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教区生涯五十年

2014-09-15 21: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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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4年我13岁时入天主教会小修道院，开始我的教会生活，到1964年整整50年。现将我在教会内50年来之见闻回忆如下。

鄂东教区末期之怪现状

    小修道院之“教育”我初入柏泉小修院时，院长是意大利人范遵师，他经常不在院，院内教书及管理一切事务，均委之于胡玉堂先生。教学半私塾形式，只背诵不讲解，所读仅教会经言要理及拉丁文，作文作少。时民国三年，已盛行公私立正式学校，而柏泉小修院学生数十名，无论大小，均围坐于一大教室内，先生设席于中。学生早晨5点钟起床，进堂诵经两小时，轮流背诵。范遵师教拉丁文，更是笑话，以读了一二年的大学生教小学生，谁也不知道读的什么东西。我还记得当时一句流传的话是“瞎子引瞎子”。是年8月，鄂东教区主教田瑞玉调施善乐来接替范遵师当院长，施之管理更是极为苛刻，对学生除饮食粗糙外，还滥施体罚。最令人愤慨的是，经常罚学生匍匐在地，以舌头舔十字，横直要舔一尺多长，其舔法是整舌头伸出来舔，有的一次舔10个，甚至20个，以致舌头都舔烂了。在办神功时，施罚的补赎，有时也是舔十字。这是当年在小学堂内经常见到的事，或罚学生守斋不吃饭。影响到学生的是两个极端，一是精神上负担不了，翻院墙学跑。另则精神身体被折磨致病而死。施对学生之死，喜形于色，大加赞赏说：“这就算修道成功了。”并荒谬地说：“谁若是死在修院里，就算他升了神父”。弄得学生个个想死，以死为惟一出路。但施本人却不乐意死。时欧战方酣，施所看的报纸，是意大利的《家之周刊》，经常拿出来对学生讲解，宣传欧洲如何强大，述说欧战进行情况。对中国当时发生的任何国家大事，施极少提及。仅记得他绘声绘色地讲袁世凯的眼睛，同他们外国人的眼睛差不多，与我们一般中国人的眼睛不同，他应当做皇帝，他做皇帝对中国是好事，中国应当有皇帝管理。施还说过“袁世凯签订对日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证明他比一般中国人聪明”等怪诞言论。

    几个恶霸传教士清末民初，鄂东教区管理湖北省5府33州县教务。鄂东教区主教田瑞玉年老多病，巡阅管理教务事宜，多委之于副主教涂广仁和崇尚德。教区交涉及打官司的事务，则为臭名远扬、声震江汉的几个恶霸传教士所包揽。兹述如下：

