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珍与《小二黑结婚》

2014-09-15 21: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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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杨献珍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研究、宣传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对极“左”思潮进行了勇敢批判。但世人对杨献珍的美学思想，对他给予文学家赵树理的关爱与支持，对他在赵树理创作和出版《小二黑结婚》所给予的帮助及所起的关键作用，却知之甚少。

    拨开历史的烟尘，可以了解这样一个文化史实：是作为上级的杨献珍独具慧眼地发现并培养了文学家赵树理；是作为哲学家的杨献珍的美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作家赵树理；是作为师长、朋友的杨献珍给予赵树理无私的支持。没有杨献珍的指导与关怀，就不会有《小二黑结婚》这一艺术杰作问世。《小二黑结婚》是杨献珍和赵树理志同道合，具有相同美学观、文学观的明证。

杨献珍创办副刊调赵树理当编辑

    1938年冬，日军把主要兵力转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上来。日寇军事上实行“囚笼政策”，采取以铁路为主、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封锁墙的方法，对根据地构成网状式的“囚笼”包围圈，然后分区扫荡，企图一举消灭八路军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与此同时，日军对国民党则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中央制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方针，提出一系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措施，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在这股反共逆流中，阎锡山成为急先锋。1939年3月召开的“秋林会议”上，阎锡山公开宣布，要以武力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准备投降日本帝国主义。

    杨献珍受薄一波同志委派，出任山西第五行政区专署秘书主任。他对山西反共降日逆流有着清醒认识，保持着高度警觉，并提出一系列反分裂、反投降的应变措施。

    1939年7、8月间，日寇出动5万余人向晋东南地区发动猖狂进攻。五专署被日寇分割为路东、路西两大片，各片6个县。杨献珍率领部分专署工作人员和部队在路东一带活动。为便于工作，设立了五专署路东办事处，杨献珍任办事处主任。杨献珍既要与日寇作顽强的斗争，又要防患于未然，对内部的旧势力进行整顿，还要防止阎锡山的突然袭击。严峻的局势考验着这位从事理论工作的“文人”。

    杨献珍善于运用革命的策略回击敌顽的反动阴谋。一方面抓“枪杆子”：杨献珍为了把部队切实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将反动军官贪污腐化的罪行公之于众，撤了阎锡山亲信军官的职。同时，他从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要来一大批军政骨干，充实干部队伍，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

    另一方面抓“笔杆子”：杨献珍充分发挥我党宣传教育、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揭露日寇的法西斯暴行和阎锡山反共、反抗日军民的种种阴谋。他搞到一台石印机，创办了《黄河日报》太南版，调来赵树理和王春任编辑。杨献珍以思想理论家的慧眼，发现并重用赵树理，他在文中写道：“赵树理同志对山西民间戏曲、小调等艺术形式和农民口语十分熟悉，他常常用各种各样的体裁写些生动活泼的文章，揭露阎锡山假抗日真反共的本质，很受群众的欢迎。当时，太南版《黄河日报》出版后送到晋东南各地，每期也留一些贴在各县城门洞。群众看见报社同志来贴报纸，尤其贴有副刊《山地》的那一期，都蜂拥而上，挤在那里看得津津有味。因此，我知道赵树理是一位很受群众欢迎的文艺作家。”《杨献珍文集》第一卷第50-51页杨献珍高度评价赵树理文章的内容、体裁、文风，认为他是“很受群众欢迎的艺术家”，是文艺大众化的成功实践者。杨献珍创办的太南版《黄河日报·山地》副刊，主要由赵树理负责编辑，为他提供了一个创作、编辑阵地，一个施展文学才华的园地。赵树理没有辜负杨献珍的厚望，创作、发表了大量的小说、诗歌、戏剧、曲艺、评论等，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年长10岁的杨献珍与赵树理结下了深厚友谊，成为赵树理文学创作道路上的良师益友。

杨献珍发表讲话再次器重赵树理

    1940年1月，杨献珍被调到北方局任秘书长，离开了五专署。他发表一系列论述“山西十二月政变”的文章，对阎锡山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及其投降活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指出，五专署遭受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一部分党的领导干部对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本质缺乏深刻认识，不能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他们只讲统一，忽视必要的斗争，忘却了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一基本规律。杨献珍的这些论述，深刻地教育了军政干部和人民群众，提高了他们的理论修养和政治觉悟。

