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八七会议

2014-09-15 21:4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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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举行的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是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如今，当年开会的地方已经建立起一座革命纪念馆，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里留下了一代伟人邓小平的闪光足迹，镌刻着他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的光辉历史。

一 段 经 历

    1927年是个风云突变的年代。这年的春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与此同时，革命危机也日趋严重。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向革命进行反扑。4月6日，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逮捕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随后将其杀害。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5月，革命阵营内部的反动军官相继在湖南、湖北发动叛乱。接着，其他省份也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开始了大规模的捕杀行动。23岁的邓小平就是在这种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来到武汉的。

    当时，邓小平名叫邓希贤。1926年初，他根据党的安排从法国到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春奉命回国参加革命斗争。3月，他到达西安，在冯玉祥的国民革命联军所属的中山军事学校任政治处处长和政治教官。这所学校实际是共产党领导，它培养了一批政治工作人员和军事指挥员，为我党后来领导渭华起义创造了条件。“四·一二”以后，一度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倒向蒋介石，6月10日，他参加了汪精卫在郑州举行的反共会议，决定先将共产党员集中到开封“受训”，然用用闷罐车“礼送出境”。邓小平获悉后与共产党员刘伯坚、史可轩等人商量对策，决定去武汉找党中央。6月底，邓小平离开西安，经郑州来到武汉。

    此时，武汉的形势已日趋紧张。邓小平找到组织后被安排在党中央机关任秘书，秘书长是邓中夏。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到武汉后，曾计划在秘书长下设八大秘书，任命了刘伯坚、邓希贤等人。后来因为形势发生了变化，其他人未到位，只有邓希贤一人作秘书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管中央文件、交通、机要等事物，在中央的重要会议上作记录和起草一般性文件。从这时起，邓希贤改名为邓小平。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革命的中心武汉乌云密布，形势险恶。党的组织由公开转入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迅速隐蔽起来。一大批著名的共产党人相继牺牲，各级工农群众组织先后被打散，数十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腥风血雨中倒下。面对反动派要把革命者斩尽杀绝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内有主张有见识的人士的唯一选择就是高举革命大旗，进行武装抵抗。为了实行战略转移，制定革命的新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紧急会议。

    7月下旬，代行中央最高职权的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派一部分人去南昌组织武装起义，一部分人在汉召集紧急会议。这时，邓小平从武昌三道街搬到汉口天津路德林公寓，和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等人住在一起。这里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住地之一，是由杨之华的哥哥杨葆青出面租来，周恩来赴南昌前即住在此地。邓小平在这里与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苏兆征等人一起紧张地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他们起草文件，确定议程，选定会址。经过慎重考虑，他们把会址选定在离德林公寓不远的三教街41号二楼(今鄱阳街139号)。三教街41号与德林公寓仅隔一条街，相距不过5～6分钟的路程，房屋的主人是共产国际驻国民政府的农民问题顾问罗卓莫夫夫妇。房屋是1920年英国人建造的西式公寓，与其相连共有7个单元，结构相同，前门无明显特征，后门通僻静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相连，一旦发生意外，便于撤离和疏散。

    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第一个进入会场。他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负责安全。8月7日，党中央紧急会议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秘密地召开了。参加会议的20多位代表分三天由地下交通员带进会场，办事的工作人员最先进去，最晚出来，中央主要负责人最后来，最早走。代表们吃的是干粮，睡的是地铺，进来了就不能出去。8月份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时连门也不能开。紧急会议只秘密地开了一天，但邓小平却在这里呆了六天。他把所有代表安全送走后，才最后离开。

    八七会议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且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它给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了出路，为挽救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邓小平所作的工作为会议的顺利举行和圆满结束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他在这次重要会议上第一次结识了毛泽东，毛泽东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要时刻注意和领导军事运动”的发言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参加八七会议是邓小平第一次参加党的重要会议，这次经历使他更深刻地感到革命的艰难曲折，也使他更深刻地体会到肩负担子的沉重。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一 封 回 信