    1、赵勒弥，绰号“赵阎王”，德国人，传教襄河一带，为汉阳府总铎，住沔阳。堂宇房屋，照衙门形式构造。出人乘四人绿呢大轿，赌博抹牌的人争相逃避，他对迎神赛会唱戏不加干涉。行驶襄河之大小火轮，赵是随便乘坐的，不管是否停船码头，只需赵施以特别标记，就不敢不停船等待。夏天时，赵的白洋伞和白通草帽是有名的，只须一摇，船就停驶。赵之威震襄河南北两岸，妇孺尽知。民国初年，住在仙桃镇之标统朱兆雄，杀人如麻，时人称“朱屠户”。被朱判死刑之人，临到法场，若赵需保之，只须一纸名片，便可刀下留人。有人对赵说：“要杀的是坏人，你为什么保他?”赵说：“耶稣来救罪人，我也要保坏人。”襄河流域下游各县衙门，赵更是任意闯入，经常与县官并坐听审，无理要挟。赵高兴时，手拊县官之头说：“我到中国来时，你还是小娃娃。”弄得官府哭笑不得。民国二年，京山平坝民教相争，杀伤数人，赵偕汉口总堂沈城壁神甫至此，大办交涉，要求赔偿，京山县知事及当地土绅，畏之如虎，百说百依，卒由赵强占下安寺及宗祠并公田40亩，赵又曾在汉沔交界处西江亭地方，因事要求赔偿占地70亩，直到柯隆庞会接管后，还每年收租，至抗日战争时期始止。沔阳芦林湖是大会口，老教友300余名，地势低洼，雨水充沛时，容易发生涝灾。赵到该处上会，教友倚仗赵之势力，以邻为壑，向下游窑河宣泄积水。天旱时，则在左家沟湄鸡坞筑坝拦河，窑河下游农民，不堪其苦，经常发生械斗。赵则坐镇芦林湖，从容指挥，制成土炮轰击，死伤动辄数十名。临出阵时，赵号其炮为红炮，并说：“我的炮，出阵就胜，故称红炮。”至今当地老教友还有亲与其事者，并经常道及。终田瑞玉时代，赵不仅包揽教区四乡词讼，即武汉总堂遇有大事，亦必调赵前来参与。1919年春，罗马教廷派广州主教法国人光若翰巡阅中国教务，来至武汉时，田瑞玉即将赵调来，以接待当时来堂回拜光若翰之湖北督军王占元、省长何某等。因赵在洋教士中，与官场周旋应酬，最称能手，显赫一时。赵因包揽词讼太多，所用黑笔师爷(讼棍)至五六人，其中最著名者，有汉川哈家集之喻德美、汉川城内邓骆二人、八潭项某、天门刘德举等。赵来鄂东教区前，曾在鄂北南漳县境内传教，因横行几遭不测。来鄂东后，为了还愿，在汉川黄甲山修建了堂区的现堂一座，规模相当于汉口大堂，匾额极多。据方济会刊记载，赵是德国巴伐利亚人氏，来华传教者兄弟三人，一在陕西，曾任主教；一在山东；赵则在鄂东各县，直至1920年7月31日，以中暑死于京山南乡之多宝湾会口。

    2、龙勤贵，自称“龙老子”，德国人，传教鄂东教区长江下游一带，为黄州府总铎。当时有溺女或弃婴者，鄂东教区设育婴堂于汉口嘉诺撒院。龙经常遣人送弃婴至汉口，搭乘小火轮，从不购票，说是打出来的码头。龙本人上下往来，则小火轮之宿舍全包，其他旅客就是坐进去了，也要被赶出来。1919年夏，我们大修院学生在浠水县下巴河避暑，其地有叶宝山者，每晚讲述“龙老子”横行江下、欺凌官府事。叶绘声绘色地说，自己由于跟随“龙老子”，成了“草鞋绅士”，龙之名片一到，官府无不照办。有一次，龙令他购橘饼酒数瓶，倾注于龙已喝完之空洋酒瓶内，送予黄州太守，叶事先翻阅“经书”，得“依溺斯”名，即以此名酒。果然知府问叶此是何名酒，叶以“依溺斯”酒对，并谓此乃西洋最名贵之上等酒。知府信而不疑，即派人至武汉以纹银120两，购买珍贵物品还礼，实则龙所费者为数极微。龙因善操英、法、德语，民初调至汉口，在法租界修建小灵堂一座，称法国堂，即今之车站路灵堂。当时专为租界内之洋人所设，中国教友不准进入，后来才有居住租界内的极少数买办阶级及有钱教友在该堂包定经凳数条，每条贴有各人姓名。当时的洋人嫌中国人脏，不愿到上海路大总堂弥撒。龙在该堂，除管理洋教友外，并为当时德国租界巡捕房特色工作人员，且为开办德国学堂办理筹备工作。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乃去汉川黄甲山。最后因汉阳柯隆庞会士接管黄甲山，龙乃返欧，死于比国。

