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欣久
编者按:严文井(1915—2005),原名严文锦。湖北武昌人。现代作家、散文家、著名的童话作家、编辑出版家。中共党员。1935年到北平图书馆工作,1938年赴延安,任延安鲁艺文学系教师,之后任《东北日报》副总编辑。解放后历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人民文学》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著有《严文井散文选》、《严文井近作》、《严文井童话集》、《严文井童话寓言集》等。
1968年9月,是我到内蒙古下乡插队的日子;1969年9月,是父亲严文井随旧作协大队人马赴湖北咸宁劳作的日子。这两个日子距今都有40年了。而那时,我们父女的联系,只能靠通信。也可以说,这是父亲在“文革”中,除检查外,留下的少数文字。
这段岁月于我是垫底的人生苦酒,于父亲尽管是不堪回首(他在这里吃到一生中最深重的苦,还差点把生命交待在这里的山涧),他却淡定地视这段岁月为“我曾过去了的生命”。
“文革”来临的时候,父亲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并兼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以戴罪之身来到向阳湖。尽管到干校不久,他被宣布“解放”,但他不能也不敢说自己想说的话。即便是家书,也要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先端正态度,再教育子女。生怕一纸错话误导了我们。他怕写信说不清楚,就寄希望于家人的见面与团聚,不惜婆婆妈妈地计划着见面的时间,有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用心何其良苦。每逢读这些特殊年代留下的信件,我都不禁心酸。
父亲到了晚年,大彻大悟。他不再有所顾忌,用各种方式反省历史,思考人生,抨击时弊,呐喊真理,勇敢地剖析自己。往事重提,是为了不忘沉重历史。于父亲,于我,都是如此。
去年的7月,我们来到湖北咸宁向阳湖。在咸宁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向阳湖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城外的陪同下,依次走过了“四五二”高地、十里长堤、红旗桥、五七桥、鲁家湾、韩家湾、王六咀、甘棠集镇等地。寻觅着当年父辈们在这里留下的足迹,不禁感慨万千。因父亲生前所谈干校生活甚少,我一直想探寻其中的奥秘,所以,从火车开出北京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试图捕捉当年父亲及中国作协大队人马赴向阳湖的心境。
听陪同人员讲,长堤两边原来全是荷塘,围湖造田后,湖泊的面积大大缩小了,现有的荷塘还是近几年退田还湖的结果,但仍比不上原来的规模。其实,早在1972年父亲就对“围湖造田”发出了质疑。那年,他回家探亲时,问一位研究粮食和农业经济的专家说,围湖造田真是条好路吗?专家以荷兰围海造田做实验作答。父亲对这一回答显然不信服,他说,湖广熟,天下足。湖北曾是千湖之省,现在大搞围湖造田,“千湖之省”已名不副实了。干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围湖,没打多少粮食,灾害却增加不少,鱼虾也减少很多,真是得不偿失。他还比喻说,没有了湖泊,地球就失去了呼吸的肺,生态就失去了平衡。只是,这些话当时他还不敢公开说。
最近,我找出当年父亲在干校时,给我这在内蒙古插队的女儿的通信。信已不全,但仍能反映折射出那个特殊时代的背景及在此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心态。算是为向阳湖的研究提供些史料吧。
父亲去干校的前后
