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歌舞放奇葩——回忆长阳县歌舞剧团的创建与发展

2014-09-15 21: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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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华

    我于1959年夏从武汉军区文工团转业到长阳，出任县歌舞剧团的首任团长，直到1981年春调宜昌地区歌舞剧团，在那里与土家人民共度了20几个春秋。今就忆之所及，历叙往事，以资存纪。并谨以前国家民委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为剧团的题词，作为本文的题目。
    长阳县歌舞剧团是1959年8月在县业余文艺宣传队的基础上组建而成。开始全团仅有10余人。不久，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从省话剧团调来了一位导演，又在武汉吸收了几个社会青年，到1963年上半年发展到30多人，各类专业班子逐步齐全，剧团初具规模。到1976年后剧团进一步发展，最多时达50多人。演员大多是土家族男女青年。
    剧团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始终坚持“两为”方向，面向基层，走“民族化”的道路，工作颇有建树。挖掘整理了大量的南曲、民歌、山歌、“跳丧舞”等民间艺术，为南曲正了名，并出版了《长阳南曲》、《长阳民歌》等集子。创作了一批蜚声全国的歌曲，如《七叶一支花》、《一支山歌飞出岩》、《丰收调》以及《一把三弦》等。还培养出如傅祖光、王丹萍等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歌手。

一、 六条红腰带起家

    1959年8月1日，长阳县主管部门召集业余宣传队全体人员开会，把我介绍给大家，宣布歌舞剧团正式成立。当时我一看，在座的仅有10来号人，最大20岁出头，最小的只有10来岁，而且操土家方言，听都听不懂，心想这哪像个搞文艺的？至于今后的工作方针、经费等问题，县里尚未提及。第二天，我便拜会了县委书记任宪一，请求给剧团工作以指示。他说得很干脆：你是个内行，就放手干吧！搞宣传，给群众戏看。
    原业余宣传队人员大多来自山区农村，大部分小学未毕业。唯一的家产便是属文化馆所有的六条红腰带和属文教局所有的一套锣鼓。平时搞在长阳演出，道具、布景大多纸糊篾扎，服装向社会各阶层借，灯光向文化馆借。住房及其他生活用具也都是向有关单位借用。论条件还比不上战争年代部队的宣传队。
    但我没有泄气。决心励精图治，从基础抓起，上任伊始，首先烧起了苦练基本功的大火。抓练基本功。即要求演员练好唱、念、打、做，做到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一招一式都要合规中矩。练功要起早床，开始这班年轻人不习惯，我就挨个叫。之后清晨他们一听到我的脚步声或咳嗽声就起床，开始练功。
    练功首先是练嗓子。他们虽然会唱山歌、民歌，但发声方法不对，只是干喊，是原始的大白嗓。我们教给他们发声的科学方法，坚持每日早晚两次练声。