    3、涂广仁，因胡子大，自称“涂爷爷”，清朝末年来中国，传教钟祥京山一带，为安陆总铎。经常出入衙门，干涉中国官府行政，当地官府畏之如虎。民教互相诉讼时，涂必与官府并座听审，偏袒教友，欺压教外民众。我还隐约记忆我外祖父讲，光绪年间，京钟交界地区，农民两派互争出水，一派劣绅势弱，便率领数人前往涂处，谓该乡村民，均愿奉教，央请涂出面与官长论理。涂立命老教友数人持教会主对前往劣绅所指各村，尽行换贴教会主对，地方人民只得听任摆布。涂则命轿直趋安陆府衙门大堂，要挟府官，对水路纠纷依其意见办理，府尹未遂其愿，涂推案拂袖而去。事后不久，涂被调往鄂东蕲春县五百寺，该处堂宇地面甚大，涂长期住于该处。民国九年(1920年)涂升任副主教，代替田瑞玉巡阅教，1923年病死。

    4、与上述数人并驾齐驱，称雄鄂东教区者，还有美国人艾原道，又名习德。艾于1905年来华，曾担任鄂东教区经理。第一世界大战前回美国，欧战起，旋即返华，配合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专门办教育。1915年创办文学中学，规模日渐扩大，不几年就添设有英文专修科及打字专门科，以便毕业后为洋商服务。艾在学校，自称总理，设备置办有管乐队，每年3月3日全校出动游春，乐队前导，艾与另一洋人施乃德领队，风头很健；其每年12月31日必举行盛大游艺会，学生演文明戏，晚间放映电影(在那里是新鲜玩艺儿)，庆祝隆重，艾神气十足。当罗马教廷派光若翰巡阅中国教务至武昌时，艾任招待，执礼甚恭。原来每年往京山五台山避暑的艾习德、施乃德等美国人，此后忽然派美籍博神甫前往蒲圻茶庵岭，购地建屋，为避暑别墅，实则企图将鄂东教区大江以南武昌府10县囊括为己所有。其时传教蒲圻等县的西班牙人安利达与艾友善，长于交际，因与驻防蒲圻北洋军阀混成旅长的寇贡杰有交情，往来武昌，可以随便乘军用车。安平时专事官场应酬，无暇传教，并深知艾坐镇武昌，则武昌府10县势在必得。但当时情形复杂，一方面提拔本地神职班自管教区的呼声正高；另一方面鄂东教区广大，洋人们均已内定自行分割。汉阳已划分给爱尔兰柯隆庞会，汉口娄然留给意大利济各会，艾中霸占着武昌，已开始招收小修院学生，却尚无明令划分。于是安利达乃献计于艾，不如先发制人，即先建议于刚恒毅，将本地神职班安置于蒲喜崇通4县，以免他们要求划分武昌，并且以他在蒲圻茶庵岭修建的房屋，假惺惺地奉赠本地神职班以示好感。玩弄这种手法，就是企图巩固自己所霸占的武昌地盘。此事结果，完全遂了艾的心愿。刚恒毅不顾一切，首先发表了蒲嘉崇通四县为本地神职班自营的第一个教区，后不久明令划分成立武昌教区，艾当上了武昌教区第一任主教。在抗日战争期间病故。

    鄂东教区划分之经过，本地神职班成立教区田瑞玉晚年时，鄂东教区已濒临崩溃，行将四分五裂。以汉阳为中心的汉沔及安陆府等七县，已为爱尔兰柯隆庞会所得，武昌有“坐山虎”艾原道。意大利教士内部向来就分威尼斯省及特立滕省两派，老早就准在鄂东教区内平分秋色，田瑞玉适在划分教区的高潮中死去。主教之位虚悬不决者甚久。其时鄂东教区本地神职班有二十余名，学贯中西之郭栋臣等，虽已老耄过时，但人才尚有。尤以光若翰巡阅全国教务后，罗马教廷又派刚恒毅来华，他们均在标榜扶植本地神职权班自掌教务。鄂东本地神职班，初则希望甚大，以为可能得一理想地域，成立教区，自行管理。我曾记得，1923年正月，我姨母在武昌沙坊训蒙会病危，我从荆州两湖总修院前来省亲。当时在武昌总堂的王柏炯神甫，曾当过我的本堂，我顺便去看他，在他房内听到几位中国神甫论论纷纷，有的说：“我们可以要求分武昌，只是需要一两个好洋教士应付场面，免得困难的时候，中国官厅不卖我们的账。”王坚决说：“要他们做什么用?中国官厅是讲理的。”还有的说：“我们大多数是天沔人，那里老教友多，是有办法的地方，我们应当力争……”由此可见当时本地神职人员的心理。万没料到蒲嘉崇通等四县偏僻之地，毫无基础，毫无发展余地者，乃竟然分给第一个中国教区，这简直是贬他们于不毛之地，哪里谈得上扶植本地神职班呢?因此当蒲圻教区宣布成立时，全体本地神职班大愤，团结一致，坚持不就。刚恒毅恼羞成怒，为了维护其威信，竟利用神权，施加压力，疾言厉色申斥中国神职人员，诬他们为叛逆，气得张安德助神甫因之得病，后来吐黑血而死；王伯炯神甫也立即愤然拂袖辞去武昌本堂职务，去到云梦，不久亦得病去世。其余神职班均怨愤交集，长期不为所动。刚乃施行卑鄙手段，威胁利诱，结果仅有少数神职人员迫于听命，勉强前往。刚恒毅乃将当时在荆州两湖总修院教书之方济各会士调往蒲圻充任监牧，草草成立了本国神职班自己管理的第一个教区。