1969年9月,父亲去向阳湖的时候,我在一年前去了内蒙古插队落户。那时,在解放 军艺术学院学美术的哥哥,刚于6月份去了甘肃黄羊滩当骑兵;当年的年底,妹妹又赴陕西插队(后又来到内蒙古和我在一起)。我们兄妹走的时候,父亲尚关在“牛棚”里,没能为每个孩子送行。其实,他早就料到,他这个走资派早晚会被扫地出门,所以,早就让妈妈给我和妹妹都置备了厚厚的冬衣。妈妈表面上很坚强,心却已经被撕扯成几瓣。待最后,全家七口人七个地方时,她的心被完全扯碎了。尽管她在“文革”中并没受到冲击,但她无法忍受亲人分离的苦痛状况,郁郁成疾,没等到“四人帮”垮台就离开了我们。
根据诗人郭小川日记的记载,父亲是1969年的
当时妈妈很想跟父亲一道去咸宁,父亲坚决反对,不是他不想和母亲在一起,而是他知道像妈妈这样的北方人很难适应湖北的潮湿、闷热、泥泞、蚊咬,也很难适应下水田的重度劳动。
父亲刚到干校时,仅跟妈妈一人保持联系。直到
欣久、小妹:
我已于昨天宣布解放,结论大意是:历史上没有问题,在作协犯了走资派错误。
这是我继续革命的新起点。我一定深刻吸取教训,彻底改造世界观,争取从思想上完全解放自己,我决心紧跟毛主席革命一辈子,为工农兵服务一辈子。希望你们继续督促我,帮助我,我一定在今后半辈子为人民立新功。
最近我参加了伙房的工作,为期一个半月,忙得很,读报和写信的时间都找不到,过了这一阵可能要好些,那时再给你们多谈一些。
爸爸
我为爸爸获得解放而高兴,但我一点不知道他的日子并不好过,仍有那么多苦衷。
请看杨匡满对父亲在干校生活的一段记述:
……不久,严文井和郭小川在同一天解放了,周围一些同志起哄,要他请客吃糖。严文井想到“文革”初不是批判他有架子,做官当老爷吗?那就借此机会同大家打成一片一起乐一乐。正好我第二天被派工进城拉食堂用品。他交给我两封电报稿,是给他的妻子和孩子的,意思是我已解放,永远跟党干革命之类,郭小川也交给我类似的信件让我进城去寄。我临走,严文井悄悄塞给我几块钱,嘱我买两三斤“什锦糖”,请请大家。严文井还补充一句:你也有一份噢!我高高兴兴地走了。没想到两三天后就开全连大会,军宣队长严厉批判道:有的走资派,组织上对他宽大,解放了他,他请什么“解放糖”,来拉拢群众,这是什么作风?你以为解放了就没有问题了?不要说严文井,我们都听得战战兢兢。
这就是所谓的解放,不管你获没获得解放,都生活在动辄得咎的环境中,说不定什么时候看你不顺眼,走资派的帽子就会又给你戴上。
在白尘伯伯的《牛棚日记》中,
……又闻严文井未能参加两代会,是因Z于春节间请他吃过饭,是拉拢腐蚀云云。Z,Y辈过去对严动辄吆喝,及严将解放,则“老严,老严”,状极亲密,而今又邀为上宾,前踞后恭,亦可哂也。
这也可算是动辄得咎吧,当时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也可见一斑。
对前程不敢抱有幻想
记得在一些老干部得到解放后,有些知青就陆续投靠了父母,不久又传来他们或当兵、或进城当了工人的消息。对此我很是羡慕。尽管我代表我们知青点参加过几次盟里、县里的知青先代会,但想到将来的前景,总是感到茫然、黯然。毕竟我是在该考大学的年龄来到农村的,如果没有“文革”,到了1971年,我都该大学毕业了呀。
有人劝我,何不给你爸爸写封信,他是老延安,凭他的名气与关系应该认识很多人。再说,他已没问题,解放了呀。于是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提出想让他帮我联系当兵的要求。
他很快回了一封长达五页的信。
欣久:
……我相信你一定会记得主席的两条教导,一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一是:知识分子如果不同工农结合,便将一事无成。你不是你们村里铁姑娘队队长么?这在我听来,是一个极好的消息。这说明,你是贫下中农所需要,所看重的人;同时也表明了你最近两三年的很大的进步。
……你知道,过去十几年来我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这个立场没有很好地转变。我如果允许我自己回到旧的立场上去考虑你的问题,不仅会对你没有帮助,而且会害你。接受了我犯错误的教训,我得和我的婆婆妈妈(这仅是表现)作斗争。我明白你现在所走的道路不是那么容易通过的,但我确信你是走对了,因此我的信心压倒了我的担心。走下去吧,勇敢一些,向一切困难斗争下去,孩子。
……我打算今年九、十月间回京探亲,上一次信里已告诉你了。我希望你从现在起,就努力安排,不滥用假期。到时候,你好请假回京见面详谈。
