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编辑人生履迹

2014-09-15 21: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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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溯源

    1982年7月，我结束了在璐珈山的学习生涯，接受北京来人的挑选和组织上的分配，告别亲爱的母校武汉大学，北上京都，到《红旗》杂志社报到，走上了党刊的编辑岗位。这是全国最高的理论刊物。
    《红旗》杂志的办公大楼坐落在东城区沙滩大院，位于风景秀丽的景山公园东侧，驰名中外的美术馆西南。这里是北京大学的旧址，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院内广场叫五四广场，院前大街叫五四大街。南面的红楼，是当年李大钊传播马列主义的处所，也是毛泽东当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研读《共产党宣言》的地方。这是一个富有革命传统的地方，党刊社址设在这里，很有意义。说是巧合，也未尝不可。

    1982年分到《红旗》杂志来的大学生连我共5名，有两名来自北京大学，另两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我们是文革结束后《红旗》杂志进的第一批大学本科毕业生。很快我发现，这里的几十名编辑人员，绝大部分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来的，外地来的较少。武汉大学1978年来了一位学哲学的，如今连我共两名，显然是“少数派”。
    《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主办的理论杂志，其性质、地位、作用和任务不同于一般刊物。她订数达几百万份，不但在国内有众多订户，还发行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影响很大，《红旗》杂志背靠马列，面对现实。她刊登文章，不是纯理论、纯学术性的，而是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和针对性。作为理论刊物，她宣传党中央精神的途径不是通过新闻报道，而是通过理论上的阐述，给人们教育、启迪和引导。她的文章要求旗帜鲜明，有较强的理论色彩，要把道理讲深讲透。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深深地体会到党刊对其编辑要求之严，要求之高。首先要求编辑熟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其次要熟悉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及最新精神，要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内外的动态，发现问题，提出选题，组织稿件；第三要有较强的处理稿件能力，要在逻辑、语法、文字、标点符号上把好关，做到文通字顺，层次清楚，表达准确、鲜明、生动；第四要有奉献精神。党刊是中央喉舌，一个最大特点是所发文章不能搞作者文责自负。编辑常常要对作者的来稿反复修改，有时改得面目全非，改稿过程中有时需要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奉献到作者的文章中去，作出“牺牲”。
    怎么适应这个环境要求，做一个合格的党刊编辑呢？只有埋头苦干，从头学起。向社内的老编辑学，从自己的实践中学。来京20多年来，我一直在沙滩红楼埋首编辑工作，在学习中工作，在工作中学习。在熔炉中陶冶，在磨炼中提高。春夏秋冬，周而复始，寒暑交替，自强不息。

    20多年来，我为党刊编发了几百篇文章。感到欣慰的是，有些文章较好地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有的较好地解答了人们关心的问题。在这些文章中，有几篇获全国奖，有多篇获省（部）市级奖，数十篇获社内优秀编辑奖。
    当了多年的编辑，不光是编了点文章，也对“编辑”这个职业有所认识。在我看来，编辑的笔既含有权力，又含有责任。一篇文章或一本书的发表、出版，是作者与编辑共同劳动的结果。编辑的笔，是好书、好文章的助产士，但在坏书、坏文章面前，则应是一座高高的闸门，绝不让它流向社会。
    作为编辑，不光是加工送上门的现成稿件，来好的，编好的；来差的，编差的；来什么，编什么。如果这样，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编辑。合格的编辑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他有自己对社会的真知灼见，对精神产品真善美的执著追求。他不断提出好的选题，找作者，组织作者，激励、引导、帮助作者写好文章、好书；劝阻、制止作者写坏文章、坏书。他自己可能有许多好的思想观点、潜心研究成果、深思熟虑的心得，但不一定用自己的名义写作发表，可以奉献给作者，可以在编辑别人文章的过程中，通过修改、润饰的手段写进去，借他人之文章、作品发表出来，在社会上产生好的效果。