    鄂东教区分治后汉口教区的面貌保留给意大利人的汉口教区，虚悬了很久的主教位置，于1925年将原由太原教区调往西安的希贤(意籍)，调来汉口接替。希对汉口情况一无所知，但国家色彩却相当浓厚，是田瑞玉所不及的。当然洋教士各为其国，互争雄长，是汉口教区一再划分的因素。各个国籍的洋教士如此，意籍教士又何甘寂寞。且其时意国是法西斯魔王墨索里尼当政。希到汉不久，即在汉口总堂客厅内悬挂意王意后及墨索里尼并其婿齐亚诺之像，意大利兵船在汉口停泊时，意教士与兵船往来频繁，耀武扬威，神气活现。1926年间，我和同学初升神甫后，一次由汉口教士毕某(意籍)将我等引上泊汉口之意大利兵船，船上有海军二三百名，毕在船上作弥撒，讲道理，夸耀其国家领袖之雄武，祝祷其完成霸业。我等旁听之后，不禁骇然。当时意大利与中国既无贸易，在中国又无财产，仅为了少数传教士，居然派兵舰驶入内河，并上溯至长沙，这显然是为了耀武扬威。1933年间，我充任蕲春启明中学校长时，举行盛大隆重的开学典礼。意大利的一只小兵舰也乘机游划到蕲春江面，当地意籍教士鲁道恺等，邀我与专员刘复参观兵舰。当晚兵舰上的海军在启明中学大操场放映电影，轰动蕲春全城，观者人山人海。电影的内容完全是宣传反动的法西斯主义及墨索里尼横行等怪诞事迹。总之，意大利兵舰所到之处，意籍教士们就气势嚣张，大肆宣传。意大利在汉口曾设有领事。当时意大利驻华大使是墨索里尼的乘龙快婿齐亚诺，他到过大部分意籍在华传教士的教区，搞活动是能手，如汉口梅神父医院的成立，上智中学的开办，都是齐亚诺任内干出来的。由于他在华活动有功，不久就回意任外交部长，为欧洲三外交怪杰之一。