    八七会议后中国革命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鄱阳街那间发生过惊天动地大事的普通房屋却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中。建国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党史的研究与宣传，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经多次谈到八七会议的情况。50年代末，湖北、武汉的有关部门着手寻找会址，工作时断时续。70年代初，正式开始调查考证会址，拟加以保护，恢复原貌，建立纪念馆，教育后人。

    此时的邓小平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受到批判，失去自由，在江西接受劳动改造。劳动之余，他读书看报，希望为党和人民作些工作。1972年秋，中共中央办公厅转来武汉市文物部门的一份征集提纲。提纲要求他回忆八七会议的有关情况。
    9月22日，邓小平亲笔写了一封回信。信的内容如下：
   “中央办公厅政治部：
    写的‘八七’会议简单回忆，如有必要，请转有关询问单位。
    关于党的八七会议，当时我是党中央秘书，是参加了的。会议情形，因事隔多年，很模糊了。
    当时，由于汪蒋合流，白色恐怖严重，所以会议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
我记得这次会议是在汉口德租界一个俄国人家里举行的，街名、门牌号数都记不得了……
    会址是一幢……洋房，是在楼上开的。
    到会的大约只有二十多人(确数记不得了)，分两三天由交通分批带至会所，到后即睡在那里，不能外出，会后又分批撤走。吃的是干粮(面包等)。
    到会是哪些人记不清了。毛主席是参加了的，还有瞿秋白、罗亦农(‘八七’会议后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局书记，二八年在上海被捕牺牲)、李维汉等人，邓中夏似乎也参加了。有不少人我不认识。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了长篇报告，改组了政治局。当时，政治局是如何改选和选的哪些人，我记不得了。但是，‘八七’会议后参加政治局工作的有瞿秋白、罗亦农、李维汉、周恩来、张太雷等人……
    会议只开了一天。
    我只记得这些，而且可能有差错。李维汉当时是中央秘书长，可能记得更清楚些。”

    这封约500字的信，回忆了八七会议的背景、会议的地址、参加会议的主要人员、会议的主要议程、会议的主持人、会议的结果等内容。虽然事隔45年，除个别地方有出入外，其他记忆基本与后来发现的会议记录、会议决议案以及其他亲历者的回忆相符。这封信是第一份会议参加者的亲笔回忆，作为第一手资料它真实可靠，成为研究八七会议、恢复会址的可靠依据。之后，武汉市文物部门据此信提供的线索，先后访问了李维汉、陆定一等人，三位当事人的回忆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使那次重要而神秘的会议的轮廓逐渐清晰，并为建立纪念馆奠定了基础。1976年，文物部门确定了会址，初步恢复了会场的面貌，试行内部开放。

    文物遗址的复原需要大量可靠而具体的依据。八七会议的有关文字记载极少，且事过多年，健在者不多，许多细节问题难以确定。文物部门边开放边深入研究和考证。为了更准确地再现历史，他们反复征求有关人员的意见。1978年，他们将复原会场的照片请当时负责武汉市文教工作的邓垦送到北京，给邓小平审定。3月24日，邓小平看了照片后对邓垦说：没有餐桌和台布，根本说不上吃酒的样子，桌子凳子都不整齐。可能是李维汉说的那样，李维汉的回忆是符合实际的。邓小平还强调说：搞这个纪念馆就是为了革命传统教育，宣传会议解决了什么问题，完成了什么历史任务。复原要体现当年艰苦奋斗的精神。

    邓小平的这番话，不仅为会场布置提出了具体意见，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建立纪念馆的指导思想及其目的和意义。1978年8月7日，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建立的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那简单的陈设、朴实的亻家具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紧张而严肃的气氛，客观地反映了我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蕴涵着平凡中见伟大的真谛。

