。父亲周弗田本是文人，后因不满清廷的腐败，愤而投笔从戎，1925年曾任于学忠师的参谋长。母亲毛氏亦出身于汉阳县名门，知书识礼，贤淑端庄。1913年8月21日，父母寓居北京时哥哥降生。他从小不凡，天资过人。由于父亲公务繁忙，其幼时教育全赖母亲。母亲对他管教甚严，为了怕沾染不良习气，平时不准其出大门，也不许与其他孩子接近，只是在屋内识字读书和玩耍。小孩子总是爱新鲜，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有一次他想出去刚走到大门边，母亲便把竹条在桌上一拍说：“书楷到哪里去了！”他惶恐地马上跑到母亲身边认错。他从小就是一个很听话和守规矩的孩子。1919年父亲携家南返，我也于这年出生于汉阳外婆家。从此，哥哥有了一个小伙伴，故对小妹非常珍爱。这个家庭是非常美满与和谐的。1921年，不料祸从天降，母亲因患毒症而溘然去世。当时哥哥八岁，我只有两岁，还未断乳。眼见幼儿弱女失去慈母，家庭倒了支柱，父亲悲恸欲绝。父亲对儿女看得很重，不放心将我兄妹寄托在外家照料，便将我们带在身边。当时军阀混战正酣，父亲军务很忙，我们也随军颠沛流离于川鄂之间。那时哥哥已很懂事，对失母之痛感受很深，对刚学步的弱妹更加爱护。虽然请有保姆专门照料我俩，可哥哥是我的第一保护神。及长，每忆及我呼母寻奶吃的情景，总不免涕泪交流。1992年6月我带维、季特两侄与哥哥在香港聚晤，他对两侄说：“我和你们姑姑的童年，是在战火纷飞的军营渡过的，并不幸福。” 1926年北伐前夕，哥哥已13岁，正是求学的关键时刻。父亲一方面有鉴于时局混乱前途堪忧，不愿再干下去，主要的还是为了教育儿子的问题，便毅然退役还乡，在安陆县城延请两位有名望的教师分别为其教授国文与英文两科，国文教师张揆卿先生是安陆屈指可数、古学造诣很深的学者。在其精心培育下，哥哥精读了“四书、五经”，打下了坚实的文学根底。同时还请基督教会的董如松先生教授英语及数理。由于董老师是基督徒，使哥哥得以常与外国牧师、医生等人接触。这也是他英语启蒙的优越条件，从而奠定了外文基础。就在此时，他加入基督教，成为一名少年基督徒。他自幼勤奋好学，每天除上学外，回到家中总是复习到深夜。两年中，学完了初中的全部课程。16岁（1929年）便离开家庭，考入湖北省立第三高中，在校三年总是名列前茅。读高中时他即开始写文章，发表于当时的报刊、杂志上，并立志想做一个文学家。可是父亲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自己为儿子的学业牺牲了前途，便希望儿子能遂其未竟之志，能有一番宏伟的事业，这才是对老父最大的安慰。哥哥的一生，可以说是给父亲交了一个完整的答卷，让父亲含笑九泉。

“天才学生”崭露头角

    1931年，哥哥高中毕业即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他天资聪慧，思想敏捷，学习中常向老师提出各类问题，深得老师钟爱。其时正值日寇侵占我国东三省，全国人民义愤填膺，青年人更是血气方刚，中大学生率先发起声势浩大的反日游行示威活动。哥哥一贯爱国富有正义感，作为学生会的骨干，站到了学生运动的最前列。由于当局的压力，学校开除了为首的几十名学生。哥哥也在被开除之列，只得辍学回到家中。此时他痛苦至极，终日闭户闷坐。我父亲也是爱国的，对儿子的爱国行动很能谅解，并加以抚慰。大约不到一个月时间，校方来了通知，令其复学，真是喜出望外。原来是校方将除名的学生送教育部审批时，部内认为周书楷是个人材，很有培养前途，不能开除。这样才得以重回“中大”，继续攻读。从此他更加专门钻研学业，成绩优异，在当时教育部主办的东南十所大学国语和英语比赛中，均获得第一名。此时他雄词善辩的才能已崭露头角，被誉为“中大”的天才学生。他每次回家总要带回许多奖品，如银鼎、银杯、银盾等，这些都渗透着哥哥学习和智慧的结果。哥哥考入大学后每年只在暑假回家一次。我和父亲总是翻着日历盼呀盼的，期望着他的回归。他一回家就热闹起来，经常有他的朋友来家畅叙。他们谈学问，议时事，真是佳朋满座，谈笑风生。也使我这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从中学到一些知识。他生性潇洒、幽默，是位活跃份子。他爱音乐，也爱艺术，记得暑假在家还教我学会了两首歌曲——即《渔光曲》和《湘累》（郭沫若词），回忆此情此景，如在昨日。

