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珍的忏悔

2014-09-15 21:4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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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诚的愚蠢，愚蠢的忠诚”是1984年7月4日上午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支部在中南海怀仁堂西厅召开的第22次整党会议上，杨献珍作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做对照检查时，就过去自己在工作中所犯的“左”的错误而概括的两句言高旨远、意蕴深长的话。

    杨献珍何以对自己作出如此犀利严苛、惊世骇俗、自贬、身疚、自省之词，要了解其中的原委，还必须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初离开他曾经工作、战斗了三年多的山西系统调到北方局出任秘书长和到北方局党校专职从事党校教育工作讲起。

    1940年1月，杨献珍奉命调到中共北方局担任了两年秘书长。1942年2月，时任北方局书记的彭德怀为了加强北方局党校的领导工作，决定将杨献珍调到北方局党校担任党委书记兼教务主任。在此之前，杨献珍在出任北方局秘书长不久，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经请示彭德怀批准，就将他原来为北方局党校讲授《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任务交给了杨献珍。

    当时的北方局党校三个月举办一期学习班，条件非常艰苦，名曰北方局党校，实际连一间正式课堂也没有，学员宿舍也是向群众借来的民房，不论学校领导还是学员，大家睡的都是土炕。上课时，有时在山坡上，有时在农民草屋里。参加学习的人员，有军队的，有地方的，军队的是团一级的军政干部，地方的是县委书记、县长一级的干部，也有部分地委书记和专员一级干部。杨献珍自接手讲授《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任务后，一向以治学严谨著称的他，便将这项工作当做党交给他的一项教育提高党的军政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的神圣任务去对待去完成。

    1943年，日军加紧疯狂进攻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冀南平原根据地受到重大摧残，很多根据地被日军侵占。冀南区党委把冀南大批干部共700多人集中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编成六个大队，名曰后梯队，由区党委书记李菁玉亲自领导进行整风学习。

    当时，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副司令员王宏坤、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刘华清、冀南区党委组织部长张策，还有冀南行署、地委书记、专员等一级的干部如刘建章、任仲夷、李尔重、沈亚刚、贺亦然、曹海波、张文松、陈登昆、庞均、吴罡等好多人，都在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在整风学习的初期，参加学习的同志心情都很愉快，情绪都很高涨，一致表示自参加革命后，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不论在白区为党做地下工作还是驰骋在沙场上与敌人拼杀，从来没有时间和机会静下心来读书学习。现在组织上派自己进党校学习，就一定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用党的理论政策武装自己的头脑，提高思想水平，以迎接新的战斗。

    党中央对北方局党校的整风运动十分重视，校长由在延安的朱德兼任，党校的实际领导工作由北方局书记邓小平负责，杨献珍作为教务长负责组织领导日常的教学任务。学习以自学为主，辅导为辅，杨献珍根据学员的学习进度和提出的问题，隔几天给大家辅导一次。当时党校的整风学习，曾制定了一个为期9个月的三大阶段的学习计划，即“思想动员，进行准备；对照文件精神自我检查，系统反省，互相帮助，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述学习心得体会，进行学习总结，小组鉴定，支部通过。”根据这一计划，学员们遵照1941年5月、1942年2月毛主席在延安先后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精神，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以文件为镜子，逐步深入自觉地检查反省自己思想工作上存在的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缺乏群众观点的现象和问题。学习后，大家思想认识、政治觉悟、理论水平都有了提高，所以普遍反映党中央和北方局号召开展整风学习，很有必要，非常及时。

    但是，正当北方局党校的整风学习按照学习计划正常、顺利地进行时，时任党中央整风运动总学习委员会的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情报部部长的康生在延安整风审干中，背离党的整风精神，违背党的干部政策，一手炮制的一套“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风暴刮到了太行山，刮进了北方局党校。