汉阳教区分治后之各个时期概况

    初期状况1920年6月，我在武昌大修院时，见有西装革履、口操英语的翩翩青年洋教士前来访问(这在当时是罕见的)，他们是从爱尔兰新来的传教士，与原来鄂东教教区长袍马褂、蓄长须、剃光头的传教士迥然不同。高隆庞会创始人高尔文曾于清末民初(1911年)来华，传教浙江等地，在法国人势力下活动。1914年欧战爆发后，高乃借机绕道美国返回爱尔兰，游说于美澳之间。因爱尔兰蕞尔小邦，均为天主教人，迁往美国及澳洲等，逾300万人。此辈在各地教会神职班内占上层阶级地位者甚多，高在美澳各地宣传中国通都大邑，英语甚为普遍。号召纠集英语国家，派遣传教士来华，这是最适合美国需要的。因此高之努力大为得手。于1916年在爱尔兰成立远东传教总会，分会遍设美澳。1918年欧战结束，该会已有神甫及大修道生百余名，并拟发展新入会者200名。传教会既已组成，高乃往罗马请示派来中国后担任传教工作。时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罗马表示欲派彼等前往Urga，即当时外蒙古首府库伦，今之乌兰巴托，实是别有用心。但高所组织的英语系统传教士，多是游手好闲、养尊处优之辈，毫无吃苦耐劳精神，因蒙古荒寒，坚持不肯前往。另方面高早已勾结在鄂东教区天门县传教之爱尔兰人龚成德，力争鄂东教区之襄河沿岸地盘。我曾听高口述，1919年底，彼辈已准备就绪，与龚成德函电交驰，并已集中30余名传教士，在美国依利诺衣州之银河城内待命，达五六个月之久。始于次年复活节后，由美国动身，到达武汉时，已是6月初。

    当时汉阳教会，仅在武灵庙有小经堂一座，供少数教友诵经之用，无任何房屋居住。衰老之田瑞玉，虽濒临末日，但对此等英美式的不速之客，毫不客气，不准居住武汉大堂。高等只得在旅舍下榻，继而通过驻汉英领事，觅得汉阳伯牙台西边的汉阳铁厂宿舍数栋，暂借栖身。但外出时，短衣革履，手执照相机，身背猎枪，携带猎犬，倒也神气十足。他们中间甚至有豢养猎犬四五条者。其照相之对象，多系中国当时贫穷落后状况，如妇女小脚，男人抽大烟，剃头、修脚、要饭的叫花子、算命的瞎子等，刊登于该会所创办的《远东月刊》上，做宣传资料。自此，《远东月刊》迅即扩充到爱尔兰及美澳各处，经济甚为雄厚。意大利传教士认为他们来夺地盘，怂勇教友控告高等，不接受高等接受汉阳教区。企图迫使高等将所领来之教士，再领回去，放弃攫取汉水两岸的原计划。新旧交恶，直至1922年底。刚恒毅来华，高得到刚的撑腰，问题方获得解决。刚始来时，因北京、上海均系法籍教区，惧法人之反对，乃萧然抵驻武汉。刚好酒色金钱，高乃经常馈赠名贵佳酒及大量美钞。刚于是极力支持高，不数月，即1923年6月发表汉阳等七县为监牧区，并以高为第一任监牧。

    积极置产建堂此时高尔文已申请将他创办的远东传教会升格为柯隆伴修会，大肆购地建堂，曾于1921年通过汉口英领事将汉阳泗湾基督教浸礼会房地产购买过来，继而买到显正街及孟家巷等处房屋，加以改建。因见城内凤凰山俯瞰汉阳全城，而决心谋买，与汉阳周汉生、张桂生等劣绅勾结，假买凤凰山麓之处新善堂及崇正书院原址，先后付款将近两万元。但因该地面积甚大，系属公产，不能过户受业，此案拖延十余年。我还见到直至张群及以后万耀煌等国民党执政时期，高等还在央请陆德泽运动张、万，亟思过户。当北洋军阀及国民党的时代，明文规定：外人在中国置产购地，必须写“永租”，不能写“永卖”在，否则官厅不予税契过户；教会购买地皮，亦须照此定例。但高等另有方法对付，即凡教会购置地皮田产，均写两套约据，一写“永租”字样，交与官厅税契过户；另外再写一套“永卖”约据，高等特别保存，并在英领事府登记，拍片寄往国外。当时为高物色地皮房产者，有铁工厂医生康方济及另一人陈南轩。陈于清末曾在广西任县长，稍知公事，高称其为空普(意即买办)，综计开始10年。高等购买地皮，兴建堂宇，毫不为教友宗教生活着想。如在鹦鹉洲建堂时，该处无一名教友，仅以其地濒临长江，芳草萋萋，出江甚便之故。在武圣庙板子桥所购毛板公会宝庆帮码头地皮，必欲使界通至河心。高等起初所购地皮，多系公产，纠纷累累，不能到手管业，以后他们转变方向，专选富家大室没落户的地皮房屋而购置之，此等房业地皮既大，房屋又多，如当时所买西门桥之彭公馆、西门内之周公馆等皆是。

