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世鎏生于1893年,字从嘉,号京门。祖籍安徽,寄籍江夏。自幼天资聪颖,从父启蒙,好学不倦。12岁时被保送湖北省城亦即江夏县治的武昌陆军小学求学,后升入湖北陆军第三中学,常与革命志士交流,读孙中山《民族主义》诸书,深受启发,矢志革命。1911年参加辛亥首义,当起义军围攻总督署时,随学生军投入战斗,为铲除帝制创建共和首次立功。
汪世鎏于1917年考入保定军校,和叶挺同窗,且坐在教室里同一条板凳上,1919年保定6期毕业后,历任山东北洋军第五师排连长,直升至冯玉祥所属师部副官,1921年任山东讲武学堂教官。这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8月下令讨伐徐世昌,汪世鎏于1912年赴粤追随孙中山,任鄂军何成?部参谋,6月出征伐徐。1924年10月,何成?任湖北招讨使兼建国军北伐总司令部参谋长,汪世鎏为参谋处少将处长,随总司令谭延?入江西北伐,不久退回广东;1925年2月,又参加第一次东征陈炯明之战。蒋介石任东江讨贼军总指挥,汪世鎏为指挥部参谋,打垮陈炯明主力3万多人后,于6月随军返粤。接着又参加了平定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在广州发动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同年7月任黄埔军校战术总教官、军士总队参谋长及军二团副团长等职。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汪世鎏加入了国民党。每当苏联援华军火抵穗时,汪世鎏就带学员到黄埔码头卸载。
1926年7月北伐,汪世鎏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少将参谋长,入江西打下赣州后,师长钱大钧随蒋介石东进南京,汪世鎏代师长,但军队行动仍由钱控制。
北伐军克武昌,世鎏家属定居于省城商家巷。不久蒋介石下野,宁汉合流,桂系操纵南京政府实权,李宗仁1927年10月西征占武汉,湖北就成了新桂系的势力范围。
1928年春,汪世鎏的第十一师调往上海,因与钱大钧不合,旋即离沪返鄂就任十八、十九两军联合参谋处处长。后以胡宗铎为首成立湖北省党务委员会及党务训练所,汪又被委任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党务训练所训育副主任兼总队长。
1928年初,蒋介石复职总揽大权,并策划筹备旨在加强独裁的国民党“三大”,汪世鎏参与了为抵制“三大”而发表反蒋通电,激于义愤,汪乃领衔签署(此件现保存在北京历史档案馆)。
新桂系统治武汉时期,专制独裁,剪除异已,凡对涉嫌的共产党或进步人士而遭拘捕者,汪世鎏总是出面说情,要求网开一面,被其营救或保释者大有人在。
1929年4月蒋桂战争中桂系溃败,湖北地盘又归蒋氏掌管,任何成?为省主席。何又新组成湖北省党部,世鎏当选为省委常委、湖北军事特派员兼襄花路兵站分监,不久又当独立第1旅旅长, 再擢升“新四师”副师长。该师师长刘桂堂是山东土匪出身,1928年曾被蒋军嫡系何应钦部收编为“新四师”,世鎏是奉何成?之命监视刘桂堂并操师部指挥权。
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4个师挥戈南下,何成?任第三军团总指挥,布防平汉线指令汪部迎战,世鎏临危受命,坚守河南临汝八昼夜,重创来犯之敌,取得了轰动一时的豫北大捷。
蒋介石闻讯,驰电祝捷,新四师被誉为“模范师”并在南京召见汪世鎏,犒赏该部现洋4万元,机枪200挺。后世鎏又任何部新三旅旅长,再改任省保安第三团上校团长。
1931年中原大战结束,汪世鎏当了10个月汉口特别市公安局局长,任内曾请何成?派军舰巡逻金口、?洲沿江一带,确保地方平安。
是年长江流域暴发特大洪水,金口、法泗洲、?洲等地一片汪洋,受灾群众纷纷逃到金口凤凰山、芙蓉山一带山坡上,背井离乡,嗷嗷待哺,因转道滞留金口以及本地的灾民成千上万,病亡、饿死的不少,汪世鎏闻讯亲到金口视察灾情,慰问乡亲,并急筹善款,请人在金口搭棚设点,办施粥场,一日三餐赈济灾民,有的特困户洪水退后返回家园时,还周济川资,每人一二元不等,此次赈灾活动,纯系私人解囊,耗费银元数千之巨!
