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湖北大兴水利的历史回顾

2014-09-15 21:4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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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展开《湖北水利工程示意图》，最夺目的是那些点点繁星般的水库、水电站和像草履虫模样标志的长江、汉江堤防。然而，这些只是大中型水库和电站，至于无法在地图上找到的数以千计的小一、小二型水库和以百万计的塘堰就更不用说了。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半个多世纪，在以李先念、王任重、张体学为代表的历届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领导下，湖北大兴水利工程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目前，全省已基本建成防洪、排涝、灌溉三大体系。其中，累计完成长江、汉江堤防加高培厚1.8万余公里，建设机电排灌泵站1.6万余处，装机192万KW，兴建排灌涵闸3284处；建成大中小型水库5838处(不含丹江、黄龙水库)，其中大型水库45处，大型水库数量居全国第一，中型水库227处；开发建设农村小水电装机容量127万KW。这些水利设施兴利除害，效益显著，为湖北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湖北通过大兴水利工程建设，累计治理水土保持流失面积368万余平方公里，农田灌溉有效面积达3900余万亩，占耕地面积的70%，抗旱能力大大提高。以1985年为例，是年全省遭遇20年一遇的大旱，全省72个县有47个县受灾，严重受旱面积达2645万亩，占农作物面积49.7%。在这样的大旱中，全省270多处大中型水库，长江、汉江100多处涵闸和各类机电提水灌溉设施，全部投入抗旱，累计供水达140亿立方米。在当年播种面积调减260万亩的情况下，农业仍获好的收成，粮食总产量达到443亿斤，为历史第二高产，居全国第六位；棉花980万担，居全国第五位；油料1400万担，居全国第四位。据统计，2000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已达490亿斤。

    除了灌溉外，湖北水库防洪作用巨大，养殖效益明显。全省大中型水库（不含丹江水库、黄龙水库）保护了下游2102万人口、2180万亩耕地，保护了京广、汉丹、襄渝、焦枝、昌九铁路等国家主要铁路干线和宜黄、黄黄、京珠高速和106、107、316国道等省内主要公路交通干线。通过兴修水利，“搬湖上山”，为湖北增加了大量水产养殖面积，仅大中型水库水面即达150余万亩，1000余平方公里，占湖北有效养殖水面750万亩的20%左右。

    湖北治水历史悠久，自春秋战国时代楚人兴建水运供水，经历代王朝不断建设，到民国时期建造鄂城民信闸、武昌金水闸等，在长达2000多年有文字记载历史中，湖北境内修建了大量防洪、排水、灌溉、航运等水利工程，对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由于历史局限，那时只能是局部的、小规模的、原始的筑堤排水，其建造的塘、堰、沟、渠，也是以治理和灌溉农田为主，作用十分有限。到解放时，只有长江、汉江留下低矮且破烂不堪的堤防，少数小型涵闸及为数不多的塘堰，基本没有其他水利基础设施。解放后，各类水利工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陆续建成，继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下年代前均省去二十世纪——作者注)湖北掀起大兴水利建设的高潮后，九十年代湖北又把防汛当成“天大的事”，大力加强长江堤防等水利工程建设，中央也加大了对湖北水利特别是长江堤防建设的投入。1998年特大洪水后的三年时间内，湖北堤防建设累计投入170多亿元，使长江堤防发生了质的变化。此外，水库整险加固、水土保持治理等也有了重大进展。这一时期是湖北水利建设的又一个里程碑。

    时间如流水，几十年弹指一挥间，今天，我作为湖北的一位老水利工作者，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将五六十年代湖北大兴水利的主要情况作一些回顾。

塘堰难抵大旱，抗大旱必须建骨干水库

    湖北的水、旱灾害频频，常常又是交替发生，广为流传的“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要是一年收，狗子不吃锅巴粥”，正是当年灾情的真实写照。解放以前，全省虽然有110万口塘堰，但常因埂垮、堤破，使塘堰严重淤塞，抗旱能力有限，顶多维持10至15天，大部分农田仍然靠天吃饭。1949年大水灾，1952年、1953年连年大旱，黄冈、孝感、襄阳、荆州等专区灾情严重，许多地方断水缺粮，连牲口饮水都十分困难。新政权在大力赈灾的同时，发动群众堵口复堤，恢复原有水利设施，并新建一批塘堰和小型引水工程。当时治水的方针是：“以治河为重点，兼顾农田水利；以治标为主，同时积极进行治本准备”。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上工人数多为计划动员的数倍至10倍”，“1951年至1952年两年完成土石方，相当于国民党统治时八年工程量的总和”。1952年，政府提出了水利建设要以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当年受益为主的“三主”方针。不久后，“以当年受益为主”改为“以蓄为主”。

