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世界
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几年,每当春和景明或金风送爽的日子,在汉口东北郊的西商跑马场和北郊的华商、万国跑马场里万头攒动,人声鼎沸。马道上,一排十来个头戴圆形太阳帽,身穿五彩茄克,下穿白绫马裤,足蹬黄色深统马靴,背后注有与其坐骑同号数字的骑师,策驭着膘肥骨健、鞍缰齐全、金珠耀眼的红、白、灰、黑各色骏马各就各位,只见锦旗一挥,红尘高起。此时,马蹄奔腾之声,“加油”“加鞭”之声,震天价响。一忽儿,一匹枣红色的长鬃烈马突出马群,如离弦之箭,向赛马终点冲刺而去。看台上几个声音嘶哑的人,向空中抛衣服、丢帽子、翻筋斗,原来他们买的马票,已经中彩,狂欢失常。
特别是在大赛(即平时取得优胜之马,集合决赛,亦称香槟赛)那一天,外商洋行、外国银行停业半天,职工停止上班,扶老携幼,倾家而出,前往观看赛马。成千上万的汉口市民,很多为了侥幸发财,买马票,购彩票争赴马场,更多的是出于好奇,相随前往。
在赛马场上,一时侥幸,少数中彩者笑逐颜开;但更多的是落空者,发财的希望破灭,捶胸顿足,欲哭又止,丑态百出。
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
跑马本是项极好的健身运动,自古有之,不过,把跑马偏离到赌赛,完全是舶来品。汉口之有跑马场,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
1861年,英帝国主义倚仗中英《天津条约》派代表到汉口,划长江之滨的一个地段为英租界。接着德、俄、法、日也相继来汉,建立了“国中之国”。他们以租界为依托,大肆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在租界上建起高楼大厦,兴办花园、舞厅、波罗馆(即俱乐部),尽情吃喝玩乐,但仍感到精神空虚,于是又搞起了户外活动,要跑马,要门球。首先是英国人,在英租界外滩地,不经中国官方许可,擅自开辟马道子、球场。
1895年,英国人经过策谋,以低价从洋行买办“地皮大王”刘歆生手里购得汉口西北郊的水荒地800亩,于1905年正式辟为西商跑马场(现解放公园内)。这是武汉最早的赛马赌博场。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中国的富商、地主纷纷避入租界,托疵洋人,以效仿西方生活方式为荣,随之赛马赌风大盛。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抵达武汉,英帝国主义受到冲击,英租界被收回。时社会正气上升,西商跑马场一度冷落,至1928年才又重新恢复。珍珠港事变后,西商跑马场被日本人接管,后来成为日军军事物资储藏场和高射炮阵地。抗战胜利复员后,英国人卷土重来,但赛马再没恢复。
租界外的租界
汉口西商跑马场的全名是汉口西商赛马体育会,会员全系侨居中国的英、法、德、俄、美、日等国的有钱人,拒绝中国人参加。它的领导机构是董事会,董事不分国藉,董事长必须是英国人。首任董事长是汉口江汉关税务司美斯,第二任为汉口金逊洋行大班皮尔斯。这些洋人,根本不把中国官方放在眼里,购买跑马场大片地皮时,竟向香港英国总督府登记产权;而香港总督居然接受。跑马场建成后,在许多地段竖着“禁止中国人入内”的牌子。西商跑马场实际成了洋人租界外的租界。