    文德书院1921年高尔文买到泗湾浸礼会房产后，修葺扩建，改为总堂，而将以前所租住的伯牙台汉阳铁工厂宿舍，开办文德书院。由澳大利亚请来基督会修士主持其事，专门只注重读英文。中文仅一位老先生及一名张若飞者担任，张兼督事务，又为文德书院长韩修士担任翻译。但此人仅懂法文，同时并充管理学生的训育员，专门注意学生行动，向修士汇报，再由修士处罚。校规极严，计办学仅四五年，开除学生不少。校规规定：凡属学生，无论信教与不信教，均需学习经言要理，每晨必须进堂望弥撒。收纳学费亦极高。将附近大片农田，平整成为足球场。当时文德的足球队在武汉是有名的，经常与文华、博文等书院赛足球。但由于修士们施行奴化教育，经常以皮鞭打人，甚至用手枪吓人，进步的学生，有的跑到广东进了黄埔军官学校。1926年北伐军兴，攻克武汉时，张若飞因在学校作恶多端，心中有愧，怕学生报复，暗自借机溜回上海。而基督会修士，办学仅数年，并无经验，张某走后，如失左右手，教区领导人高尔文又不支持。据高尔文自述：他嫌修士们每年在庐山避暑3个月，过于浪费时间和金钱，想藉机会让他们走了，再请别的会士来办，因此无形中停顿下去。果然，修士们陆续回国，文德书院由于停顿而告终。

    形形色色的“传教士”汉阳教区柯隆伴会的传教士，生活一向优越，每年暑期总有一个多月上庐山避暑休假。他们中间，主要是爱尔兰人，其他有少数美国人、澳洲人、英格兰人及苏格兰人，按规定是，来华传教10年，回国休息一年，来往路上时间不计算在内，有事或有病的休假例外。但实际情况很少按“十年一回”的规定行事，大多三年一来，五年一往；有的来一两年就走了，甚至还有几个月年把的短期旅客。他们不吝金钱，往来频繁，不知究竟干的什么勾当。据与我同时在沔阳传教的黎僖告诉我，他们在本国，很难获得工作，即或有，亦只能勉强糊口。一旦来到传教区，则生活大变，立即有大量美钞弥撒可作，每月连生活费用合计美钞八九十元，其价值与与其本国生活水平相比，约等于在其本国获得三四百元美钞之用途；而其本国生活极高，所获区区之数，不易购得需用这物，只能过低标准生活，佣人是绝对谈不上的，非拥有万金不可。此辈来中国后，生活立即阔绰起来了，呼奴唤仆，每人可雇佣“博伊”二三人，厨师一名，颐指气使，酗酒而外，每日看美国出版的《时代周刊》、《生活杂志》等书刊以消遣；有事则回国为其本国服务。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黎即回国，被派往充当苏格兰陆军部队的随营司铎，军衔等于连长。叶某则被派往充当加拿大海军陆战队 的校级随营司铎。他们战后往来中国，都带着军装军衔，炫耀于人，有目共睹。其他类似情况，不必一一列举。