    “三主”方针对发动群众大兴农田水利建设起到积极作用。1952、1953两年共修塘堰9.85万口，受益面积200余万亩。

    不过，在这两年大旱的考验中，暴露出塘堰底子浅、容量小的缺点，抵不住长时间大旱，群众反映强烈。干部群众在实践中认识到，要抵御大旱就必须修建大水库，湖北省委领导经过调研也开始考虑要搞“试点”，建设中小型水库骨干工程。

艰难的起步

    五六十年代，水利建设主要面临三大难题，一是资金，二是材料（钢筋、水泥、炸药），三是技术人才。由于水利专业技术性强，因而水利建设人才显得尤为重要。

    1949年夏天，长江发生大洪水。为了有效解决水患问题，湖北省于当年9月成立了水利局。次年4月，水利部指示湖北水利局改建：一、成立长江中游工程局，主管长江、汉江干堤（1955年成立湖北省水利厅，长江中游工程局撤销）。二、成立省农林厅水利局，主管支堤、民堤及农田水利工作。水利局下设7个地区水利分局，18个县局。没有设水利分局的地区，其农田水利工作由专署建设科代办。

    最初组建的省水利局，是把从旧政权接收的江汉工程局、湖北水利工程处、金水流域工程处、林业部水利局第四工程队及汉口水文站等5个单位整合而成的，局机关及下设6个工程队和2个勘测队，共210人，其中技术干部仅80人。省水利局连同地方水利部门总共才550人。1952年“三反”、“五反”后，省水利局接收了7家私营营造厂的270名职工，加上从社会招收并经短期培训后的人员，局直属系统职工有840人。连同7个地区水利局，31个县水利局，总共发展到1200人，这就是当年湖北全部的水利工作者。

    从旧政权接收的水利技术人员，和向社会招收并经短期培训的人员，大都缺乏水利工程建设的实践经验，更谈不上做较大的水利工程。人才问题成为湖北水利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在此情况下，各地只能靠发动群众修塘修堰。有的地方兴修引水工程，如南漳县的百里长渠、随县的车水沟、蒲圻的松蒲渠，主要靠人海战术。“百里长渠”引水工程，长47公里，坝高2.7米，渠道建筑有进水闸、分洪闸、泄洪闸、倒虹吸、渡槽、桥梁等200余处，工程耗费石方4400余立米，土方133万立米。省水利局派3个工程队驻工地主持施工，当地政府动员了近7万民工参与施工，从1952年1月动工到1953年4月竣工，历时1年4个月。在厥水修建30公里长的滚水坝，当地组织大量民工参与建设。虽然省水利局派去了3个工程队，但技术力量仍严重不足，在水利部陆续派了50多名技术人员来帮助工作后，工程才顺利完工。

    要抗旱就要搬大水，必须建几个骨干水库，这已成为当时干部群众的共识。省领导打算在革命老区选择修建一个中型水库，一来解决那里的农业灌溉问题，二来可以作为今后大的水库工程建设的试点。