    抓普通话过关。操方言，不符时代对演出团体的要求，演员必须学会普通话。我们首先要求演员于平时生活中、业务活动中运用普通话。听广播，跟着学，看电影，跟着说；能者为师，互帮互学，在排练中从不放过一个发音不准确的字眼儿，在演出中安排专人找毛病，作记录，再反复纠正。如此坚持多年，到后来很难发现演员将台词读“白”了。一次，我团与湖南省一个剧团交流，他们吃惊地说：想不到长阳歌舞剧团的演员都会说一口漂亮的普通话。沙市文艺界的朋友看了我们的演出，还请我为之介绍经验。
    抓扫除音盲，掌握乐器。我反复强调县剧团必须走一专多能的道路。人人得识谱，懂得简单乐理，多数人要学会一至几种乐器，这样才能一个顶几个用，谁做不到，谁就被淘汰。因此大家学得很认真，不到两个月，多数人能看谱唱歌，操起乐器能奏一般的乐曲，基本能适应当时工作的需要。
    抓化妆技术学习。我到任不几天，便遇上他们搞街头宣传，我一看演员们化的妆还不如乡里玩彩莲船、耍狮子的人化的妆。街头宣传结束后，我不让演员卸妆，现场给他们讲化妆知识，并宣布从明天起开设化妆课。先是我给一个男演员一个女演员化妆，做示范，而后大家照着化妆。在一段时间里，每逢演出，竟由我一人为他们化妆，边化边教，从中午一直化到晚上开演前。演员们见此情景深为感动，一天连续学化几个妆，不久就掌握了这门技术。
    我们在大抓基本功训练的同时还赶排了一组节目，作为向国庆10周年献礼。国庆那天，上演了由我作曲的女声独唱《我家来了个新嫂嫂》，女声表演唱《歌唱清江好风光》等节目，不想竟受到县城观众的热烈欢迎。由此想起我刚到任后的几天，县里召开扩大会，也在这里为他们演过一场戏，那时观众对剧团的节目很不满意，说歌舞剧团是搞啥吃的，老炒现饭。我见此情景，一气之下操琴上场，自报小提琴独奏。我演奏了《新疆之春》等乐曲，才算稳了场。演出结束后，我们立即搞讲评，希望大家奋发努力。我说今后若再发生这种事，我们一起跳清江河，对大家震动很大。这次国庆献礼演出成功，为改变剧团形象开了个好头。
    秋去春来，不到一年剧团工作初见成效。1960年，宜昌地区举办文艺汇演，长阳县歌舞剧团参加的节目有女声表演唱《告诉爹和妈》（习久兰作词）、女声独唱《我家来了个新嫂嫂》等节目，受到与会者的好评。前一节目各县学去上演，后一节目也为来宜昌观摩的荆州地区文工团学了回去。此后，每逢汇演前，宜昌地区文化部门便向兄弟剧团“吹风”，说长阳又准备了如何如何的节目，你们要努力啊！汇演期间，他们又说你们长阳的戏票最俏，我们不敢进办公室，很多人围着要票看你们的戏。
    县剧团要服务中心。1960年冬，我们跟着县委去办点，搞坡田改梯田。
    一天，在劳动时，县领导对我说，你不在这劳动了，回去编个“坡改梯”的戏。这一坡个把月可以改好，到时你拿戏来祝贺。他一锤定音，我顿时愣住。我15岁参军，1948年进二野军大文工团（后演变为武汉军区文工团），在部队虽有10多年从事文艺工作的经历，然而我是搞乐队的，先是敲锣打鼓，拉二胡、弹三弦，进城后又拉小提琴。其间，虽曾入四川音乐学院进修两年，但所学专业与戏剧创作无干。现在要我写戏，无异于“逼着鸭子上架”。作为军人出身的我，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焚膏继晷，苦战了个把月终于编出了大型歌剧《木鱼凸》。万万没想到的是，该剧在彩排时县委们个个拍手叫好，并当场批钱为剧团充实灯光、添置服装和乐器。1961年宜昌地区汇演，《木鱼凸》一炮打响，我们连获剧本创作、音乐、表演三个奖，为长阳增添了光彩。