汉阳教区的畸形发展

    1931年大水灾后，汉沔灾民群集赫山，高尔文曾经组织教区内的神职人员及修道待施药放赈，其内幕情况大致如下：

    当时逃水荒来汉阳的天沔教友甚多，他们除自己本家领到赈款外，还介绍他们的亲朋及同乡前来领赈。此举甚合高等之意愿，因高等亟欲争取庞大的教友数字，好换取国外的大量金钱。于是对被介绍的前来领赈者，必附以条件，就是将领赈者全家姓名登记在册，作为望道的保守教友，将来必须奉教。当时的灾民，因需款渡过灾荒，只要有款可领，奉教不奉教倒无所谓。次年即1932年，传教士纷纷下乡，时当大灾之后，田地荒芜，沔阳等地灾民只得挖野荸荠度日。洋教士们就在每个村庄开设经言要理训练班，每日每人给予半升米的口粮，乡间临时登记上名者，动辄千计。洋教士们首先勒令换主对，交出祖宗牌位，其时大多数人家，愿来领款，对登记入教义理不明。此时洋教士不问青红皂白，突然撤换其世世代代所供奉之天地神位及祖宗牌位，人们心有未甘，发生纠纷者比比皆是；很多一家人中意见不一，彼此发生口角。但由于怕惧洋人，只得以两套神位应付。平时表面用教会所发之主对供上神龛，而将祖宗教隐藏起来，暗中敬奉。但洋教士派有密探，在外察访，回来汇报后，洋教士则必将祖宗牌交也踏碎，否则控之于官，勒令归还赈款及利息。大灾之后十室十空，何来金钱偿还?只得忍气吞声，把奉教当成一个沉重的包袱背着，而实非心甘情愿。乡间是另一种情况：当大灾之时，有未逃出之灾民，见该处堂中人已走尽，为了生活计，有将堂内桌凳门窗搬用或拆毁者，洋教士回乡，只要有人挟嫌指控，不管偷没有偷，冤屈与否，只得依其条件赔偿了事。往往大灾时期就是汉阳教区发展教友数字最多的时期。洋教士们益加猖狂，他们耀武扬威，打人骂人习以为常，有的骑马在乡村乱跑，小孩们喜欢喊“洋人跑马”，彼等不闻则已，闻听之下，必策马追赶小孩，直至其堂屋，手执皮鞭，见人就抽，无人则将神龛打毁。沔阳仙桃镇本堂神甫罗作霖，诨名“罗疯子”，压迫教友尤为突出，往往不问青红皂白，无缘无故，动辄拳打脚踢，凡属他管过的教友，不被其打者占极少数。刘家河一老教友到仙桃赶占礼，罗正吃饭，刘老教友趋前请安，罗立给两耳光，此老教友空遭其辱，大愤喊叫说：“我几十岁了来向你请安，你怎么这样无理?”罗更欲行凶打，经罗的先生唐振华将那位老教友扶出躲开才了事，这仅是一个例子。

武汉沦陷前后情况及所谓“安全区”之骗局

    1938年夏季，抗战第二年，我在沔阳龙拔。8月间接到高尔文通知，叫我到汉。我抵达汉阳，见堂中仅有少数佣人留守，高等已于7月底搬往汉口法租界望德堂居住，说是为了避免飞机轰炸的危险，租界内比较安全。高对我说：日军节节进逼，武汉沦陷是指日间事，武汉各教会，以基督教区公会孟主教为首，正在筹备组织一个安全区。包括法租界及特区，上起旧英租界，下迄日租界上边为界。中日交战双方不在安全区内作战。法租界那时当然无问题，其他特区内我所见到的是：旧英租界是特三区，由英国陆军登陆站岗；旧俄租界是特二区，由美国海军登陆驻守；旧德租界是特一区，由意大利水兵把守，禁止国民党军队在那些地区修工事。不久国际间谍法籍“神甫”饶家驹也从上海被请来了，参与安全区工作，好像煞有介事。此时只见武汉市区内百业停顿，人民纷纷搬运家私物资，拥入所谓“安全区”。区内货物堆积如山，房租飞涨，法租界尤甚，一席之地动辄百金，满街满巷，人山人海，很多人终日不得一餐，而且什么食物拿钱也买不到，连喝水都极困难。每个龙头前站很长的队，一人难得一勺水。凡是高大建筑物都涂上了各外国旗，屋顶上也悬挂各外国旗，真是五花八门!各教堂内箱笼堆积如山，教会制发大批教民证，几处地方开设粥场。据高尔文说：中国政府在临逃之前拨出了赈款给他们，以便救济逃难贫民。当时我曾见过高尔文的副主教张国光找贺衡夫联系中国政府拨付赈款的事。10月下旬中国军队逐步撤退，日军不战而占据武汉。这时所谓“安全区”的骗局拆穿了，“安全区”的主持人孟主教及由上海请来的饶家驹不知到哪里去了。日军一登岸，英、美、意三国水兵立即撤走，日军进入所谓“安全区”，即宣布将所谓“安全区”改为日本的军事区，后又改为日华区。中国人须一律迁往六渡桥以上，另组织成立难民区。一时原来集中特区的武汉人民又须往六渡桥上面迁，搬来搬去，损失惨 重。有的丢得一干二净，但乘机混水摸鱼，横发洋财的也大有人在。种种混乱凄惨情况，真是难以形容。日军发通行证，几乎人人挨打，亡国的惨痛饱受尽了。以前领过教民证的得意洋洋，以为真是得了护身符，结果反而多挨了日军一顿打。日军侵占武汉数日后，我便借机回沔阳去了。