    从某一角度讲，编辑又是老师。有些文章或书，经编辑加工，纠正知识错误、逻辑错误、语法错误、偏颇观点，是常有的事，改变词不达意、夹杂不清、重复哆嗦，也并非鲜见。有的文章被编辑修改之多，因而提高之大，真使作者有说不尽的感激。编辑发现作者，培养作者，扶助作者成长。20多年来，我发现了一些作者，也鼓励、帮助他们写出好文章，获得了奖励。从他们的进步中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在《红旗》（1988年改为《求是》）杂志当编辑，因出版周期短（半月刊）、工作量大、要求高，白天的主要精力要用于编辑别人的文章，有时还要加班加点。但我不满足于“为他人作嫁”，还利用业余时间研究一些问题，种一点“自留地”，撰写了一些为现实需要、自己感兴趣的文章和书籍。20多年来，共发表诗歌、书评、随笔、报告文学、文艺评论共200多篇，发表理论、学术文章共200多篇，其中3篇获国家级奖励，8篇获省（部）市级奖励。主编、副主编、独著、合著的书10多部，有两部获国家级奖励，有几部获省（部）市级奖励。在所发表的文章中，共计有30篇被《新华文摘》转载或摘登，几十篇为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所复印。自己很满意的不多，但有
    几篇系呕心沥血之作，也有所创见，社会反响尚可。例如，《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新思考》，这篇18000字的史学理论文章，产生于80年代的那场大讨论。那场讨论持续了8年之久，我也跟踪、思索了8年时间。发表在《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上，作为那场讨论的终篇之作。在该文中，我依据经典著作、历史和现实，分析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等传统说法的不足之处，首次提出了要区分历史的创造者于“历史的促进派”两个不同概念和“人人都有创造历史的权利”的新命题，并得出五点结论。此文在《历史研究》发表后，立即被《新华文摘》、《光明日报》、《文摘报》、《理论信息报》、《文艺理论研究》、《新长征》、《湖北日报》等多家报刊转载或摘登。再如，《自由是什么》一文，也是我思索了很久的结果。此文不长，2000多字，但对自由作了剖析，指出存在“自由与必然”和“自由与法律”两个对前者是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是本领的体现；后者是政治意义上的自由，是权利的体现。两种自由获得的途径不同，作为本领的自由，是靠个人实践获得；作为权利的自由，是靠国家法律赋予。两者又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政治上的自由是前提条件，犹如“土壤、水分、空气、阳光”对于植物的生长一样。它造成客观环境，有了这个客观环境，个人才能得到发展。这个环境愈充分，个人的发展愈完善。国家尽可能多地给公民提供政治上的自由。作为公民个人，应勤奋实践，获取更多认识上的自由。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反对自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自由的最彻底的拥护者，他们希望建立真正自由的社会——共产主义。在那个社会里，不是充满阶级对立，而是“一个联合体”，每个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此文在《红旗》杂志内部文稿、《经济日报》、《学校思想教育》、《新华文摘》等报刊发表或转载。新华社的《半月谈》杂志将该文作为标准答案，回答读者来信提问。1994年，该文荣获由中国社科院和共青团中央联合主办的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论文提名奖。