跑马场又是帝国主义分子政治、经济活动和游乐之所。凡举办规模较大的集会,如:庆祝英皇加冕典礼或纪念国庆,或英国人员、兵舰到汉,英国领事都要在这里举行盛大舞会和宴会。其他各国也常租用跑马场举行各项活动。至于各国洋人在此邀朋友,宴宾客,交换经济情报,洽谈贸易,那就更寻常了。对中国人,跑马场则采取了排斥、拒绝的态度,酒吧间、舞厅禁止入内,看赛马只能坐偏台,可以说,是花钱买气受!就是中国的高级官员也同样遭到冷淡和藐视。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饮进场打高尔夫球,洋人漠然视之,不予派人接待。汉口市长吴国桢到场,也不迎送。连直接向跑马场提供大量廉价土地的中国商人刘歆生,不但没捞到一个赛马会会员的资格,想开车进入场,也被印度巡捕拒之门外。如果说仅有的例外,那就是1931年春季,张学良带领几个随从偶临马场,洋人出门迎接,日本领事也闻讯赶来,对他十分恭敬。张学良却紧绷着面孔,当日本领事伸出手来时,张根本不予理会。即使如此,仍然恭送出门,温顺如初。这件事引起场内华籍职工翘指称赞。
华商跑马场并起争衡
帝国主义骄横、傲慢,激起一些中国商人还没泯灭的自尊心,同时西商跑马场的厚利,也引起一些富商巨贾的眼红。就是“地皮大王”刘歆生也拿出大片土地作股本,邀约地方有影响的人,如汉口总商会会长周星棠、实业银行行长梁俊华、熙太O条栈经理韦子峰、大买办刘子敬等,合资在汉口北郊,于1925年建成了一个华商体育运动会,通称华商跑马场。
跑马场内建有一个圆形跑马道,周围一公里半。在赛马终点,设有三座看台。在跑马场四周,有茶座、冷饮室、中国餐馆、还有各种摊贩,都由跑马场向私人承租,独立经营。
赛马的时间和彩票发售、彩金分配等规定,大致与“西商”相同,不同的是赛期稍长,除经营赛马之外,并为“赈灾”、“助学”举行义演。其最大的不同,则是场内没有“不准中国人入内”的牌子。不赛马,不收门票,中国同胞可以随时进场参观游憩。从此,一些看不惯洋人骄横的中国同胞,多汇集到这里来了。
华商跑马场开场后,生意鼎盛,获利甚丰,在一段时间内不逊于西商。
1926年,由王植夫、吴春生、孙惠卿等人发起,联系中西商界,又在汉口北郊张公堤内,办起了一个万国体育运动会,通称万国跑马场,均次于西商和华商跑马场。又因远离市中心,交通不便,营业比不上“西商”和“华商”,却也扫除了“西商”那股洋气,实行华洋平等相待。
随着华商、万国的并起,与西商成鼎足之势,汉口的跑马场数量,在全国各地市中首屈一指。
赌 赛 种 种
赛马是跑马场最大的活动,实际上是公开受到政府保护的大赌博。每年春、秋两季进行,每季进行七天。春赛每天赛十多场;秋赛则为六七场。每季还集中举行一次决赛,即香槟赛。
在每季赛马前,跑马场都要印发马票、彩票,从中提成抽头获取大量佣金。
马票,是在赛马时当场出售,一日赛多少次,即出售多少次,当场有多少号马,即出售多少号马票。马票又分“独占”与“坐位”两种。“独占”马票,只有该号马跑了第一才能得彩,将“独占”马号的全部售款扣除两成佣金外,其余给获得第一的马票号数均分。一般名马获胜的成份较多,买该号马票的人亦多,然而分得的彩金也就不多了。如写上冷门马跑了第一,买该号马票的人少,因而获得的彩金,可能多上几倍或十几倍。“坐位”马票,所买之马票号的马跑出头、二、三名,皆可得彩,也是将“坐位”票全部售款扣除佣金外,按头、二、三号规定的比例分给持票者。此种马票小彩的机会多,但所获金额甚少。
彩票,为顺序连号的票券,由赛马会在赛马前委托本市或外埠小商店、香烟摊、钱摊或经纪人兜售,给予手续费。开赛前收集汇总,统计实售号码,于开赛之日当众开彩。首先将所出售的号数,配以圆球上的刻号数盛入大铜鼓内,再以当日某次赛马的匹数配摇。如当次有十匹马参加比赛,即摇出十头号码,若该号跑出头马为头彩,二马为二彩,三马为三彩,其余七个号码均为小彩。彩金是将该次全部彩票售山的金额,扣除佣金外,再分给得彩者。其中头、二、三彩分得70%,小彩分得30%。彩票又分小彩和香槟彩票。小彩票票面金额一元,每天开彩一次。香槟彩票票面金额二至三元,每季香槟大赛时开彩一次。由于发售时间长,地面广,销售额大,获得头彩者有时高达数万元,但小彩的机会极少,不及万分之一。