    1941年中秋节，日军特务机关在太行区黎城县策划离卦道武装暴动事件，很快就被平息了。这是日寇利用反动会道门和民间团体，从政治上破坏敌后根据地。该事件充分说明，为了巩固敌后根据地，彻底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必须在农村普及文化教育，破除封建迷信，肃清各种反动、落后思想。同时，这一事件也暴露了当时文化工作存在着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问题，文化工作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问题没有解决，思想混乱，没有很好地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去占领文化阵地。

    杨献珍尖锐地指出：“当时太行区有一些自诩为‘新派’的文化人，住在农村，身在农民中间，心目中却没有农民，认为农民落后，看不起民间的通俗文艺，或者都在叫着‘大众化’，而写起文章来，却多是大众所看不惯，听不懂的东西，或者认为大众所看得惯、听得懂的，会减损他们的作品的艺术性，或者使他们的作品‘庸俗化’了。譬如他们所提供的新诗，就常常为农民所看不懂和不能接受。什么‘一个热烈的伟大呀’，‘一个凄凉的荒芜呀’等等所谓的新诗，于当时农民对敌斗争生活简直没有丝毫用处。记得那时他们最为欣赏的一句诗，是这样的：
    我想吃
    那
    那
    那
    那个红柿子……

    这哪是什么诗句，不但毫无诗意，简直就是一个梦呓者的呓语。可见当时的一些文化人，还没有能够深入到群众中去和他们打成一片，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去写作，并反映他们的斗争与生活。”

    文化工作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没有很好地发挥先进文化教育群众、发动群众、打击敌人的作用，致使敌人得以利用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甚至反动的思想文化，分裂抗日军民之间的关系，策划武装暴动，破坏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纠正文化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倾向，1942年1月，一二九师政治部与太行区党委决定联合召开太行区文化人座谈会。1月15日，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给彭德怀打电话，提议让杨献珍即刻赶到涉县赤岸村，参加即将召开的文化人座谈会。召集这次大规模的文化人座谈会的目的，主要是想转变文化工作脱离实际斗争，不能满足抗日军民需要的落后状况，对宣传工作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问题进行自我批评。杨献珍在北方局党校讲授联共党史，可以说是个文化人，又是北方局的秘书长，讲话有一定的份量，所以请杨献珍以文化人的身份参加座谈会，并以自我批评的方式指出太行区文化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改进意见。

    1月16日上午，太行区文化人座谈会正式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太行区各文化团体代表，以及八路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一二九师政治部、太行军分区、冀南军分区、边区政府、太行区6个专署、28个县、新华日报社、新华社华北分社、鲁迅艺术学校等各机关团体代表共400余人。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的一次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的文化工作盛会。

    会议由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致欢迎词，政委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批评了文化界存在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缺乏战斗力、关门主义严重的倾向，并指出了努力方向，提出了几点希望。他希望每个文化工作者，能够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工作，以丰富作品内容，提高艺术水平。

    1月17日，进入大会座谈讨论阶段，发言者异常踊跃，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辩论非常激烈。1月18日，座谈会继续进行，争论更加激烈，气氛异常紧张。赵树理的讲话立场坚定，说理充分，铿锵有力，引起大家高度重视。他援引大量实际事例，深入论证说明文艺通俗化、大众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批评了文化工作者轻视文化普及工作的错误倾向。但是，有人不同意赵树理的发言，说赵树理主张的文艺“通俗化”就是“庸俗化”，讥讽赵树理是“旧派”文人等等。这种观点背离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偏离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艺为现实斗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正确方向。