    由康生煽起的所谓“失足者”的“抢救运动”，其手法就是大搞“逼供信”，召开“坦白”大会，号召大家互相检举揭发，“坦白交待”好的吃西红柿鸡蛋下挂面，“坦白交待”不好的或是抗拒“坦白交待”者，就挨斗争关禁闭。对过去在白区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干部或从白区到延安的同志不分青红皂白，不作具体分析，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统统视为有问题的人，一时间在延安查出了许多所谓的“国民党特务”、“托派”、“红旗党”。就是在这股歪风的影响和支配下，北方局党校和后梯队相继转入了审干运动。北方局党校的审干由张际春住在党校领导这一工作，校方由杨献珍和几个大区在党校学习的高级干部组成“审干委员会”，具体负责在学员中开展反特除奸“抢救失足者运动”。后梯队的审干工作由李菁玉直接领导。冀南后梯队的审干运动开始后，由于领导运动的负责人对干部队伍的情况作了完全错误的判断，无根据地夸大了敌情，对审查对象采取了极不正当的逼供信的手段，以致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几乎把后梯队几百名干部都打成了特务，最后在你咬我、我咬你这种互相厮咬的情况下，连李菁玉也被咬成了特务。在这种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后梯队把所有株连到在北方局党校学习的冀南干部的材料不管是真是假一律转到北方局组织部。北方局组织部也不进行审查，又原样照转到北方局党校，让北方局党校“审干委员会”处理。

    北方局党校看了由组织部送来的后梯队的材料，便认为是组织上转来的正式材料也就信以为真，就拿着这些材料对当事人进行逼供，将他们当做“失足者”去进行“抢救”，于是就使在北方局党校学习的冀南干部很多都被打成了特务。

    关于当年北方局党校在整风审干运动中所推行的极左路线的情形，时任冀南五专署专员的任仲夷作为这场运动的亲历者，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于2000年8月17日《南方周末》上，仍清晰地回忆道：

    1943年11月，我和李尔重被调到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大概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整风学习后，就开始了“抢救失足者”运动，那时，每个人都要写自己的历史，交代自己的问题，要求是“对党一条心，不能半条心，更不能两条心”。审查者对每个人的历史的各个环节都要进行审查和质问，被审查者如果答复得不满意，就被怀疑甚至肯定有问题，就对他们进行所谓“抢救”，而在白区工作过的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更是被怀疑为“抢救”的重点对象。

    这时，我的内心就开始有了疑问，特别是当党校全体学员参加北方局机关在麻田召开的“坦白”大会，看见搞出了那么多的“特务”和“内奸”，我对“抢救失足者”运动就产生了更大的怀疑。之所以产生疑问，是因为在许多问题上，在通常的情理上，我觉得有很多问题，不能不使人怀疑。在审查一个人历史时（被审查者大多是党的高、中级干部）对许多问题表现得主观、片面、无知，特别是采用“逼供信”，甚至采用了不人道的极为残酷的办法，我认为都是错误的。

    在我被“抢救”时，“积极分子”们对我搞“车轮战”（轮班对我进行昼夜盘问、逼供），曾在一个月中，只让我断断续续地睡了几个小时，每次只叫打几分钟的盹。

    在我被“车轮战”式“抢救”折磨时，党校负责人杨献珍同志曾“劝说”我彻底“坦白”。我向他建议说：“希望党慎重，慎重，再慎重”。他说：“党要你坦白，坦白，再坦白”。我说：“我相信党”。他说：“党认为你有问题”。我说：“我相信毛主席”。他说：“毛主席认为你有问题”。他还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我说：“是北方局党校”。他说：“什么党校，是‘格别乌’”（苏联特务机关，后来译为“克格勃”）。我听了这话，感到十分震惊，脑子像炸了一样。

    任仲夷接着说：
    说实在的，我到现在对杨献珍同志仍十分敬重。他是我们党内知名的哲学家。……在当时那种气氛下（可以说是“红色”恐怖），没有一个挺胸反抗者，杨献珍也不能例外。后来，杨献珍同志在哲学上提出“合二而一”的观点，因为不符合毛泽东同志的“一分为二”的论点，而受到严厉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饱经折磨。自我党建党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路线斗争、政治运动如此之多，很多人既整过人，也挨过整，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如此。

    那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后来在延安会议上毛主席向所有被“抢救”的无辜者鞠躬道歉。这表现了一个伟大领导者宽阔胸襟和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的精神。可惜的是这个历史的教训并未得到认真的吸取，使之真正成为宝贵的经验。