    这些年来，我还写作发表了100多篇书评。且不说构思写作这些文章，单是阅读十几万字、几十万字一本的原著，费时费力，不难想象。而我写书评，力争实事求是，不捧不杀，既肯定优点与亮点，也指出缺点与不足，使人读后有启发，对作者有促进。有两篇获《光明日报》主办的全国图书评论征文奖，多篇获省级奖或出版社奖。我比较满意、社会反响较大的书评有如下几篇：《磨就昭昭镜，功过是非明——喜读易竹贤著<胡适传>》、《评述他的一生，透视他的灵魂——<汪精卫传>评介》、《哲人荟萃，星光灿烂——<中国一百个哲学家>评介》、《这本书不仅仅论证了三峡工程——评介<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揭示陷入误区之谜，指点走出困境之路——推荐苏星著<论我国城市住宅问题>》、《平凡的风采，非凡的境界——喜览<院士风采：中国优秀科学家肖像手迹集>》、《四十春秋成一书——苏星著<新中国经济史>评介》、《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论延安精神读后>》，等等。
    为了推进改革开放，提倡苦干实干，1992年至1993年，我以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讲话精神为指针，主编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领导干部谈实干》一至三集，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全书选收了全国160余位领导干部的文章，介绍他们的实干事迹、实干经验、实干精神，鼓励了广大干部实干兴邦、创造政绩的热情。《人民日报》、《北京日报》、《湖北日报》、《书刊导报》、《报刊文摘》、《新华文摘》等多家刊物转载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写的代序言和我写的前言。从此，“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口号在全国流传开来，成为广大干部的追求和群众对干部的期待。这是我比较满意的一部书。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特别是各级党政干部学习历史，我主编或与他人合编了几部史学书。如《振兴中华之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五年》（主编，120万字）、《史学家自述》（副主编，170万字）、《中华骄子》（副主编，480万字）、《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主编，170万字）、《资政史鉴》（常务副总主编，1600万字）。其中，《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比较畅销，许多地方出现盗版。《资政史鉴》一书旨在总结历史遗产，丰富领导科学，增强干部素质，提高领导水平，此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尽管部头大，价格高，仍然受到党政干部和专家学者的欢迎。

    1989年我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我萌生了忧患意识，紧接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我的忧患意识愈益强烈。为了呼唤社会良知，希望大家都来忧党忧国忧民，推进我国的民主与法治，实现长治久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想我应该做点事情。经深思熟虑，我决定编选一部《历代忧国忧民诗选》。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加之几位朋友的协助，在新的千年之际出版问世。全书选取了自古至今150多首有代表性的诗作，加以注释和赏析，既有思想性，又有可读性。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忧患为主题的诗选，受到季羡林、任继愈、袁行霈、邢贲思、梁衡等专家的好评，也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
    古往今来，文章无数，专著山积，论文川流。如今人们用电脑写作，文章更多了，令人目不暇接。那么，怎样才算好文章呢？怎样才能写好文章呢？这是古今中外人们千万次思考、反复探讨的问题，而这又是一个见仁见智、至今尚无定论的问题。100个人有100个答案，就像100个观众有100个哈默雷特一样。我从事编辑工作20多年，修改过数以千计的文章，自己写作了30多年，发表过为数不少的文章，也经常思考这两个问题。近些年来我通览了自古至今关于文论方面的数百篇代表作，包括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熙载的《艺概》，郭绍虞主编的一套《中国历代文论选》，以及中外名人的写作经验谈，结合自己的编写体会，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写了一篇6616字的文论：《文章五境界》，提出了一个新命题。将文章大致分成准确明白、生动形象、简洁凝练、质朴自然、创新出彩五重境界。
    《文章五境界》写好后，首先经《求是》杂志社领导批准，发在《求是》杂志《编务参考》上，接着被《求是》杂志《红旗文稿》刊发，此后连续被十几家报刊杂志转发，十几家网站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播诵，《新华文摘》也全文转载了，几家报刊上还发表了评论文章，网上也有不少贴子，我还收到许多来信和电话，发现大家对《文章五境界》的命题是认可的。接下来多家党政机关和大学邀请我做讲座，讲解如何写文章。有些大学中文系将此文作为写作课的辅助教材。有的教授把此文复印散发给自己的研究生，指导硕士或博士论文的写作。

    2008年下半年，因工作需要，组织上将我调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这里办有六刊一报，即：《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历史研究》、《国际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摘》、《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其中，《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是最高学术刊物。这样，我的工作发生了转换，由编辑最高理论刊物到编辑最高学术刊物。虽然这里头绪多，十分忙，责任重，但我有信心办好，愿意与广大学者一道，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进步与繁荣，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20多年来，我能取得以上微薄成绩，靠的是在母校打下的基础。我永远忘不了母校老师对我的教诲与栽培，忘不了家乡人民的养育之恩。我永远怀念古木参天、浓荫蔽日的珞珈山，永远怀念山清水秀、教育发达的黄冈！在过去的岁月里，“自强、弘毅、求是、创新”的母校武大校训曾给了我莫大的力量，给我以指导和鞭策，今后我仍将遵循这8个大字做事、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