……我心里关于你们的问题想得比你信上写的要多得多。但那些无益而且有害的话,我边想就边自我批判,因而就没有暴露那些活思想。现在写下的,我相信,没有那么好听的甜言蜜语,但不会害你们。我已经跨进了老年的边缘,我希望小资产阶级的温情(是害人的东西)从此少一些,我们父女为革命都变得更刚强一些。
爸 爸
时隔37年了,至今我读这封信时,心中都充满了酸楚。我读出了父亲的无奈与苦衷。我对自己前景的忧虑能不触动父亲的心弦吗?而他在那种动辄得咎的环境中,敢发牢骚吗?即使心中有怨言也都先自我批判掉了。诗人郭小川因写了一首心向北京的诗,被无限上纲,无端遭批判,哪个还敢说前途,想前景啊。父亲的信是写给我的,其实也是写给他自己的,是边写边自勉,内心在作苦苦挣扎。他是真的想从内到外都做一个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战士啊。
1995年,父亲在接受李城外的采访时说:“‘五七’战士多半(包括左派)都是想回北京的,要说谁甘心落户咸宁,是不真实的。有的人是绝望了,我属其中之一。在那种高压的气候下,还得认命。我真想不到什么时候还要我回来,没抱什么幻想……”这些话也可看作是他写这封信时的心境。
一波三折的探亲
从父亲
当父亲这些信还在路上的时候,我已经被内蒙古电讯局选调到微波大队工作。当时选调的标准为必须符合当兵的条件,父亲能在1970年获解放还是帮了我一把。
紧接着
父亲因外出,直到九月初才给我回信。
欣久:
……你可向组织说明,几年未和父母见面,而父母双方的干校均面临斗批改最后阶段,明年父母都有可能分配工作,此次父母回京安排家中一切,需共同商量一下,等等。估计你们的领导是可能照顾这种情况,给你若干天假期的。希望你现在就去找领导谈谈。
我九月中旬到家,到家后一定会给你去电报。
爸 爸
收到父亲的信后,我立刻又去找指导员谈了一次,他仍是强调规定不给假。我急了,又怕父母等得着急,就立刻往北京发了一个电报。这时父母均已回家,一起给我回了封信。
欣久:
……现在唯一的希望,是在“十一”这三天假期中你能否回京一两天。如国庆假三天,再加上请上四、五号两天假,你二号能到家,四号再动身往回走,那么你肯定可以见着妈妈和我。妈妈是
……希望你积极总结在农村改造这三年多的经验,用毛泽东思想统率一切,自觉主动地解决内心一切矛盾。我们和你见了面,主要打算谈的也就是这样一些话,说来说去,还是要靠你自己解决思想上的问题。
……你要学得更坚强一些,满怀信心和勇气面向未来。我们相信你能战胜一切困难,变成一个更成熟的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
祝你好。亲你!小久子!
爸爸妈妈
后来经过向团领导争取,我终于回到北京探亲。父母都明显地老了憔悴了,而那一年,父亲五十六岁,母亲还不满五十周岁。父亲把该说的话都在信中说完了,所以我在短短的几天里主要享受的是天伦之乐。我们都缺营养,也都身体疲惫,所以每顿饭几乎都在外面吃。每当父亲吃肉的时候都会提起干校里的一个遗憾,而且简直是念念不忘。
那是一次开饭时,菜里见了一点荤腥。干校炊事员给他挖了满满一勺菜,上面有五六块肉。父亲暗自高兴,终于可以小小改善一下了。可能是炊事员觉得菜给得多了吧,就把勺子一抖,掉下去两块肉,父亲不好说什么,只盼其余的肉能归他所有。然而炊事员把手再次一抖,又抖落下去两块肉。这顿饭吃得他既窝心又难受。
父亲还讲过一次历险记。父亲的身体在干校算得上壮劳力,被挑去拉大车。每天清晨五点出发,到三四十里外的城里装上七八百斤杂货,再呼哧呼哧地往回赶。天黑之后,路上没有灯火,只能摸黑往前赶。疲乏时总想喝上一口白酒解乏。平日拉车,他都是拉帮套。一次拉扯来到一处陡坡前,驾辕的人突然停住,把辕交给了他。由于他经验不足,下坡时放手太快,车子产生的加速度呼呼地推着他往前跑。前边是一处拐弯,上下是陡峭的悬崖,他控制不住了,并有些乱了方寸,直奔山崖冲下去。恍惚间,他忽然听见后面有人大声喊:“往左!往左!”他这才醒过神来,将车把往左一带,车速减了下来,但仍刹不住车。这时,他已镇静下来,又将车把往右一打,才将车子控制住。
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他都会说,捡了一条命。命虽说是捡了回来,但他的身体上也留下了这次历险的纪念痕迹。在他回京后的一次检查身体时,大夫问他,是不是做过什么重体力劳动,说他脖子压坏了,骨质增生。