    这次“整风”“抢救”，我在太行山北方局党校呆了一年半时间，过了一年半被逼供，被软禁的生活。
……

    然而，在北方局党校“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像任仲夷这样的所谓“失足者”在“抢救”中，尽管其人格、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污辱和摧残，但并不是最严重、最残酷、最典型、最突出的。受到最严重、最残酷摧残折磨凌辱的所谓“失足者”，要数时任冀南行政公署的副主任刘建章。

    刘建章，河北省景县人，1910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小丧母，童年孤苦，10岁时离乡就读于北平香山慈幼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奔赴东满，在延边地区建立党的组织，领导人民开展抗日爱国斗争。被捕入狱虎口脱险后，又参与领导了东满特支发动的“红五月”大暴动，袭击了日本人设在延吉的东洋拓植会社间岛商店，焚毁了日本人经营的电灯公司，延缓阻止了日军为侵占我东北三省对延吉铁路的修筑。在延边身份暴露后，遭到敌人的通缉搜捕，由珲春冒死逃回到故乡。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一面积极寻找党的组织，一面以小学教员的身份自觉地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发展壮大了党的队伍，创建了景县第一个党支部，得到了顺直省委的承认和肯定，并指定其为首任景县县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发动组织群众，创建冀南抗日武装，收编地方游杂武装，使之纳入抗日行列。在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30年代末40年代初，为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打退其“铁壁合围”的连续扫荡，他浴血奋战在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在一次与强敌遭遇突围中不幸胸部中弹负伤。养伤期间，他仍念念不忘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安危与生计，一俟伤势稍有好转就要求重反抗日的最前线……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忠贞不贰将自己的全副精力和生命献给党，献给革命的共产党员，在北方局党校“抢救失足者”的审干运动中，竟成为头号“抢救对象”。在冀南后梯队掀起的群众性检举、坦白中，后梯队有人揭发刘建章有问题。当时主持北方局党校“审干委员会”工作的负责人，也不向刘本人进行核对，就召开群众大会，责令他上台“坦白交待”他的“罪行”，号召大家检举揭发他的问题，诬蔑他是“托派特务”。质问他“你在敌人监狱中发展党、是发展的什么党？”“你脱党后建立的景县党组织，是什么党，是谁让你当的县委书记？”“你脱离了党的关系，又搞了一些什么活动？”当刘建章不承认自己有问题时，台下的积极分子就喊口号，说他“抗拒坦白”、“拒不交待”、“态度恶劣”、“最不老实”。会后就将他关禁闭，对他污辱打骂、刑讯逼供。严重时，甚至用绳子抽打，打得他皮开肉绽，以致使其身上的血痕和内衣都粘在了一起。在这种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作为北方局党校教务长的杨献珍，出于对党的忠诚，对“失足者”的仇恨，在审查刘建章问题时，也和“积极分子”们一样，不仅对刘建章态度粗暴，而且还出手打了刘建章。为此，杨献珍愧疚终生，遗憾终生。

    对于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审干中的一段经历，在刘建章步入耄耋之年后的2000年所撰写的《我的九十年（1910——2000）》回忆录中，用沉重的笔触写道：

    ……在这段时间，因我被隔离审查，不许我与妻子刘淑清和其他同志接触。这时还搞了个“规劝”运动，动员一些同志做我的工作，要我坦白交待。同时，动员淑清向我劝说。

    妻子淑清千里迢迢来到太行，想不到我却成了头号“抢救对象”，被整得如此惨，她怕我身体吃不消，对揭发我的问题，她也不敢相信。她只是对我说：“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对党忠诚，自己的情况，自己的问题，应当实事求是地向党说明。你在吉林延吉坐牢的情况，我听你讲过，我不以为你有什么问题。如果真是这样，就不能胡乱承认；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就应当如实地坦白交待。”我对妻子说：“在政治上我一定对得起你，就是烧成灰，我也对得起你。”她听了痛心地流下了眼泪。这时有的人还对淑清说，你过去传送的文件都是特务的文件，淑清根本不相信。负责“抢救运动”的同志，看到淑清不是对我施加压力或动之以情的态度，认为她会起反作用，就将她连同我的第四个孩子润伏一起送到冀南后梯队参加整风学习。临行前，淑清心里很痛苦，很矛盾。说我没问题，组织不相信，说她包庇丈夫，阶级界线不清；说我有问题，她也不能昧着良心瞎说。她对同志说：“我相信建章的问题会搞清的，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临别时，淑清含泪地对我说：“我和孩子你不用挂念！你自己多保重，我就放心了！”淑清到后梯队学习，因不知道我在这里的情况如何，万分焦急，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