二、 在三年困难的岁月里

    建团初，适值国家处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工作一起步，各方面的问题便接踵而至，那时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粮食和经费。演员们的口粮（每人每月21斤）、工资（每人每月16元）都低于国家规定，为此我没少跑过县粮食局、财政局。回答是国家困难，县里穷，无法解决。演员们饿得面黄饥瘦，寅吃卯粮，没劲练功。每日的口粮由我直接掌管，有的演员饿得受不了，半夜敲我的门，要求解决他们填肚子的问题。打发他们的办法就是到菜园去挖几个萝卜充饥。为填饱肚子，剧团便组织演职员上山开荒，生产自救。
    经费不足，一直是我团的老大难。那时财政局每月给剧团500元包干，发了工资仅剩百把元，不够演出两场的场租电费。有一次，剧团要排演一台新戏，精打细算至少需要700元。团里的和向私人借的加起来也只200元，尚差500元怎么办，急得全团上下如热锅里的蚂蚁团团转。别无他法，只能求“财神爷”开恩。我们向财政局展开“接力赛”，轮流找他们批钱。局长说，我怕你们了，给你们解决。
    好几年剧团下乡演出，均无偿为农民服务。本来演员们每演一场，应得4角钱的生活补贴，可我们发不出。我报告县长，请一年拨给6000元下乡补贴费，并保证全年在农村演出250场以上。县长说，你的口气不小啊！接着又解释：我手里掌握的，一年只有5万元，这些钱要用作全县境内的修桥补路、两百里清江几十个码头的开支。你拿去6000元，别的事情还办不办？他这么一说，我也不敢再启齿了，可谓大有大的难处啊！
    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我，剧团要生存、要发展，只有走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之路。于是，我们便向内使劲，进一步采取措施：发扬勤俭办团精神，改善演员队伍素质，提高演出质量，同时搞好节支增收。
    抓队伍调整充实。为了提高剧团的艺术水平，以满足广大观众的要求，必须学演一些外面的优秀节目，只有这样才能有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但演优秀节目对演员条件要求高，我们将不合适的演员放回农村或分配其他工作，同时从中学和社会上新招了一批，宜昌地区歌舞剧团支援了几个，1961年又从武昌文化馆调来我的妻子吴斌（曾在部队文工团担任独唱演员多年，进四川音乐学院深造两年）担任声乐教员，又从省话剧团调来颇有才干的韩光仪担任导演，于是剧团阵容无论文化素质还是业务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改观。我们先后移植排演了《刘三姐》、《三世仇》等剧，在县里演出后受到空前好评，历演不衰。我们的戏票也越来越好卖了。
    在开支上我们勤俭节约，从点滴做起。演出用的幕布利用纱布缝制染色，布景用纸糊篾扎或用小块包装布拼凑，服装以一般的布染色画上图案，有的用旧麻包做，道具大部分也是自制。总之，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花钱。这些自制品，从剧场效果看并不逊色。
    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娘家”武汉军区文工团。我们多年用的化妆品、灯光器材乃至大提琴、小号等都是他们支援的，使剧团的演出条件得以改善。
    为积累资金，1962年剧团带着《刘三姐》、《三世仇》等剧目，首次走出山区“出征”平原，巡回于宜都、松滋、枝江三县，历时一个多月，演出场场爆满。尤其在松木坪煤矿连演多场，矿方除了照付我团包场费外，还款待我们全体人员，吃饭不收伙食费。煤矿工人看完戏后赞扬说：“你们歌舞团好棒！”此次巡回，收入共4000余元。县长得知消息后，还没等我们回县，便在一次大会上夸奖说，咱们剧团现在是“屁股后面别芭扇——打上风”（抖起来）了。
    抓一专多能。我天天给大家讲，我们是县级文工团，应成为文艺轻骑兵。要搞一专多能，练就“拳打脚踢”、什么都会的过硬本领。谁能做到这一点，谁便是标准演员。由于我们经常强调，加上演员们自觉刻苦训练，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有长进。每个演员拿起歌谱能唱，拿起乐器如琵琶、三弦、二胡、笛子、锣鼓乃至手风琴，能弹、能拉、能吹、能打，运用自如，有的还能自弹自唱。
    抓剧目创作。剧团成立有创作组，凡是能写作品的，包括剧团以外的习久兰、龚发达、蔡梓三、方衡生等都聘请为我团创作组的成员。创作组先后创作了《歌唱山峰大队》、《歌唱清江好风光》《木鱼凸》、《一把三弦》和《苦尽甜来凉水溪》等戏目。
    光阴荏苒，几年很快过去了，剧团在巩固的基础上获得发展，演员的素质进一步提高，培养了一批骨干：主要演员有黄庆洪、袁新秀、田科菊、谭宗兰等；创作人员有陈洪、刘勋一、任天立，周昌绪等。1963年湖北省举办首次曲艺汇演，长阳县歌舞剧团在会上演出了南曲传统段子《扫松》、《红娘递柬》以及现代题材的《颂雷锋》等曲目，受到中央和省文艺界的关注。中央人民广播长阳南曲是流行于中国湖北省西南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清江流域的一种曲艺电台还把《颂雷锋》和《苦尽甜来凉水溪》二曲进行录音播放。由于长阳县歌舞剧团人强马壮，因此，在宜昌地区精简许多专业剧团时，我们剧团却被保留下来。