    麻城是革命老苏区，也是全省旱灾的重灾区，1952年9月，张体学副省长在麻城拍板，决定在该县兴建一个中型水库。11月，时任省农林厅水利局副局长的许金彪，带领年过花甲的老工程师杨鸿勋及随行技术人员一行8人来到麻城，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对举水以东、麻城县东北部、胜利县（今罗田县胜利镇）一带的水系进行详细踏勘。当时正是寒冬，又遇上一场大雪，而当地不通公路，也没有汽车，唯一由麻城县政府为许、杨二人各提供一匹马代步。他们白天翻山越岭选坝址，晚上借宿群众农舍。经与其他几处坝址反复比较，最后把修建水库的地点选在大坳。随后，省政府同意上大坳水库，并立即派省水利局第六工程队进驻工地进行勘测设计。省委很快组建了大坳水库工程指挥部，由许金彪任指挥长，黄冈地区水利局局长陈燮南任副指挥长，麻城县县长吴德简任政治委员。大坳水库承雨面积47.2平方公里，总库容2760万立方米，坝高31.7米，设计灌溉面积1.5万亩。大坳水库是当时湖北第一个较大的水利工程，由于条件艰苦，施工困难，又缺乏经验，许金彪等指挥部的同志充分依靠群众，大力发挥技术干部的作用，化解了工程建设中遇到的很多困难。李先念同志非常关心大坳水库建设，由张体学同志陪同，亲临水库工地视察，组织劳动模范座谈，使群众倍受鼓舞，加速了工程进度。

    在上大坳水库工程的同时，省委、省政府又在孝感县兴建金盆浴鲤水库（中型水库），水库坝高21.5米，总库容2990万立方米，设计灌田5.5万亩。这两个工程相继顺利完工，标志着我省修建中型水库试点成功，为今后水利建设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增强了干部群众建设水利的信心。

    这两年的水利建设，也锻炼了一批水利工程技术人员，1953年，省水利局召开全省水利技术经验交流工作总结大会，会议总结指出：“通过兴建一批水库，如麻城大坳，孝感金盆浴鲤两个大中型水库，与麻城黑石咀、红安马鞍山、大悟路家冲，安陆周家冲等10处小型水库，以及长渠、车水沟、松蒲渠等引水工程，技术干部受到了锻炼，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过去技术干部不但没有修过水库，缺少实际经验，就是理论也较薄弱，经过一年来的实践，多数技术干部对于修水库，该如何掌握溢洪道开挖，大坝基础处理、输水管截流环的处理等，都有了实际经验，为今后大兴水利，做水库创造了有利条件”。湖北水利系统的一些专家，如刘绍武、毛维超等，都是这一时期从修长渠、修水库起步的。

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勤俭办水利

    五十年代，虽然苏联援建新中国156项工程，但后来他们撕毁协定，撤走专家。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决定了我国兴办水利必须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这样的背景下，湖北继1952、1953年大坳、金盆浴鲤水库以及一批小型水库试点成功后，随即又兴建了枝江石子岭水库（1953年，中型）、石龙过江水库（1953年，中型）、钟祥石门水库（1954年，大型）、麻城明山水库（1957年，大型）、蕲春大同水库（1957年，大型）等五个大中型水库。当时全省最大的荆门漳河水库也在积极准备中。

    1957年兴建麻城明山大型水库，设计坝高35.5米，总库容1.69亿立方米，由于鄂东地区地质多为花冈岩，坝址地段风化沙覆盖层深达12米，而且施工机具落后，大坝基础处理成了难题。水利厅厅长、党外民主人士陶述曾当时担任武汉长江大桥建设指挥部技术顾问，知道苏联专家对大桥桥墩基础采用了管柱和惟幕灌浆的施工方法，便与分管施工的副厅长涂建堂商量，决定采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明山水库的大坝基础问题。水利厅党组支持这一方案，当即邀请苏联专家西林赴施工现场进行考察。方案经西林认可后组织实施并获得成功。明山水库运用“管柱和惟幕灌浆法”处理水库大坝基础，这在当时是全国首创。

    明山水库所在的白果河一带缺乏壤土，无法修建“均匀土质坝”，筑砼坝也不现实，因为砼坝需要大量水泥，成本高且没有相应的施工机械。于是，工程技术人员在“土”字上找答案，设计出“粘土心墙沙壳坝”方案，从远处取粘土，构筑心墙，施工后获得成功。

    中央对明山水库大坝的建设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曾亲自到明山水库工地视察，其他一些中央首长也去过水库工地。水库的建成，为土坝建筑方式的变革闯出了新路，一时在全国引起反响，中央水利部也给予很高的评价。