    据说，当时北方局保卫部曾提出要将我和李尔重（时任冀南五地委书记——作者注）同志定为死罪，就地枪决，并报党中央批复。这时正好毛主席制定了党内整风对干部的九条方针，规定“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我才免于一死。当时我不相信自己的问题有那么严重，也不相信我会被枪决，更不知道有枪决我的报告。我回想我在敌人监狱中的一段时间内，仍能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主动为党工作是正确的，认为自己所作所为无愧于党。现在受到组织的怀疑，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自然不免有些抱怨，之所以产生抱怨思想，这有三个不清楚的因素：一是对中央审干方针了解不清楚；二是对自己有什么问题不清楚；三是对审干的结局不清楚。由于有三个不清楚，心中十分苦恼，甚至还产生了轻生的想法。当时，张策和梁田同志与我住在一起。一天，我实在受不了折磨，在一个风雨之夜，悄悄离开党校，躲到一个山沟里，萌生了轻生的错误想法。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战胜了错误思想。转过弯来，想到一个党员应该意志坚定，在敌人的铁镣监狱面前我没有低头；在日寇子弹穿胸和残酷追捕的日子里我挺了过来，难道在党组织和同志们审查中受点折磨就趴下？扪心自问，觉得不对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经得起血的考验，不管来自敌人方面的，还是来自自己方面的，都要能顶得住，顶过去了，前头就是曙光。为革命要不怕一切牺牲，不应为了一时的委屈和痛苦就逃避。就这样，我的思想又一次得到了升华，准备还是返回党校，是死是活把一生交给党。

    当时一连下了几天大雨，山洪暴涨，水流湍急，我又爬到一个山包上的石崖下暂避，在荒山野岭上躺了两三天，饿了只得摘些核桃和其他野果充饥。后来我晕倒在上口村对面一户山民的家门口，被老乡背进家中，给我喂食菜粥。我苏醒后向老乡说明情况，告诉老乡我是山下面党校的人，请老乡去党校告诉我在这里。随后正在寻找我的杨献珍等同志把我接了回来。我轻生的事，妻子淑清并不知道，杨献珍等同志把我从山上找回来，才轰动了党校，这时也传到了淑清后梯队那里，她当即要向领导请假，回来看我。为了防止节外生枝，组织上没有批准她回来，她更是不放心，更是焦急万分。我请人偷偷地给她捎了个口信：“我没问题，请她放心！”这之后，我又继续接受审查，但情况开始缓和，虽被继续关押，但已不再遭受严刑逼供和人身虐待。我相信那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最后一定会得到澄清，给予正确解决。

    当时王任重同志（时任冀南四地委书记——作者注）也在受审查，有人说他是“托派”，说我是“托派头子”，两人是一伙的。因为王任重同志的入党，是我担任景县县委书记时，经我发展的，故把他和我牵扯在一起。我坚决予以否认，没有使问题扩大。
当时不少受冤的同志也是相信党的，经受了考验。我记得其中还有李尔重、任仲夷、张茂林、习从真、赵鼎新、肖一舟、郭鲁、柴保中、高景等同志。后来听说把这些同志都打成了有问题的人。

    1944年，党中央作出了关于纠正“抢救运动”错误，甄别冤假错案的指示。这个指示由延安传到太行山根据地后，在北方局的领导下，北方局党校和冀南后梯队的领导，根据指示的精神，很快就对蒙冤受屈的同志逐个进行了甄别平反，恢复了名誉，对逼供信时所产生的材料全部焚毁。有的返回了原单位，有的重新分配了工作。只有刘建章和李尔重二人，北方局负责甄别工作的同志认为他们问题严重，太行山根据地处于抗战前线，在战争环境中他们的问题一时难以搞清，没有给他们甄别平反。他们要求把他们送往延安，由中央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北方局答应了他们，把他们送到了延安。在延安经过党中央组织部审查，于1945年“七大”以后对他们二人的问题先后进行了公开平反，作了“没有政治问题”的结论。至此，震惊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北方局党校和冀南后梯队的整风审干“抢救失足者”运动的一段公案才算最终落下帷幕。