父亲调回北京前
父亲回干校后,不久恢复了组织生活。这对他来说,是他解放后的又一件大事。尽管很忙,他还是很及时地告诉了我这一情况。
欣久:
……我于昨日(
劝你好好学习一下新党章,特别是其中的党员的“五个必须做到”。为了学好这一部分,你还可以找毛主席和毛远新的谈话(即谈到接班人五个条件的)一起学习一下。
最近两报一刊社论《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也劝你反复学习几遍,并逐条都想一想,为什么要这样提,这样做。
今年7月1日两报一刊的重要文章,最后一部分总结的八条经验,也可以同时阅读,并也好好想一下,这样,你就会对许多问题加深理解……
爸爸
我从北京探亲回去后,不久开始了专业培训学习,然后有了长达两年的在东北的实习生活。这期间爸爸给我的信都很短,也许是没有牵挂了吧。但探亲见面仍是我们写信的话题。
欣久:
……很高兴你开始了新的学习。我和二叔叔、欣强的合影是在爷爷、奶奶的骨灰合墓前照的。我现在就是这个打扮。
……湖北没有农闲时期。现在我们连种的地调换了,因此忙着盖新工棚,修新田埂。干校又抓修路,我们自己又抓修养鱼池。反正事儿不少。
我又一次学《共产党宣言》,觉得又有新的体会。马列的书,要反复认真读,才能多懂一些。
爸 爸
欣久:
……希望你发扬从农村学来的一切优点,树立为大多数人服务,一辈子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观点。你们是可以见到二十一世纪的人,希望你在今后若干年取得更大的进步。首先为二十一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好好干,迎来一个在全人类都认为是美好的二十一世纪。
……下星期起,我们全力备耕。学习情况,和你那里差不多,就不谈了。
祝 好
爸爸
欣久:
信收到。对你的学习计划,完全赞成。首先学习马列主义,这是最重要的。要紧的是要持之以恒,认真耐心地学。最近我学《国家与革命》,从春节到现在,粗读、精读,共四遍,这才体会到主席教导的“认真看书学习”这一句话的意思,首先是要认真,任何一个重要的观点,都千万不能马马虎虎地放过去,上下文的意思,也只有认真领会才能贯通。
……我们已开始播种工作,浸种,整秧田,积肥,修田埂、水渠,等等,已进入忙碌的时期。此地天气不太好,最近阴雨较多,旱象虽除(这是好事),可劳动起来就增加不少不便,好在三年来和雨水、沼泽、泥泞打了不少交道,这难不倒我们……
爸爸
1973年的3月,父亲终于结束了在干校为期五年的生活(妈妈是在父亲的工作定下来后,才回到北京。这时她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记得他说过,他本想悄悄地离开,怕影响大家的情绪。但那天他离开时,还是被大家发现了。大家争相来送他,使他心里热热的。他并没给我们讲过,在揪“五一六”热火朝天的时候,在黑夜中他递给正在受审的阎纲一块桃酥的事;也不曾听他讲过,在周明关押时,他利用探亲的时间去看望周明家属等等,都是在父亲去世后,我看了怀念他的文章才得知的。这些应是大家真诚送他的原因。
父亲受的磨难远比我深重得多,但他对所经历过的一切淡然处之。1995年,李城外采访他,问及他对向阳湖的印象时,他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写,就说有个姓严的曾到过向阳湖。”他还对李城外说,对向阳湖“这一辈子我也忘不了。我是武汉人,老家甚至会淡忘,咸宁却今生难忘!……那段岁月但愿不会重复。”
在为向阳湖的碑林题词时,他仍是那么淡定,一句“向阳湖,我的过去了的生命”。似是对向阳湖生活的概括,也是他为向阳湖生活画上的句号。只有会品味的人才能掂出它的分量。对向阳湖,他却有个衷心的祝愿,即希望当地农民的生活能早日好起来,能有所改善。
可以告慰父亲的是,向阳湖农民的生活的确是在变好,也许步子迈得还不够大,但生态环境正在恢复。他们也许不记得有一个姓严的作家曾来过向阳湖,但他们没有忘记,那一年,曾有六千多北京来的知识分子到过向阳湖。(转自《湖北文史》总第九十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