    1958年兴建蕲春大同水库，这里的地质条件与麻城明山相似，也是缺乏粘土。施工人员决心利用蕲春盛产樟木这一有利条件，就地取材，设计出坝高37.5米，总库容2.69亿立方米“木质心墙”代料坝，开了全国水库建设“木质心墙”的先河。大同水库1962年建成，至今运行了40多年，情况良好。

    荆门县漳河水库是湖北地方自办的最大水库工程，坝高66.5米，总库容20亿立方米，设计灌田300万亩。一开始，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出“钢性柔性斜墙堆石坝”的建造方案，但这个方案需要采用钢件大轴，当时国内无法生产这样的大轴，鉴于国际环境，从国外进口也不现实。水利厅党组经过研究，否定了这个方案，并委派副厅长许金彪率工作组赴荆州，与地委领导会商。许还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到坝址作现场调查，研究替代方案。最后，按照自力更生、就地取材的原则，敲定了“粘土斜墙代料坝”的施工方案，经组织大量民工参与施工（高峰期日上劳力达10万人），建成了受益至今的大坝。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根据国家调整国民经济的部署，水利建设的重点由兴建骨干水库枢纽转为配套受益。我省对水利建设制订了 “成龙配套，蓄水灌田，保证受益，夺取丰收”的方针，目标是“使工程建一处成一处，受益一处”。1962年至1964年，全省开挖主要水库干、支渠道947条，总长1.45万公里。到1965年，全省的蓄、引、提水能力达237.07万立方米，保证灌溉面积达2600万亩。

    修建如此之多的干、支渠道，资金、材料无疑是困难的。为了节约投资，有时只能沿地形等高线随弯就弯，用土方来代替其他材料。在建造渡槽时，省水利厅派工程局局长蔡光耀带队，带全省各地的水利技术干部去广东省，学习引进“U”形薄壳渡槽技术，然后按每米渡槽200元造价，给各地安排投资，这是当时最经济的措施。之所以这样做，也是由于当时有这样一个指导思想：渠道类建筑物，有效期一般为20年，现在这么处理，以后条件好了，再投资改造。现在，这些建筑物已经使用了30多年，它们已完成了历史使命。

    建设水利工程，需要大量的钢筋、水泥、炸药，当时筹备这些材料非常困难。新中国刚建立，旧政权留下的工业根本谈不上什么基础，1949年钢产量很低，只有15.8万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后到1957年，全国钢产量达到535万吨，增长幅度不慢，但全国各行各业搞建设都需要它。计划经济年代，分配给湖北的钢材不多，虽说水利建设是全省工作重点，可以优先安排，但总量实在太少，无法满足水利建设需要。水利厅负责物资供应的干部，全国各地到处跑，千方百计去谋这些物资，仍然不够用。一些小的农田水利工程，不重要的部位只得用竹筋代用。

    水泥的需求量很大，每年在10至20万吨，后来发展到30万吨以上。国家分配给湖北的水泥少，为了保证建设需要，我省水利工作者东奔西跑，有时甚至到佳木斯和朝鲜去弄。即便如此，还是满足不了建设需要。后来，省水利厅决定自己兴办水泥厂，并得到了省委的批准。1958年，鄂城水泥厂应运而生。建厂初期，工厂规模不大，年产3.5万吨。随着水泥需要量增加，水泥厂生产能力也不断扩大，由年产6.4至8.8万吨，提高到15至30万吨。到七十年代，生产能力发展到40万吨以上。现在回想起来，鄂城水泥厂为水利建设是立了功的，如果当时没有这个水泥厂，湖北的水利建设可能无法坚持下去。

    建设水利工程，清基、开渠、劈山，处处急需炸药，而当时这个东西非常紧俏。水利部门只能发动群众，采用“锯末、木炭加煤油”制造土炸药，但成本高、效力低。1953年建大坳水库，弄不到大坝清基所需要的黄色炸药，主管工程师怕影响工程进度,提前两个月向指挥长报告。指挥长也没有办法，说：“先用黑色炸药试试，车到山前必有路”。由于基岩裂隙发育，每孔炮眼打下去，再抽钻，总是满满当当一眼水，刚装进去的黑色炸药，很快变成了一团糊。无奈之下，副工程师卢善信拿出自己的棉被和油布，撕开棉絮用棉花吸干水，再将油布撕成小块，包好炸药，卷成筒，插上引捻，塞进炮眼，点火引爆成功。这个不起眼的小创造，使工程进度大大加快了，全体施工人员欢天喜地。为了从根本上缓解供需矛盾，水利厅决定在随县厉山兴办炸药厂，生产的硝胺，既能当炸药，又能用作农业化肥。