    然而，帷幕虽已落下，但蒙在杨献珍心灵上的幕布却永远难以落地，长期以来，他每每想起此事，便深感悔恨，深感内疚，尤其当他步入晚年时，他的灵魂更因此而常常受到严厉的拷问。为了忏悔自己在太行山时所犯的错误，只要他认为是适宜的场所，他便一次又一次地开展自我批评、进行反省和检讨。

    1980年8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向全党转发了中央书记处批准的中央党校《关于杨献珍问题的复查报告》，宣布推倒一切强加在杨献珍头上的不实之词，为杨献珍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198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党校为杨献珍召开了平反大会。

    在平反大会上，杨献珍没有去诉说他自己长期以来蒙受的种种不白之冤和横遭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一伙的疯狂打击和残酷迫害。相反，却用了大量篇幅去主动地反省自己过去工作中所犯的“左”的错误。他说：“我在工作中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相反，不论是在高级党校工作的17年，还是1948年以前，我都有过不少缺点错误。我这个人学了一点唯物主义，也讲过辩证唯物主义课，但在实践中还是有些地方离开了唯物主义原则。例如1944年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审干中，我曾伤害过一些同志，现在回想起来，心情仍很沉重。1952年的‘三反’运动开始后，由于当时领导运动的同志离开了唯物主义原则，给党的工作造成损失。我当时作为机关党委书记，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纠正，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1957年‘反右’运动时，仍然表现了软弱性。党校‘反右’运动没有抗住扩大化，我是有责任的。借此机会，我向在这些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和他们的家属，表示深切地歉意。此外，在日常工作中，有时由于我在工作作风上的缺点，给工作带来了不利。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想向大家提供一点个人的教训：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一定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也是很不容易的。孔子说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看不一定符合实际。我已经85岁了，深深感到，我们的思想行动要不逾唯物主义之矩，主观认识不逾客观存在之矩，还真不容易。这里不光要加强个人修养，还要在全国、全党形成大讲唯物主义，按照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办事的风气。1957年以后，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风气受到严重的破坏，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为康生、林彪、‘四人帮’的上台提供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条件。所以，宣传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在今后仍然是一项严重的任务。我虽然身残体弱，仍愿意在有生之年，同大家一起学习唯物主义，宣传唯物主义，坚持唯物主义，为党的理论建设出最后一把力。”

    杨献珍的讲话，在与会的党校教职员工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不少干部和学员听了杨献珍的讲话后感动得流下热泪。一致反映说，杨老长期受康生、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摧残迫害，在十年动乱中，他倍受折磨、历尽艰辛，但在党为他平反大会上还作自我批评，主动检查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真正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和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高风格、高姿态、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吃一堑，长一智”。由于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中推行的一套极左路线给杨献珍心灵上打下了沉重的烙印，因此，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就采取着实事求是、谨慎从事的态度，尽可能地做到不再误伤自己的同志，不再使干部职工无辜蒙冤受屈。如1952年的“三反”运动在中央党校展开后，领导这一运动的负责人要把时任马列学院副秘书长刘元士打成大老虎，认为刘元士在马列学院主管总务、财务、修建和机关生产，经常和外边的工厂、商店、建筑单位打交道，便根据“常在河边站，怎能不湿鞋”的推断，不经调查研究和查证核实，就将他当作大老虎关进一间不到几平方尺的楼梯下的黑屋里（当时又叫老虎洞），一连关了45天，昼夜对其进行车轮战术，硬逼刘元士坦白交待他贪污受贿的罪行，刘元士不肯招认，领导运动的人便无中生有捏造情节编造了一个马列学院“打虎”运动的成绩、经验的假报告，呈报给党中央、毛主席。

    毛主席看了报告，很感兴趣，认为像马列学院这样的清水衙门就打出了大老虎，足见贪污受贿现象在全国多么严重！于是将这个报告当即批发全国，要求各地学习马列学院的打虎经验。杨献珍对把刘元士打成大老虎从一开始就持十分谨慎的态度。认为刘元士是一位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资深党员，参加革命后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担任过河北省、北方局地下交通，参与领导过河北省最早的五里岗革命武装暴动，坐过敌人监牢。