三、把戏送到土家山寨

    长阳县歌舞剧团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便坚持“面向基层”，全心全意为土家山寨农民服务的方针。我们的行动口号是“下乡下到边，上山上到顶”。一年下乡演出次数最高达200多场，最少也在150场左右，每年大部分村庄都要转到。长阳全县430多个村寨，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欣赏过我们的节目。这方面动人的事例不胜枚举，现仅撷取几束便可窥全豹。
    长阳是个大山区，我们每次到山寨巡回演出，演员用背篓背着行李、道具以及其他必需品，重量可观。有一次下乡演出，于路上恰遇一位邮差挑着邮件，我们用肩膀去试了一下，其重量比我们背的要轻得多。论里程一般这村到那村约30华里，特殊情况一天要行程七八十里。我们下乡一般男演员要背50斤以上，女的至少背二三十斤。每到一村，演员们未及喘气便投入工作。利用地形栽杆子、搭舞台。若在打谷场上演出，不能搭高台，那就更费神了。这时剧团只好发动演员挨家挨户地借木头，铺在场上，观众来一个招呼一个，坐得整整齐齐，以避免拥挤，影响观众看戏。演出完毕后，木头挨户送还。舞台灯光有时用的是“夜壶灯”，将桐油灌进夜壶，用纱线作灯芯点燃照明。
    山寨农民来看一次戏不容易。他们于晚间高举火把，爬山越岭前往演出地，犹如一只火龙盘绕山间，其景甚是壮观。来者要求一饱眼福，为满足他们的要求，剧团往往一个晚上要演两台戏，历时四五小时，到演出结束已是凌晨一二点钟了。

四、挖掘民间艺术瑰宝

    长阳历史悠久，是“长阳人”的故乡，巴人的发祥地，素有“歌舞之乡”之美誉，蕴藏着丰富的土家艺术瑰宝，有种类繁多的民歌、南曲等。这些民间艺术极具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民间风韵，为县歌舞剧团的发展提供了沃壤。
    “唱自己的歌，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剧团一贯恪守的原则。建团伊始，我们便重视向民间采风、掘宝，不断吸取民间艺术营养。剧团演到哪里，便采掘到哪里，向民间艺人、歌手求教，搜集第一手资料。我们把人员分成几个小组，每组3人，冒着酷暑或严寒，不辞辛苦，深入民间广泛地进行搜集。演员黄庆洪背着八九个月的小孩，和大家一道爬山涉水进行采风。我也曾带着襁褓中的王丹萍走遍长阳的山山寨寨。如此不到一二年的功夫，我们便搜集到了流传于民间大量的土家民歌和舞蹈，有薅草锣鼓、花鼓子、“跳丧舞”（即打丧鼓）、吹打乐等的唱词、曲子以及舞蹈动作。可谓车载斗量，美不胜收。
    搜集“跳丧舞”工作尤为艰巨。有时到了一地演出，听说于几十里外有丧家，我们演出结束后便披星戴月，奔赴现场观看跳丧，一直学到天亮。覃发池为搜集“跳丧舞”，不知走过多少险路，摸过多少夜路，去搜集词曲和动作。
    长阳山水孕育了不少民间歌手和南曲艺人，老歌手熊明俊、李德芝（女）、张秀达等，南曲老艺人王仁山、黄传珍、覃秉令（民间艺人）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我们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进行了重点采录，向老歌手、老艺人求教。覃秉令南曲曲牌掌握较多，是我们挖掘南曲时重点采录对象之一。
    覃秉令，资丘柿贝村人，土家族农民。少年从父学唱南曲，弹唱有较高的艺术造诣，尤以演唱“北调”（长阳南曲分南曲和北调两支）著称，在长阳、五峰一带负有盛名。他孤寡一人，缺乏劳动力。剧团人员一到他家，便搞“三同”。帮他种地、薅草和割麦，做田间的劳动活，还为他洗衣、做家务事。晚上便请他弹唱，我们逐一进行记录。陈洪为挖掘南曲，经常深入长阳资丘和五峰县的柴埠溪等地，多次访问过王仁山、黄传珍、覃秉令等南曲老艺人。当时交通不便，下乡全靠步行。有一次大雪封山，他和同事们坐到山口滑“行”到五峰的柴埠溪，棉裤磨开了花，终于找到了一位南曲艺人，通宵达旦地记录了《赶潘》等珍贵的传统曲目。这些艺人十分关心南曲事业，对南曲一往情深，积极献艺、传艺，使我们获益匪浅。
    1962年春上，我们还特地把老艺人和歌手请到县城，进一步进行挖掘整理，历时一二个月。省里专门派了曲艺专家蒋敬生、程实等亲临指导。
    为全面掌握南曲的沿革，剧团还派专人到巴东、宜昌等县进行搜集。经过两年的努力，我们基本掌握了南曲全部音乐和文词资料，并由陈洪整理成约有40余万字的《长阳南曲资料集》。1962年在湖北省文化局、曲协武汉分会首次举办的全省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将流行于长阳的南曲正式定名为“长阳南曲”。
    边搜集边吸收。剧团在搜集大量的民歌和南曲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提炼加工，用于新编的节目之中，深受广大土家族农民和外地观众的青睐。如在排练《清江战歌》一剧中，我们便加进了“跳丧舞”的一些动作，增强了《清》剧的表现力，收到良好的艺术效果。后来覃发池还根据跳丧舞的素材，加以提炼，编出了六套“巴山舞”，成为长阳县群众性的自娱舞蹈“迪斯科”。又如剧团创作并饮誉歌坛的《丰收调》，其曲子便是借鉴土家民间老歌手李德芝原始曲谱装腔而改写的。我们还利用南曲中有表现力的曲牌，编了不少新曲目，从而使这一古老的曲种获得新发展，出现了坐唱、表演唱、一人唱、二人唱以及多人自弹自唱等表现形式。总之，我们剧团所演所唱之节目，都与长阳的民歌、小调、南曲等民间艺术密不可分，这些民间艺术又为土家艺军的腾飞插上了金翅膀。
    在我们挖掘民间艺术的工作中，先后得到了当时分管剧团的县文教局领导段宝琦、李道荣等的支持。他们曾同剧团创作人员数次到“山歌之乡”的乐园采风，搜集传统民歌，并创作新民歌。整理之后，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长阳山歌》集。
    可叹！1966年“文革”开始，有人说我大搞“封资修”，以致挂牌批斗。最令人痛心疾 首的莫甚于剧团多年历尽艰辛搜集到手的民间艺术瑰宝被付诸一炬。后来军代表进驻剧团，我很快获得“解放”。“解放”后抓的第一项工作便是抢救这些民族文化遗产，重复去做过去做过的工作。然后分别整理成册，从而保留了长阳的民间文化艺术遗产。