    除了材料短缺，施工机械也严重不足。当年建水库，不像今天有挖掘机、装载机、大吨位的汽车等作运输工具。那时只有少数小型机械，条件好一点地方才能用上板车、鸡公车。要运输大量的土石方，最大的办法是依靠群众的一根扁担两只箢箕，一点点的搬运。为了解决这一突出的矛盾，夏世厚副省长主持召开了大型工程以上指挥长会议，讨论如何依靠群众，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以土代洋，改革施工工具。会议决定推广滚珠轴承，做到半机械化施工，以节省劳力，提高工效。当时所谓半机械化，实际上是非常原始、低水平的使用一些简单机械。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土吊车、轨道车等工具，为提高工效起到很大作用。

    除了广泛发动群众，省里还积极动员地方力量兴修水利。1958年4月，张体学省长在大冶县主持召开全省水利工作现场会，他号召各地“打破常规，领导深入，放手发动群众，使全省水利再来一次大跃进”。为了保证完成任务，采取不同政策鼓励地方参与兴办水利：“受益万亩以下的工程，由社与社、乡与乡合办，民办公助，国家酌情补助必要的材料；10万亩以上到30万亩以下工程，由县社合办，国家酌情补助；30万亩以上工程，由专区办，县社协助，省给予必要投资”。从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到1959年，三年之间，各地水利建设高潮迭起，水库建设项目如雨后春笋涌现，据资料统计，五十年代全省兴建水库137处，其中1957、1958、1959三年就建了127处，占92.7%。经过这一时期的建设，湖北水库工程总体布局已基本形成。

    湖北省的水库建设，国家给了很大扶持，全省人民尤其是农民作了很大贡献。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武汉纱厂停产，建筑行业停工，工人响应党和政府号召，积极报名参加兴修水利， 有1.5万人分赴安陆县徐家河水库、京山县惠亭山水库和荆门县漳河水库参加施工。统计表明，1950年至1996年，全省建设各类水库1410处（不包括小二型）。其中大型水库44处，中型水库213处，小型水库1152处，合计投资20.8亿元，其中国家投资12.4亿元，民工建勤8.42亿，占40%。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水利建设，仅1957、1958、1959三年，全省上水利劳力高达530至580万人之多，占全省劳力的60%。五六十年代大兴水利，为我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解放前全省粮食最高年产115亿斤，到1985年已上升到443亿斤，水利发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发动群众，大兴水利，向水要粮

    湖北地处长江中游，李四光称湖北地处“华夏海的第三沉降带，境内平原坦荡，岗地绵延，峻岭崇山，河流纵横，地貌单元繁多，水利内涵丰富”， 古人也说“两湖熟，天下足”。但湖北历来饱受水患之苦，建国后，湖北省委也深谙水利对于湖北的重要性，李先念主席曾指出：“今后我省的根本问题是水利问题，不能靠天吃饭，不解决水利问题而去谈机器生产、集体农场，那都是一些空话。”

    解放后，湖北2000多万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经济上还很穷，吃饭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狠抓农业成为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为了抓好这件大事，张体学省长带领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荆州、襄阳地区的“三北”（襄北、枣北、随北），即今天称为旱包子的地方，开展调查研究。返汉后他高兴地说：“湖北条件很好，有水就有粮。”水利厅厅长漆少川也跑了许多地方。省里准备将几个耕地面积在100万亩以上，人口在100万左右的大县，如随县、荆门、监利、襄阳等，纳入全省商品粮基地县、水利建设重点县。这些大县发展粮食生产的基础条件较好，唯水利设施较差，要把粮食搞上去，首要任务是解决水的问题。“向水要粮”，是当时报纸社论的标题，也是省委工作的指导思想。1955年的合作化运动，推动了水利建设向前发展。1957年9月24日，中央颁布了“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湖北省委、省政府也提出“动员起来，向水要粮”的号召，到1957年冬，全省声势浩大的群众建设农田水利运动达到高潮。襄阳地区上工早、行动快，成为全省的先进。