勤工俭学克服困难

    由于父亲一生持身廉洁，故退役回乡时无多积蓄。鉴于在家乡无住房，每年东搬西迁很伤脑筋，便决定自己建造一幢房屋，而将一点微薄积蓄用尽，随之家庭经济非常拮据。此时哥哥已进入大学二年级，为了不使他学业受到影响，父亲便变卖生母和继母陪嫁的首饰以支付学费，当时父亲说：“这是母亲留给书芳的东西，快要卖光了”。哥哥听了很难过地说：“我将来一定会还给她的”。但卖首饰所得的款项仍很有限，哥哥体谅到家庭的困难，于是便大量撰写文章。由于他文学根底深，加上思想敏捷，针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有独特的见解和精辟的论述，故包括当时最权威的《东方杂志》等报刊均常刊出他的作品。由此获得一些稿费来弥补学费之不足，并同时在一所中学兼课。就这样渡过了大学的难关。由此可见，他求学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以坚强意志，历经艰苦奋斗方取得成功的。1935年，哥哥从中央大学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工作，从此挑起了家庭生活的担子。记得开始每月工资为70元，他只留30元自己零用，每月如期寄回家40元，连日期都不错过。我当时还小，他在第一个月发薪时，即特给我寄10元钱用，他对弱妹爱怜之情于细微中可见。哥哥在留“中大”工作期间，有次为学校印制一批资料，厂方为了拉生意，给他私人200元酬金，他坚辞不受，认为这是不义之财不可得。后来他将此事禀告父亲，父亲听了高兴万分，觉得儿子能继承父志。哥哥这种廉洁奉公的情操一直贯彻始终，毕生不渝。

远渡重洋任职英伦

    哥哥在“中大”工作不到一年，1936年便调到国际联盟同志会工作。当时会长是朱家骅，曾任“中大”校长，对哥哥的才能很欣赏，到这里工作更便于发挥他之所长。在此期间，曾奉派去美国纽约出席“世界青年大会”，这是他首次出国参加世界性大会，获益不浅。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眼见半壁河山沦入敌手，国难当头，他忧心如焚。正当此时国民政府派他去驻英国大使馆任职，并同时入伦敦大学学习。1938年8月，父亲带我和侄儿鸿特赴汉口为他送行，并电邀正在湖南衡山娘家的汤铮训嫂同时赶到汉口，我们相聚于“利安客栈”，天伦欢聚亦喜亦忧。喜的是哥哥终能如愿以偿，出国深造，忧的是战争吃紧，武汉危在旦夕，此一别生死难卜、后会何期。当时哥哥要我随铮嫂去湖南避乱，我因不肯离开父亲未去。送别哥哥后我和父亲返回安陆，铮嫂仍回衡山。时隔两月，武汉即告失守，安陆亦随之沦陷，父亲携带我及鸿、亚两个侄儿迁至农村深山避居。由于交通阻塞，无法与哥哥通信，直到1939年冬，才收到他由教会辗转寄来一信，并附500英镑，父亲和我喜出望外。在信中哥哥特别提到弱妹，虽远隔重洋，其骨肉深情令人感叹。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音讯断绝。1945年抗战胜利后，始通过外交部田成三先生与兄取得联系。同年底，哥哥由驻英使馆调回重庆外交部任秘书。适逢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两党冲突，外交部委派哥哥担任马歇尔的翻译，参加三方会谈。1946年春随国民政府返回南京。自从我们与哥哥取得联系后，他便负担起我和侄儿的生活费用，一如父亲在世时一样，每月按时寄回。当时我正在读高中，他还经常给我寄来报刊和学习资料，关怀无微不至。

八年离乱首聚金陵

    哥哥自从回国后，一直忙于国事，曾随外长王世杰出席巴黎和会，担任代表团长顾问和发言人，公务繁重一时无法顾及返乡。我当时也在求学，无法即时去和哥哥聚晤。直到1947年夏，我高中毕业后才前往南京与兄相聚。分别八年，国事家事都有很大变迁，老父继母和嫂子未得与他见面，便先后过早离开人世，乃终生遗憾。此次兄妹金陵相见，真是悲喜交集感慨万千。其时恰逢美国魏德迈来华调查内战情况，并发表谈话；哥哥接部内指示，起草答魏德迈文稿，工作很忙，他在百忙中还是抽暇陪我游览了南京名胜古迹，夜晚泛舟玄武湖时，谈叙到这几年彼此的情况，倾吐肺腑之言。当时我方高中毕业，他为我的前途作出计划，并写信给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先生，要我报考武大继续读书。而我考虑到两个侄儿已渐长，其学习和生活都需要我照料，于是便放弃升学，开始在家乡小学任教，以求减轻哥哥的一些负担。在南京逗留约一周即离开，哥哥亲自驱车送我登上轮船。1947年秋，哥哥工作稍空闲时，才得以请假一周，回到故乡安陆，为父亲举行隆重的祭礼，兄妹、父子畅叙天伦之乐。