1934年,汪世鎏创建?洲完全小学并任名誉校长,他个人捐献数千银元,又向各祠堂庙宇劝募公积金数万元,大兴土木营造学府功在当世,惠及后代。
1935年7月,武汉行营陆军整理处处长陈诚委任汪为军官教育团的高级教官,陈诚当宜昌行辕主任后,又委派汪为第一厅的少将科长。1936年复任三十四师副师长。30年代中期,还参加了第一届“制宪国大”代表的竞选,以21万张选票在湖北省第一行政督区当选。
1936年因?洲崩坡事,呈请全国经济委员会拨款60万银元,由省水利局支付,并于次年春在?洲沿江等办器材,兴工铲坡,建矶护岸。不料当年涨水,江汉大堤出险,专款被挪用,又因日寇进逼,工程受阻,10年以后世鎏又向参议院呈交建矶护岸提案亦未果,只核准拨款200万元法币及面粉25吨,资助民工培修嘉鱼沿江12处民堤之用。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世鎏随三十四师由四川万县开赴上海,参加有名的“八·一三”淞沪会战,战斗惨烈,部队遭受伤亡以后,又回到万县休整。其实淞沪抗战打响以后,国军主力集中华东, 有70万之众沿京沪杭布防,不乏精锐之师,但老蒋尚无战而胜之的把握,于是把三十四师由四川不远数千里调到上海参战,敌我装备悬殊,杂牌不堪一击,乃是意料中的事,显然,老蒋的本意是:你杂牌击败了日寇,固然是好事;否则,被日寇所消灭也不是坏事。这正是蒋氏保存嫡系、消灭杂牌的险恶用心。
1938年3月,汪世鎏出席了在武汉大学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世鎏等组成省督导委员会并兼第五区督导委员,常驻襄阳,督导鄂西北谷县抗日动员工作。11月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兼省党部执行委员,又在襄樊主办《鄂北日报》。
1939年汪世鎏被选为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1940年在重庆由严家淦保举任军委考核委员会铨叙厅少将高参,后任军政部参议。1941年任福建省莆永师管区司令,任内募集捐献飞机款项超过奉派定额。1942年又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兵役班受训,结业后留任党政训育干事,后改任铨叙厅厅长、军政部参议,1944年以后调到兵役部当中将参事。
1945年任兰州第八战区中将军法分监,任内认真处理积案,秉公执法,深得所属官兵拥戴。
汪世鎏在任内办了一件大案,对一个非法炒卖黄金、扰乱金融市场的中将军需处长,在严词拒绝了持金条前来行贿的说情者后,坚决依法将案犯枪决,成了当时轰动西北的一大新闻,人称世鎏是“活包公”。
日寇投降后,以世鎏多年服役,历经辛亥革命、广东平叛、东征北伐、八年抗战,期间整军经武,训练官兵,运筹帷幄,勋绩彪炳,故中央奖褒有加,颁世鎏“忠勤勋章”,以资表彰。
迨至1946年,国民党在全国各大战场调兵遣将,磨刀霍霍,内战危机迫在眉睫,为了避免转入内战漩涡,汪以中将军衔获准退役,回到省城武昌老家定居,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从此划上句号。
同年汪世鎏当选为省参议员兼省商业银行董事,1948年春,又被选为“国大代表”,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行宪国大”。
1948年底,国民党败局已定,有些地方上层人士跟着国民党逃跑了,有的通过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牵线搭桥,和党组织建立了联系。
1949年春,世鎏由程一兴介绍加入“民主促进会”,又经民主人士伍昌续推荐,与中共地下党员金漪竹(女)联系,开始做武汉解放前夕的保卫工作。很多人见世鎏坚决留下,都纷纷放弃了原先南逃的计划。汪和省参议会名流耆宿李书城、张难先等一道发起组织了“湖北省人民和平促进会”,汪任常务干事。
本来,蒋桂之间在对待“和平运动”的问题上是同床异梦的:武汉的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是借“和运”策动倒蒋,桂系取而代之;溪口已下野的蒋介石是用“和谈”掩盖备战,以便卷土重来。湖北的“和平运动”,正是利用了蒋桂矛盾,体现了人民的善良愿望,取得了很大进展,它为保障武汉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迎接三镇解放以及为日后国内实现局部地区和平,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渡江战役打响,武汉的解放指日可待。“湖北省人民和平促进会”改组成以“反逃跑、反搬迁、反破坏,迎接武汉和平解放”为口号,维持过渡时期安全的临时机构“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成员几十人,下辖武昌、汉口、汉阳三个执行组。武昌、广西以艾毓英为总干事,汪世鎏任治安组长,有关会议分别在湖北省银行和衡菁中学秘密召开。
1949年5月15日,白崇禧率部仓惶南逃,贴遍了三镇的“安民告示”,就是“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早在3月份秘密印制的。
在武汉,汪世鎏可以左右的武警力量,就有汉口市公安局、武昌省会警察局、省保安2团以及省警察大队、省水上警察局等。各部领导官佐均是世鎏旧时党训所的学生,在汪的策动和影响下,上述“三反”的成效显著,并收缴了流落武汉的国民党散兵游勇的人枪三千。
解放前夕,武昌商家巷汪宅大院中,世鎏还隐藏并控制着省警察大队二中队周桂庵部二百多人枪,武警主力连同这支队伍都上街执勤,担任武装警戒,维持社会治安,严防不法分子乘机骚扰破坏。
5月16日早晨,武昌方面由“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全体成员率广大市民齐集汉阳门,汪世鎏站在队列前面,热烈欢迎解放军进城,至此,武昌县治、湖北省城宣告和平解放!武汉人民终于驱走了风雨如磐的黑夜,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晴天!
1950年后,汪世鎏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又连任几届特邀省政协委员,后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51年土改时期,汪的老家要带汪回去搞清算斗争。省长李先念闻讯出面干预,指出汪家是开明地主,世鎏属策反有功人员,又是爱国民主人士,应予保护,坚持维护了党的统战政策。
1957年,汪世鎏鉴于解放前所修武金大堤,虽然上起金口下至武昌,但并不涵盖武昌巡司河外的八铺街及鲇鱼套火车站等处,且堤身矮小,不足以抵御长江特大洪水,每年汛期,这一带居民惊慌不已,忙于迁徙,深受颠沛流离之苦。汪世鎏自告奋勇,向省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省政协呼吁建议,请拨专款加固、延伸武金大堤,此后人民政府采纳建议,扩建武金大堤,又在鲇鱼套江口建设新闸,并修防水墙。现在武金大堤固若长城,可确保金口到武昌江段数十万居民安度汛期,免受洪涝灾害。
1967年7月,汪世鎏不幸病逝,终年74岁,葬武昌近郊九峰山,由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题写墓碑。
汪世鎏从参加辛亥革命起,到抗战胜利止,两度参与国共合作,虽一度卷入军阀混战,固然是受了阶级立场的局限,但也是特定的历史环境使然,晚年靠拢人民跟着党走,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诚可谓善始善终,使江夏人民永志不忘。(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三辑,本文作者汪世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