    广大群众在大兴水利的实践中，创造出许多新经验。均县明星一社主任李大贵自制土仪器，用竹筒架在装水的碗上当水平仪，创造出引水上山的新办法，使水田面积大大增加。光化赵岗乡在渡槽河上采取节节拦河，盘山开渠的办法，渠堰相连，远处引水，近处灌田；常年引水，忙时灌田，创造出“西瓜秧式”的自流灌溉系统，引人注目。永固社筑坝开渠，常年引水，引蓄结合，两年坡地改梯田1862亩，粮食单产从100斤增加到300斤。赵岗乡的经验在全省乃至全国产生很大反响，不少兄弟省如河北省，由一位副省长带队来参观。国家农业部在襄阳召开南方几省农业现场会，与会者学习参观了李大贵引水上山的经验。1958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湖北省委“依靠群众，排除万难，大兴水利”的文章，介绍襄阳专区建设经验，同时还配发了题为“一篇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的报告”的社论，对湖北发动群众，向水要粮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

    1958年，省水利厅党组经反复研究，总结出一套基本反映并符合湖北实际的治水方针，那就是：“以小型为基础，以大中型为骨干，大中小相结合”和实行“逢河必堵，有水必蓄，兴利除害，综合利用”。1958年11月，全省大规模水利建设再掀高潮，这年新上大型骨干水库工程就有12个之多。1958年12月，湖北省委批转水利厅党组“关于实现湖北水利规划（草案）的报告”，提出彻底消灭旱灾，基本能防御1954年型水灾，基本实现水旱无灾等一系列宏伟目标。全省规划建设鄂东、江北、汉南、襄北、襄南、汉北、江南等八大灌区31个灌溉系统，水利建设由单一转向联片，由分散转为流域性综合治理。

    湖北水利建设在艰难中起步，在探索中前进，“向水要粮”的指导思想贯穿工作实践的全过程。

    当时的领导同志，大多是经过了战争的生死考验的，他们党性强，作风扎实，廉洁奉公，艰苦朴素，与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护。省水利局第一任局长任士舜，第二任局长夏世厚，第三任局长漆少川（也是第一任党组书记），1955年成立水利厅，陶述曾厅长是第四任。他们都对事业有着执着的追求。当年物质条件很差，没有轿车，交通不发达，许多地方不通公路，通讯也不方便，连地图都是从日本人手上缴来的。他们带领勘测设计工程师，跑遍了湖北主要的山、水。他们在实践中，总结出“两山夹一洼，中间好筑坝”的思路和其他一些非常筑坝方法，运用到施工中，确实很见成效。

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三边”工程

    “向水要粮”是时代的要求。毛主席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备战备荒为人民”要粮，“深挖洞、广积粮”要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水利工程快上、大上、快干、大干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大上水库，不是因为领导好大喜功，而是那个时代赋予的责任。由于工程上得多，上得急，来不及详细勘察、设计、论证，不少工程是边查勘、边设计、边施工，人们称之为“三边”工程。如六十年代中期随县的环潭中型水库电站、大洪山大型水库电站，以及安陆县的郑家河水库，都是典型的“三边”工程。

    1964年9月，张体学省长在随县茅次畈开会，一边开会，一边研究决定上几个水库工程项目，一边电话通知水利厅赶快编制计划报计委立项。工程就这么匆匆忙忙上了。建环潭水库时，省委指示水利厅派工程师驻工地主持施工，要求分管工程的副厅长亲自主管，隔三岔五要向省委汇报施工进度，省委根据工程进展情况，不断给予指导和支持。

领导高度重视，有力推动湖北水利事业的发展

    历届湖北省委的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湖北的水利建设，有力地推动了全省水利建设事业向前发展。早在1950年，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李先念就指出，湖北“今后农业的根本问题是水利问题”， 治水要突出“挡”、“排”、“蓄”三个字。实践证明，李先念提出的“三字”方针非常准确。