    平时他工作勤奋，作风正派，生活节俭，廉洁奉公。虽管钱管物，但从未发现他乱花公家一分钱。为了查证刘元士是否有经济问题，杨献珍还亲自去天津几个有关厂家进行实地调查，没有发现问题。为此，杨献珍一再提醒领导“打虎”运动的负责人，要对刘元士的问题实事求是，谨慎从事，但对方不但听不进去，反说杨盲目信任刘元士，是顽固的教条主义，将他排除在“三反”运动领导之外。“三反”运动开始后，马列学院决定停课集中“打虎”。为了查证落实刘元士的贪污问题，马列学院的主要领导人派出100多人前往各地调查。虽调查了很长时间，却仍无收获。这位负责人见没有事实来证实他的报告，便要求北京市公安局将刘元士押解到公安局刑讯，公安局没有同意他的意见。当时，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兼任马列学院党委书记，他见那么多人调查了那么久也未找出刘元士有什么贪污问题，从而充分说明刘元士不是大老虎，于是就把刘元士从楼梯下小黑屋里解放了出来。那时马列学院副院长陈伯达住在中南海，他得知刘元士不是大老虎后，便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听后，批评陈伯达说：“你们让我当官僚主义，刘元士不是大老虎，是什么人有野心吧！”马列学院开展打老虎运动时，时任马列学院院长的刘少奇不在北京，刘回北京听说此事后，便叫杨献珍去向他汇报。杨献珍向他详细地汇报了打虎的过程，刘少奇听后，批评杨献珍没有抗住马列学院“三反”的错误作法是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再如1957年开展的“反右”运动，运动开始后（此时马列学院已改名为中央高级党校，杨献珍也由马列学院院长改任为中央党校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杨献珍和副校长、党委第二书记侯维煜都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当时在全国形成的轰轰轰烈烈“抓右派”、“打右派”极度浓厚的政治化气氛下，中央高级党校在学员支部中已经打了不少右派，为了使这种局面不致失去控制，杨献珍和侯维煜商量决定在学员中找一名虽有错误，但可不划右派的标兵，以便把运动刹住。杨献珍和侯维煜当时找了个标兵学员王善玲（女）。王善玲，山西省辽县人，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过山西沁县决死一总队工作队分队长、山西三行政区、太岳区妇救会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太岳一分区妇救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太岳区二专署文教科长、山西晋中区党委妇委委员长。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前为国家劳动部工资局副局长。王善玲是一位经过战争考验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对党有深厚感情，对党内外一切不良倾向勇于揭露、大胆批判的同志。由于她性情直爽，口无遮拦，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难免也说过一些过激的言词，但杨、侯二人都认为像她这样的学员是可以不划右派的，所以就选她作为标兵。当时中央机关划右派都要拿到中央书记处去评比，不料当杨献珍把王善玲的材料在书记处宣读后，公安部一位主要负责人立即说，像王善玲这样的人不划右派，那我们公安部就一个右派都没有。这使杨献珍在中央党校少划右派、防止反右扩大化的善良愿望未能如愿，结果不仅王善玲被划成了右派，而且还在学员中划了28个。见这么多学员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侯维煜事后在病榻上满怀沉痛的心情说：“各地把一些领导干部送到高级党校来学习培养，现在这么多人被打成右派，我们怎么向各地负责人交代！”侯维煜的这番发自肺腑的沉痛言词，可以说是他和杨献珍的共同心声。王善玲被划成右派后，受到了严厉处分，不仅被开除党籍，行政上由副局长降为副科长，工资由12级降为14级，而且被发配到云南思茅地区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11月29日中央党校才给她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工资待遇。

    把王善玲树为标兵，杨献珍的本意是为了使之不被划为右派和为了保护更多的学员在反右运动中能够不被伤害，但事与愿违，虽善不赏，这使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撞击。为此，杨献珍在“反右”运动后，曾怀着沉重的心情说：“这几年来的政治运动，不是有什么反什么，而是反什么有什么。中央党校的‘三反’、‘反右’运动是典型的不实事求是，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感觉的符合，混淆了党的思想斗争的性质；采用了敌我斗争的形式；重复了党内斗争历史上曾经犯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助长了左倾错误的滋长，使一些敢于坚持真理和敢于顶歪风邪气的正确同志挨批、挨斗，戴帽子。结果搞得谁也不敢说实话，反映真实情况，谁要说点真话，反映点真实情况，动不动就扣一个右派帽子，谁不害怕！”