五、土家歌舞蜚声首都舞台

    长阳县歌舞剧团经过10年生聚、稳步发展，到了“文革”期间，队伍扩大到40余人，兵精将骁。勿庸讳言，在那年月我们也随“风”排练过“样板戏”，然而走“民族化”的道路矢志不移，演出质量进一步提高，不仅饮誉省城，而且还先后多次进京汇报演出。至此，土家艺军从长阳崛起。
    1972年春，省里举办“文革”期间首次全省文艺汇演。长阳县歌舞剧团演出了创作剧大型歌舞《清江战歌》（先由黄庆红、覃发池、王克华创作，后经宜昌县李志辉及宜昌市京剧团武功演员们参与加工），在省城武汉产生轰动效应，得到张体学省长的高度赞誉。我团荣获省文艺界先进剧团称号。汇演大会安排我介绍长阳县歌舞剧团的经验，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第二天一早省电台播放了我的讲话录音。当我于汇演空隙回“娘家”看望老战友时，一见面他们 便说，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你个山西佬的声音，我说这个成绩也有你们的一份啊！至此，长阳县歌舞剧团日甚一日地火爆起来。之后几年，多次参加省里汇演或调演。1974年省里组织文艺汇演，宜昌地区组成代表队，带去的一台晚会节目中，有一大半是长阳剧团的节目。其中有《一支山歌飞出岩》、《丰收调》、《开创世界我工农》等节目，使大会为之一震，许多单位纷纷求索我们的节目。汇演结束，剧团即将返回长阳，黄冈地区代表队突然把我们拦住，请我们留下与他们凑一个晚会慰问省委党校。盛情难却，剧团又拿出其他节目与黄冈同台演出。事后他们问：你们这些节目怎么不参加汇演呢？我说，我们地区是九县一市，长阳节目的比重已经很大了。
    第二年即1975年，吉星高照。这年4月，长阳县歌舞剧团有幸首次奉调赴京汇报演出，这是宜昌地区建国以来唯一进京演出的县级剧团。带去的节目有《丰收调》（对唱）、《一支山歌飞出岩》、《外面客来了》（均独唱）和南曲《鸟儿问答》（为刚发表的毛主席诗词谱曲）等。此去的演员有傅祖光、张玉敏、谭平远等。
    到京后，转瞬“五一”即届，首都节日文化活动繁忙。此时长阳的《一支山歌飞出岩》被中央文化部抽走了。这下忙坏了湖北代表团，于是电令长阳调人去补充。4月底剧团又去了黄庆洪和向菊两位演员，为此在京城便出现了一支民歌于两处同唱的局面。傅祖光、张玉敏登上中南海小礼堂，黄庆洪、向菊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北京军区礼堂等处演唱。在中南海，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观看演出后，评价很高，叶帅还为剧团题词。李先念与演员合影后拉着傅祖光的手说：“你的歌，有泥巴味儿，好！”张玉敏还出席了国宴，荣誉至极。
    在京汇报期间，不起眼的长阳县歌舞剧团一鸣惊人，土家歌舞蜚声首都舞台。之后几年，每年的“五一”节或国庆节，长阳县歌舞剧团都要赴京汇报演出，或参加全国性的曲艺汇演。人无我有，一花独放，尽领歌坛风骚数年，深为同行所仰慕。