抗战胜利后汉阳教区的活动

    1945年抗战胜利后，美国空军由昆明、贵阳等处开来，过汉赴沪。高尔文等忙于应酬，经常将美军领到汉阳来玩，甚至还让他们参加教友婚宴，一同照相，喝得酩酊大醉，在街上大嚷大叫。由于当时到汉阳的交通不便，高派艾方士修士专门住在汉口馆里大楼与美军联络，得了不少东西，大部分是食品。解放后在各堂口水井打捞出来的，或者从地下挖出来的军用武器零件，都是美军当时留下来的。1946年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条约，提出中美友好通商。汉阳教区的高尔文就根据该条约上规定美侨可以在中国购买房屋地皮的特权，将在京山教堂的美国人都乐惠接来武汉，用他美侨的名义，购买了汉口黎黄陂28号房屋一栋。

解放前后汉阳教区的活动

    1948年汉阳教区乡间，大部均已解放，洋教士们大多来汉阳总堂居住。有的准备回国，也有的想到乡下去看一看风色，莫克信(莫克勤的弟弟)曾经绕道东荆河去钟祥，张德樵陪同，结果从新沟咀折返了。最突出的是叶洋人事派人去将脉旺咀住堂粉刷一新，因当时襄河小火轮只通蔡甸，叶包一汽艇到达脉旺咀，虽蔡甸以上的地方当时大多已被解放，但叶仍到达了脉旺咀。据高尔文口述，叶曾来信报告，说他到了分水咀，才遇到新四军检查。新四军士兵身体壮实，与地方人民紧密联系，估计他们进占武汉是势所难免。叶又说，他亲自看到国民党的飞机上去时，新四军正集结小船一二百只，满载士兵，他当时心里暗喜，以为飞机将饷新四军以无情炸弹，获得非常战果。但飞机并未扔一枚炸弹，仅盘旋一周即去，使叶大失所望。叶在乡间不久又回到了汉阳，洋教士们在泗湾总堂终日狂饮。我曾听到甘德泰说：“我们需要如同耶稣在加纳婚宴上变水为酒的圣迹。”他们饮酒数量之大，可想而知。据他们说，那时到达香港的款子比任何时期都多，高尔文首先将外国修女遣送回国，随后将洋教士一批一批地调离出境。比较年轻或病弱的先走，最后留下的仅是狡黠之徒，如傅佐良、舒净贞等。高对中国人的布置，是叫中国修女回家，或分散到外面去住；对中国神职班则令其隐瞒身份，投身商业部门，住在外面作简单弥撒。不穿祭衣，只用一个酒杯，一两分钟就完事，并叫教友不进堂。高常说：“我走了，汉阳教区就完了。没有什么教区，没有什么教会了，让一切都完蛋吧!”他为了防备自己被驱逐，事先暗中指定了傅佐良、葛鲁林、张伯仁等3名代理人，使一人出缺，其他依次递补，完全以秘密方式授受。高尔文存心偏私，只要有他一个外国人还在，教区的管理权中国人休想参与。这个作恶多端、老奸巨滑，统治了汉阳教区33年的帝国主义传教士，于1952年9月被驱逐出境。
(1964年6月)(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六辑，本文作者朱运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