相聚苦短  又遭生离

    1948年，他随外交部迁往广州，1949年夏我便去广州再度与兄见面。其时，国民党政府准备撤离大陆，我去时气氛已很紧张。哥哥对我说：“你来得正好，我正要写信让你来一趟，目前局势不利，我们要走了。你是没有社会基础的人，将来会有前途的。至于孩子们将增加你的负担，心实不安，但也只好如此了。”当时人心惶惶，政府发给公职人员每人两个月薪资，他全部交给了我，以至出去后手中无钱非常困难，直到委派他担任驻菲利宾公使后才有好转——这是1990年在香港会面时他告诉我的。我在广州只停留两天，因恐粤汉铁路中断，不能返回，则侄儿们将失去依靠，于是哥哥和张莉嫂为孩子们买了几套衣服，我便匆匆离穗，哥哥亲自送我至车站。这次分手，不知何时能再见，彼此心情甚是怅然。不料这一别竟是40余年。悠悠岁月剪不断骨肉思念之苦，经常在梦中见到他秘密归来或捎来书信，然而醒来却是茫茫一片，只留下一枕忧伤泪。

离别四十载港岛庆团圆

    1987年，经多方努力，我们终于同哥哥取得联系，40年音讯断绝偶通消息，不啻喜从天降，令人欣慰万分。在以后的通信中，得知莉嫂于1988年去世，由此我又对哥哥失去老伴后的孤寂无依感到忧虑。直到1990年春，哥哥得以与玲嫂——屠雪贞女士结为伉俪，我们才安心了。玲嫂出身名门，品德高尚、学业渊博，有精深的中外文素养，对哥哥关怀体贴无微不至。我们为哥哥晚年能得此贤内助和伴侣而庆幸。在她的大力支持下，我于1990年8月5日，带着鸿、亚两侄及我女儿汤超英，怀着兴奋的心情，首次赴香港与兄嫂团聚。抵达九龙车站时，哥嫂已在站前迎候我们。阔别40余载终于有见面的一天，当时兄妹抱头痛哭，其情其景如梦幻一般。我们下榻于风景优美的港湾道国际宾馆，有热情能干的玲嫂为我们安排生活及旅游事宜，哥哥则能安心地整天和我们聚谈。他仔细询问了我们在大陆的亲属生活情况，我告诉他一切都很好，没有受到什么打击，主要是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使我们各方面都受到照顾。他这时说：“1945年重庆国共谈判时，我和周恩来在一个桌子上开过会，吃过饭哩”，并满意的笑了。这样就解除了他原来的一些疑虑。他还告诉我们，这些年来家庭和事业上均疲于奔命，以致心力交瘁。自从与玲嫂结合后，才有新的转机，犹如红日耀黄昏。我们衷心庆幸他晚年得福。哥哥面色红润，神采奕奕，其潇洒风度不减当年，真使人不相信已是78岁高龄的老人。他整日和亲人长谈，谈到尽兴时，便开怀大笑。整日陪我们外出游玩，其精神之饱满，为我和其儿子们所不及。哥哥是很重情义的人，他一贯对上孝，对下慈，对于父亲贫病交加而死，始终耿耿于怀，并嘱我们回去后，一定要为父亲修坟立碑，重整墓园，还说过两年他会回大陆的。相隔40余年，他见到儿子们已是50多岁的人了，疼爱异常。他用手抚摸着儿子的脸颊说：“你们都长大了，都成长得不错，我做父亲的没尽到责任，很是抱歉。”由于哥哥公务在身不能久留，相聚一周后，我们就要各返原地。这一周的天伦之乐，给予彼此以最大的慰藉，留下永久的温馨。8月13日，哥嫂亲自送我们至罗湖桥头依依话别。同一天，他们也飞返罗马任所。1991年春，他从驻梵蒂冈大使卸任返回台北。1992年6月，又约我和在东北工作的维、季特两侄及我女儿超英再次去香港晤聚。我们住宿于九龙大华饭店。此次相见，觉得他的精神状况大不如前，每天只和我谈一上午，下午便睡觉。他向我谈及回台北后的情况，更多的则是回忆儿时往事，说我长得很像母亲，并表露出对生母的深深怀念。见他有些消沉，我的心情也随之黯然，想到他是事业心很重的人，其外交生涯50余年，一旦退下来是难以适应的。他的处境我能理解，并由此产生对他的担忧。他还说：“这次主要是很惦记你们，想见见你们，没有别的。”这次晤聚也是一周。6月16日他和玲嫂送我们到车站，临行时他一再嘱咐我保重身体，务必戒烟。想不到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这一别竟成永诀。肠断海峡，哀思永系。我们在香港分手，相隔还不到半月，他便因心脏病突发猝然离开了人世。9月2日，我偕同鸿、亚、维、季特四个侄儿经香港飞抵台北，最后瞻仰他的遗容。（1993年5月29日于武昌，转自《湖北文史》总第九十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