一 次 重 访

    1927年的八七会议只有短暂的一天，然而，往后的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都在使邓小平回忆和怀念那一历史时刻。1980年7月15日，也是一个炎热的夏天，76岁的邓小平参观视察了八七会议会址，回到了他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53年过去了，当年党中央的秘书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上午9点35分，没有惊动任何人的邓小平乘坐一辆普通面包车从武昌来到汉口，车在鄱阳街139号前门缓缓停下。车门打开，邓小平信步走出，他身穿白色短袖衬衫，灰色长裤，面带微笑，精神矍铄，径直步入会址大厅。跟在后面的他的夫人卓琳和他们的女儿、孙女等人也一同进入室内。

    邓小平首先来到位于二楼的会址，这里已经复原成当年开会的样子，布置有桌椅等物。邓小平一边看一边回忆当年的情景。他说：“会场布置没有这么规矩，”“当时我们二十几个人是分三天进来的，我是第一批进来的”，“我们是陆陆续续进来的，当时我在这里呆了6天，最后走的”。因为二楼有临街和靠后院两间房屋，邓小平看到的复原会场是临街的前房。工作人员为了确定开会的准确位置，向他提出了会议是在前房还是在后房开的问题。邓小平仔细看了看两间房屋，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看着靠后院的房间回答工作人员说：“很可能是在这间房子开的会，房子很小。”接着他又重复一遍：“很可能是这间房”。因为靠后院的房间更隐蔽，在此开会更符合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邓小平的现场回忆比较真实可信。(后来文物部门将复原会场改在了靠后院的房间)。

    看完二楼，邓小平下楼参观辅助陈列。在一楼陈列室门口遇到了匆匆赶来的省委书记陈丕显。陈问邓小平：“怎么样?像不像?”邓小平说：“记不得了。基本上像”。随后，一起进入陈列厅。

    在展厅，邓小平非常认真地观看展出的内容，边看边回答工作人员的提问。对于八七会议记录，邓小平说：“是当场记录，可能是翻译的。因为同遵义会议记录笔迹完全一样”。对于是谁作记录，邓小平说：“记不得，反正我没作，大概是翻译作的记录”。“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可能是瞿景白，瞿秋白的弟弟”。在会议代表的照片前，邓小平逐一仔细观看。这些代表大部分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深情地说：“都是年轻人!”并指着陆定一的照片说：“陆定一那时21岁，他比我小两岁”。他看展版上的照片排列得很整齐，便笑着说：“那时候排列没有什么哪个在前，哪个在后。那个时候不兴这些规矩，不是按照什么资历呀、什么……排列，这些人到了就是，就是那些委员”，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连他的夫人卓琳和女儿也都笑了。对于他本人当时的职务，邓小平说：“那时我还不是党中央秘书长，27年底我才是党中央秘书长，这个时候我是秘书”。对于罗明那兹的报告由谁翻译，邓小平说：“罗明那兹作报告可能是瞿秋白作翻译”。对于会议文件如何形成，邓小平说：“那是事先准备好的，会上手续很简单，通过一下”。在介绍各地武装起义的展版前，邓小平强调说：“首先是八一起义。八一起义在八七会议之前，但八一起义也是八七会议的方针”。当工作人员问“什么时候决定召开八七会议”时，邓小平说：“那时政局变化很大，前几天就决定了，八一以前，一部分人搞南昌起义，一部分人开这个会。”参观过程中，邓小平思维敏捷，口齿清楚，言简意赅，含义深刻，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半个小时很快过去了。结束参观时，工作人员要求邓小平和大家一起照相留念，邓小平欣然应允，并向工作人员说：“劳神!劳神!”出门时，会址两边挤满了自动等候的人群，他们向邓小平热烈鼓掌，邓小平也高兴地向大家挥手致意。在热烈的掌声中，他乘车离开了八七会议会址。

    在重访八七会议会址之前，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亲笔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六个苍劲豪放的大字，寄至武汉。如今，这幅题字作为纪念馆的馆标高挂在会址大门之上。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危机关头作出了正确抉择，邓小平也为这一历史抉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三辑，本文作者赵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