    1986年4月9日，王善玲不幸病逝。4月16日国家劳动人事部为王善玲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是年已90高龄的杨献珍不顾人们的劝阻，坚持驱车前往八宝山去为王善玲送行。在告别仪式上，他扶杖走到王善玲遗体前，将事先写就的挽联：“王善玲同志是党的好女儿，人民的好干部！”轻轻地放到王善玲静卧的遗体上，以此表达他在王善玲问题上的忏悔。杨献珍的这一崇高举动，使王善玲的亲属和为王善玲送行的人们无不为之动容。

    1983年10月，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了关于整党的决定，杨献珍作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会后，杨献珍联系整顿党的作风问题，不禁勾起他对自己过去在政治运动中所犯错误的回忆，他深为自己在太行山根据地整风审干运动中北方局党校在“抢救”刘建章时所犯的错误而不安。为了忏悔自己的错误，为了当面向刘建章赔礼道歉，1983年12月24日他让秘书给中顾委委员张策联系，约张策一块去刘建章家中向刘建章赔礼道歉，不料刘建章得知杨献珍要到他家去的消息后，刘建章却约张策抢先赶到杨献珍家中，看望了杨献珍。这天，三位革命老人见面后，个个心绪激动，感慨万千。杨献珍对刘建章说：“在太行山北方局党校我领导整风审干时，北方局组织部转来材料，说你是托派、是特务，我们就信以为真，就对你搞逼供信，我还动手打了你。趁现在我们都健在，把是非弄清楚，我错了就应向你赔礼道歉。我记得列宁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可是，我们常常是自己的脑袋不是长在自己的肩膀上，而是长在别人的肩膀上，遇事也不用自己的脑袋去分析、去考察，就一味地听从当局者的号令，便去横冲直闯，盲目蛮干，以致干了许多误国误民的傻事、蠢事、坏事，最后还认为这是自己对党的忠诚。像这种错误在我的一生中曾发生多次。总结经验教训，我写了两条，叫做‘忠诚的愚蠢，愚蠢的忠诚’” 听了杨献珍这一番肺腑之言后，刘建章说：“过去的事我早就丢开了，老账还提它干什么。当时发生的错误，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个人之间不存在什么恩怨，那完全是一种左的路线造成的。因此，我对当时相处的同志事先事后都是抱着同志的情谊，并没有发生过反感。请杨老多保重，不要把过去的事总放在心上。”张策接着说：“回顾我们党几十年走过来的历史，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很多，而左的思潮、左的路线，对我们党和国家、人民的危害，尤为惨重。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在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既挨过整也整过人的人很多，但许多人只记住别人整他而记不得他整别人，好像就是他一贯正确。马克思说过：‘人类要清洗自己的罪恶，只有说出罪恶的真相。’像这样一些整错了别人而且连账都不肯承认的人，怎能指望他去克服和纠正左倾错误。杨老是我们的长者，过去是我们的老师，现在是我们的老师，将来也是我们的老师，杨老对自己过去工作中的过失这样认真地去反省、检讨，又一次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值得我们很好学习。”“来而不往非礼也”。此后不久的1984年元旦，杨献珍又约张策一道到刘建章家中，回访了刘建章，看望了他的夫人刘淑清。至此，长期压在杨献珍肩上的这个历史包袱才算卸了下来。

    1984年7月4日中顾委第三支部召开整党会议时，杨献珍在支部会议上首先作了对照检查，检讨了自己犯过的“左”的错误。他说：“我在政治上觉悟很迟，直到1926年冬才入党，那时已经整30岁。入党以后不久就接连两次前后七年被关在国民党监狱，受到锻炼。在党的生活中，我曾经犯过‘左’的错误，那是在1944年我在北方局领导整风审干的时候，当时从延安刮来一股‘抢救失足者’运动的歪风，一时间搞得气氛十分紧张，似乎所有参加整风学习的学员人人都有问题。后梯队的‘特务’写材料，供出刘建章（当时在北方局党校担任组织科长）是特务，材料送到北方局组织部，北方局组织部把材料一一发给北方局党校，我们见到材料不加分析（其实也不懂对这种材料须要进行分析）就信以为真，对刘建章进行逼供，如他不按照材料供认，就粗暴对待，甚至动手打他。我就打过他。后来想起这件事，当时真是愚蠢，而这种愚蠢事，还是出于对党的忠诚作出来的。所以我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写下两句话，叫做‘忠诚的愚蠢，愚蠢的忠诚’。这次犯错误对我后来有很大帮助，再遇到这样的运动，就知道谨慎从事了。”