开彩以后,如果头、二、三彩为某个摊点售出,这个摊点必大肆宣传,借以招摇,进一步刺激财迷心窍的人参加赛马赌博。那时汉口居仁门附近一个偏狭的小街口,有个“王祥发”的小杂货店,平时冷冷清清,他那里售出的香槟彩票中了头彩,店主人不惜花费,搭牌楼、结彩灯、敲锣鼓、放鞭炮,大书特书“财临旺地”,“头彩在此”,引来了许多围观者,把个小街口挤得水泄不通。
每年春、秋两季赛马,跑马场获利甚丰,尤其是西商跑马场,由于开办早,设备好,号召力大,每年通过赛马一项所得佣金,常在二三十万元以上,如加其他各种营业收入不下百万元。
马力与骑师
跑马场每季举行赛马,为了搞得有生气能吸引人,除有合适的场地外,还必须有善于急驰的快马和骑艺高超的骑师。据行家说:赛马取胜,马力占7/10,骑师技艺占3/10。
当时,准备参加比赛的马,多由马贩子从张家口运来,好的售价千元,最低的一二百元,承包给有经验的马夫饲养和训练。比赛前要经过赛马会严格审查,合格后方准参加比赛。骑师更是经过十分严格的挑选,不分国籍,专业、业余都有,赛马会认为符合要求者,始能参加赛马。
在西商跑马场,名马如“波斯顶珠”、“巨狐”,都是英国人所养。名骑师有英国人何介德、奥地利人韦耀章,还有何国标、邬志远等,他们身强力壮,技艺高超,为养马主所争聘。在华商跑马场,名马有“永浩”、“神妙”、“人翼”等。“永浩”于香槟赛中三次获得第一,被竖为“旗帜”。名骑师有何礼臣、陈采章、李大兴、胡少庭等人。优秀骑师在赛期中,一日数次登场,如获得头、二、三彩的胜利,马主每次分别给以百元、数十元不等的奖酬。
每次赛马开赛之前,跑马场的管理人员都要在看台前悬挂木牌,标明本次比赛宾号马、骑师姓名及其所负荷的重量、排列的号码和里程距离,让些希图中彩的人有所选择地购买当场马票。在竞赛途中,买有马票的人,死盯着自己所购马票的马号,加油声、马蹄声,响成一片。
化腐朽为神奇
汉口跑马大赌赛,自1905年西商跑马场开场时起,长达四十余年。其间,1931年至抗战前,武汉呈现畸形繁荣,马赛进入最疯狂的阶段。武汉沦陷后,日军统治一切,经济枯竭,市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赛马活动始趋冷落,胜利后又曾死灰复燃。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盛炽的赛马大赌赛,引诱许多市民财迷心窍,不务正业,走上了邪路。许多人逃不脱“久赌必输”的规律,倾家荡产、沦为盗贼。为祸之烈,罄竹难书。
1949年武汉解放,西商跑马场从英国人手中交回给中国人民,华商、万国两个跑马场自行关闭,这几个吸血的大毒瘤,得到了彻底的根治。
现在,解放公园、曙光幼儿园和一排排高层住宅楼,在原西商跑马场旧址上建设起来;现同济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矗立在关闭了的华商跑马场场地之上;而在万国跑马场的原地,一座座工厂、商住楼拔地而起,呈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闻人聚焦回忆抗战时期的吴国桢先生(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五辑,本文作者肖志华、施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