六、歌坛新星从这里冉冉升起

    建团以来，长阳县歌舞剧团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不断提高演出水平，造就了一批艺苑新秀。
    这些年，剧团青年歌手何凤玲、罗厚雄在全国少数民族声乐比赛中分别荣获优秀奖和优良奖；青年演员许红在一次全国曲艺南方片调赛中获得表演二等奖；笛子演奏员邓邦国研制成功的D调宽音节竹笛，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他还曾随国家民间艺术团出访当时的民主德国，他的竹笛演奏技巧获得国内外观众的好评。然而，在艺术的天地里最有造诣、最有影响的要首推全国著名土家族男高音歌唱家傅祖光和著名女歌唱家王丹萍。他们是从长阳走向全国的明星。
    傅祖光生长在长阳“山歌之乡”的摇篮乐园，从小受乡风熏陶，中学未毕业便回乡务农，但仍喜欢唱长阳山歌。六十年代，我们剧团下乡辅导群众文化活动时发现了他，便把他吸收进团，加以培训。他刻苦钻研，大胆实践，颇有长进。1971年在《清江战歌》一剧中，他领唱清江号子一举成功。之后他多次进京演出，名声大噪，被省里相中。张体学省长下令一定要调傅祖光到湖北省歌舞剧团担任演员。此后傅祖光不仅名扬国内，而且把土家的歌撒在香港、日本、新加坡、美国的土地上。如今傅祖光伉俪（妻张玉敏）均服务于“省歌”，傅为国家一级演员。
    王丹萍是我的爱女，1962年生于长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她受乡风和家风的影响，自小酷爱音乐。读小学时便跟我学小提琴，13岁上初中一年级招进剧团乐队。经培训又改做舞蹈演员，继而又做歌唱演员。从艺7年，为她打下了日后发展的基础。后来又进武汉音乐学院深造，师从胡婉琪女士。离校后进宜昌市歌舞剧团，适逢剧团排练大型歌舞剧《酒干汤卖没》，因她扮演主角而得名。曾随团走南闯北，在长沙、西安、武汉等地巡回演出。被武汉歌舞剧院的著名歌唱家吴雁泽慧眼识中，调进“武歌”。之后王丹萍在艺术的天宇里扶摇直上。她的歌声倾倒了无数观众，并在全国性的一些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她荣获“三溪杯”全国大中城市青年通俗歌手大奖赛的第一名。她演唱的歌曲《巴山鼓舞》在全国广播新歌特别征集奖中荣获“联环杯”表演奖，并被选中在国庆四十周年天安门广场庆典上现场播放。在第四届全国电视歌手大奖赛专业组通俗唱法比赛中荣获优秀歌手奖，并被聘为中央和湖北电视台的“特邀演员”。
    此外，从长阳县歌舞剧团走出担任市、县文化战线乃至党政部门领导职务的亦不乏其人。覃发池、皮裕煊先后担任过长阳县文化局副局长，陈洪、刘勋一出任县文联的副主席，等等，他们当年都是剧团的骨干，为“土家歌舞”的发展作出过贡献。（转自《湖北文史》总第九十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