    湖北建国后多年的水利建设，就是围绕“三字”方针作文章。李先念同志调中央工作后，仍很关心和支持湖北的水利事业。六十年代初，湖北水利工程资金短缺，漆少川厅长赶到北京，向水利部求援。水利部无法解决，于是漆找李先念同志（时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汇报。那时中央财政也很紧张，前三天，先念同志一直没有松口，最后少川同志向李先念开口，讨点“盘缠”回家，李先念才答应给400万元。就是这宝贵的400万元，给湖北解了燃眉之急。先念同志七十年代回湖北时，也视察了水利工程，听取工作汇报，作过许多重要指示。

    以王任重为首的湖北省委，亲身经历1954年历史罕见的大汛，更加重视湖北的水利工作。

    为了加强对水利工作的领导，1955年，省委对省农林厅水利局进行调整，成立湖北省水利厅，安排正副厅长9人，水利专家陶述曾担任厅长。各地、县水利部门，在同级党委领导下，陆续建立和健全。同时，省委还成立了以张体学省长为组长，夏世厚、漆少川为成员的省委“三人治水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受省委委托，负责领导、组织、协调全省的水利建设。几位领导深入主要产粮地区调研，广泛发动群众，“向自然开战”；实行以工代赈，结合赈灾兴修农田水利，实现了“不饿死人，不逃荒”的要求。

    体学同志身体力行，为水利奔忙。凡省里有关水利工作的重要会议，他都亲自参加，布置工作，面对面的与干部群众谈问题。他讲话不念稿子，不讲空话套话，实实在在地讲政策、讲道理、讲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1957年11月，体学同志主持召开有省计委、水利厅、农业厅、财政厅、省银行和孝感、黄冈、襄阳地区负责同志参加的水利工作座谈会，会议确定了1957年至1958年春的工程建设任务，提出了今后5至10年远景规划。这次会议除布置工作任务，还严格界定了一些政策，比如，工程要实行财务包干办法，即“任务包干，质量包干，经费包干”。经费节余的，留作己用（多做工程），少了不补。会议还特别要求，“领导干部要亲自负责，及时深入现场检查”。

    会议召开的这个月，湖北日报在三天内发表了题为《兴修农田水利为中心的生产高潮前奏》、《为掀起大规模的兴修农田水利高潮而斗争》的两篇社论。各地也积极行动起来，成立水利建设指挥部，并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冬季水利建设，全省形成了大兴水利的浓厚氛围。接着，中共湖北省委组织水利建设参观团，由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书记赵辛初率领，成员包括有关地区的地委书记、31个县委第一书记，黄冈、孝感，荆州、宜昌地区的水利局局长和水利技术干部，阵容庞大。参观团参观了随县、光化、均县。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参观座谈会上作了重要指示，他说：“光化，均县的水利建设是一创举，在全省范围很有意义，各县都应该向这两个县学习，充分发动群众，大胆创造，艰苦奋斗。”任重同志强调：来参观的同志，一定要记住均县、光化两县县委书记的几句话。均县县委书记陈玉文说：“见到一条河，就要打主意，见到一个好地形，就要琢磨，把河与塘堰连接起来，要变死水为活水，变车水为放水，变不保收为保收。”光化县委书记郑少波说：“我们穷地方，就用穷办法改变穷面貌。”任重同志指出，这不仅适合襄阳，在全省范围内也是适合的。省委的这个做法，进一步推动了全省水利建设群众运动的高潮。

    群众发动起来了，工程在大上、快上，但此时的省领导，头脑是清醒的。同年11月28日，张体学亲自组织，召开有长江水利委员会、水利学院、水利厅、水利设计院、水训班的教授、工程师、学生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动员技术力量，支援全省农田水利建设，并决定组织有关方面的技术力量，对全省在建的水利工程进行一次现场检查。张省长交待了四大任务：一是总结人民群众参与水利建设的好经验，进一步推广；二是检查工程质量，保证工程不出现险情；三是解决施工中的一些技术难题。对已经修好的水利工程，要进行“回头望”；要注意“五加”，即加固、加宽、加长、加塘、加库。他还决定，对灌田在万亩以上的水库实行“检查验收制”，要求对每个水库都作出鉴定，每个工程的建设都必须做到善始善终。