    对杨献珍如此认真诚恳地忏悔自己过失，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以老迈之躯亲自去向直接或间接受到他伤害的人士赔礼致歉，作者作为长期追随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向他提问道：

    几十年来，左的东西给我们党和民族造成了沉重的灾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几乎把中国所有的人都卷了进去。有的害人，有的受害，有的则是既害人又受害；有的在“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是赢家，他们靠搞极左、搞运动整人成了“大红人”，但在“文革”中却也未能逃脱挨整的命运。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却难得听到或看到有谁给自己下“罪己诏”，公开忏悔在哪次运动中整人、害人的错误。唯有你吃尽了“左”的苦果，不但不去诉说自己遭受的苦难，反而自觉、主动地给自己下“罪己诏”，忏悔自己的错误，你这样做不怕有损你的形象，影响你的威信吗？

    杨献珍沉思片刻，说了下面一段话：
    不能说只有我能给自己下“罪己诏”忏悔自己的错误，只能说推行了左倾路线，犯了“左”的错误的人能够认识错误并对自己进行忏悔的人很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忏悔是需要很大勇气和自觉精神的。

    忏悔就是要把自己的灵魂展示给世人去看，没有勇气和自觉精神是做不到的。忏悔是一个人生命力向上的表现，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是否具有生命力的表现。它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是凭着良知诚实地生活在这个世上的一个重要标志。有句格言说得好：“自重者而人重，自爱者而人爱。”一个不知自重自爱的人和民族是不会受人尊重和爱护的，也是没有希望和前途的。人而无耻不知其可也。不知羞耻，缺乏耻辱感的人和民族是很难让他们自省和忏悔的。现在的问题是一些犯了极左错误的人在对待自己的过失和罪责时，大都不是直面事实，在事实面前低头认错、低头认罪，而是采取回避、抵赖或如鲁迅先生说的“瞒和骗”的手法，藉以达到掩盖的目的，把一切都推给客观，推给运动的发动者而拒绝自省、拒绝忏悔。如此下来，非但“左”的东西不能克服和纠正，而且更重要的是戕害了整个社会的道德人心，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忏悔、自省是不会损害一个人的形象，不会影响一个人的威信的；它不会对你产生负面影响，而只会产生正面作用。古往今来不乏自觉主动自省忏悔的人士，法人卢梭写了一本《忏悔录》，记述了自己平生见不得人的事情和有损他人格的事情，但并没有影响他的人权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在法国和世界的传播。毛主席在延安整风审干大会上公开向所有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的无辜者致以三鞠躬赔礼道歉，不仅没有使他的形象和威信受到丝毫损害和影响，反而从这件事情上更加体现了一个伟大人物的博大胸襟和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此相反，只有那些犯了错误根本没有忏悔意识，躲避自省，躲避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拷问，一味文过饰非，寡廉鲜耻的人，才真正会自损形象，自毁威信。

    我们每个人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都不可能不犯错误，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的人是没有的，不犯错误的人只有两种人：一个是在娘肚子里还未出生的人；一个是已经离开人世的人。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错了，却没有勇气去承认、去改正、去弥补。而比这更可怕的是，有些人明知自己错了，非但不忏悔、不改正，反而还在那里装腔作势，洋洋得意。这种人，轻点说，是政治上的投机倒把；重点说，是混在我们革命队伍里的蛀虫。

    杨献珍对作者这一番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言，正是他作为一代哲人所具有的社会良知和道德文章的完美体现，也是他一生刚直耿介、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地真实写照！
(2002年7月17日于北京西郊萧家河畔)（转载《湖北文史》2008年第七十五辑，本文作者萧岛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