    张体学省长为水利建设做了大量工作，至今人民仍怀念着他。他不仅在项目、资金方面支持水利建设，对于党内阻碍水利建设的错误思想认识，他也敢于斗争，并最终排除阻力，推进水利工程建设。例如，上荆门县漳河水库，当时的荆门县委第一书记，曾经当过省委秘书长，他反对上漳河水库。张体学等几位省领导亲自去做他的思想工作，才使水库建设得以顺利进行。张体学同志提倡节俭办水利的事迹，至今仍传为佳话。如1964年建京山县惠亭山大型水库工程，大坝续建上马。体学同志先后多次去工地检查指导工作，研究解决问题，并要求将这个工程办成一个节俭办水利的典型。在各级的共同努力下，工程进展十分顺利，省里安排投资400多万元，由于精打细算，工程完工后，有几十万元的节余。当时，几十万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体学同志十分高兴，指示继续用于工程建设，结果拉通了南北两条干渠，使京山、天门两县当年受益。

    水利厅作为分管全省水利工作的职能部门，除了有漆少川这位非常敬业的厅长外，还有一个以他为班长的水利厅党组一班人，如主内的副厅长李海波，主外的水利工程局局长蔡光耀，还有党外人士副厅长涂建堂，他们都是漆少川同志的得力助手。水利厅下属部门的同志，如勘测设计院的蒲亚林、物资供应的李至容、堤防的瞿道宗、工务的张育梁、水泥厂的段魁和四个水利工程团的同志；各专区的专员，许多县委书记、县长，各专区水利局局长，以及里县的水利干部等都是水利建设的积极分子。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响应号召，恪尽职守，努力工作，为湖北的水利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驻武汉的领导机关和科研院所，如长江水利委员会、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等，在湖北水利建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局性的大工程，如1952年兴建的荆江分洪工程，1956年兴建的汉江分洪工程，1958年兴建的丹江口水库工程，以及在蒲圻县为三峡大坝建设作试验的陆水水库，都是由长办设计、主办，在中南局和湖北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实施兴建的。在省委、省政府统一领导下，省直有关部门，如计委、财政、商业、供销、银行、交通、电讯、粮食等，通力合作，密切配合，也为我省水利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水利建设必须尊重科学，尊重规律

    湖北的水利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在建设过程中，也犯过一些错误。例如在“三治”（治山、治土、治水）工作中，出现过“大河一条线，小河靠边站”，“张书记东西向，李书记南北向”等一些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三年自然灾害时，由于工程建设战线过长，资金材料严重不足，一些项目成了“半拉子”工程，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也给水利建设带来负面影响。在1957年大规模兴修农田水利的群众运动中，各地有许多创举，但也脱离实际盲目挖长渠的做法，结果造成不少废渠。

    著名水利专家陶述曾著述中说：“历代治水者，受自然科学与文化进步局限，未必能深刻地认识自然，驾驭自然，比如堤防，千百年来，就是人们与洪水斗争，搏得一息生存的屏障，是人民在同大自然搏斗中逐步掌握的坚强阵地，对民族生存，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他却人为地改变了河流与平原地貌自然发展的进程，激化了洪水与土地的矛盾。人们对堤防的依赖愈重，矛盾就愈加尖锐，至于过量地围院造地，消灭湖泊，江湖断流而造成的洪灾痼疾，就更是历代治水者们始料所不及的了。”1964年春，陶老在查勘汉北河改道工程的总结会议上，讲了许多富有哲理的治水原则，比如，“湖泊本是大自然留给我们作为调蓄的地方，在围垦时，要正确确定垦殖线，要留足调蓄水面”。几十年前，陶老就清楚地阐述了正确的治水之道，就是说，建设围垦工程是必要的，但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今天看来，他的观点仍然是正确的。

    总的看，五六十年代，湖北水利建设的定位是为农业服务，五十年代关好大门（堤防堵口复堤），修塘，修堰，大修水库；六十年代堤防加固，水库补缺，配套受益。七十年代，湖北水利建设以水电、电力排灌为主。八十年代以后，湖北水利发挥作用的范围已大大拓展。可以预见，在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湖北水利将会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沧桑看云“九一三”事件中256号专机机组遇难人员定性问题的回顾(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五辑，本文作者王振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