    1月19日，根据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受小平同志的委托，杨献珍以自由发言的形式代表党组织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高度，论述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及努力方向，指出：“‘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文化工作不能直接歼灭敌人，只有文化工作在广大群众身上发生了作用，经过广大群众，才能变成能够歼灭敌人的物质力量。因此，我们敌后文化工作今后总的努力方向，应当是与现实对敌文化斗争紧密结合，面向落后群众，克服文化工作脱离现实与群众的恶劣现象。”《杨献珍文集》第一卷第37页他历数太行文化界存在的十二种主要错误倾向，从文化工作者的政治立场、思想方法、文艺创作、修养等方面提出要求：“第一，要发扬为大众服务的精神，在行动上表现出真实地为大众服务，这是我们文化工作者在政治上的基本立场。”那种“艺术不能作婢女”的观点，那种以“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自负的艺术观点必须加以克服。“第二，掌握辩证唯物论观察事物的思想方法，也是学习写作的唯一正确的思想方法。”他批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指出，有些人把“天才”、“创作”、“灵感”、“想像力”等字眼，都做了唯心论的理解。天才似乎就是天生的才子，是生而知之、不学而知、不学而能的。创造或创作似乎是无中生有，凌空而来，灵感好像更神秘，不可以言语形容。想像力似乎是乘“纯粹思想”之翼而飞翔于现实之上，海阔天空，任其所之。如果是这样，则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莫如做文艺家了。文艺工作者只有掌握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方法，深入观察现实社会，才能为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充分准备作为文艺工作者所必需的工具。”首先，文艺工作者必须提高自己的知识修养，要有“吸取人类知识总和”的决心，通过多读书、多参加社会实践积累丰富的知识。其次，文艺工作者必须提高自己的文字修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是一种表现工具，文艺家的武器就是笔。“若我们只会写出‘一个热烈的伟大呀’，‘一个凄凉的荒芜呀’一类的句子，那就是在用棉花砣打敌人。”“在文字修养方面，还应学会说老百姓(即“群众”)的话，说老百姓所能懂得的话，说老百姓所愿意说、愿意听的话……。如果我们的艺术作品老是脱离老百姓，那我们永远不会产生出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来。”

    在太行文化人座谈会上，杨献珍和赵树理的讲话，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文艺观，正确处理了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文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等诸方面的关系，批评了太行文艺界存在的错误倾向。他们的文艺观为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宝贵的资料，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文艺路线和方针做出了理论贡献。杨献珍的这篇讲话，发表在太行区出版的《华北文化》1942年第2期上，在文艺界引起极大反响，产生了良好效果。讲话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而且成为阐发杨献珍美学思想的重要文献之一，对于杨献珍思想的研究和我国美学思想研究都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

    1942年7月，彭德怀请负责北方局党校工作的杨献珍去研究工作。由于北方局调查研究室的干部全部在日寇“大扫荡”中牺牲了，彭德怀决定把调查研究室放在党校，由杨献珍领导管理。杨献珍认为应当把调查研究工作与生动活泼的群众思想文化教育结合起来，于是请求彭德怀通过北方局组织部，把老部下赵树理和王春从太行区党委调来。彭德怀亲自出面，赵树理和王春很快来到北方局调查研究室工作，住在党校。赵树理和王春又一次被杨献珍这个“伯乐”所器重，有了更好从事文艺创作的工作环境。杨献珍同他们谈了自己的想法和思路，二人都愿意在杨献珍的领导下从事文化普及工作。这次工作调动，对作家赵树理具有重要意义，成为赵树理文艺创作道路上走向辉煌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哲人杨献珍的慧眼和才识，为赵树理的文艺创作架起了一座通向艺术佳境的桥梁。

《小二黑结婚》出版受阻杨献珍求助彭大将军

    赵树理和王春按照杨献珍的要求，经常深入到附近村庄调查研究，体验农村生活，积累创作素材。当时，太行山群众生活十分艰苦，赵树理和王春与群众同甘共苦，即使在隆冬腊月的严寒季节，他们都坚持住在农村体验生活。杨献珍还清晰地记得：“赵树理第一次从乡下回来，写了一篇东西给我看。我感到不够理想，就说还不能用，又让他们下去，他们俩高高兴兴地又深入到农村群众中去。”《杨献珍文集》第一卷第64页杨献珍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认识论，强调要反复深入社会实践，了解农民，了解农村生活，对赵树理提出了很高的创作要求。

    1943年初春，赵树理从农村回到北方局调研室，把他写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交给杨献珍。小说是赵树理在辽县(现左权县)搞农村调查，了解到农村干部将争取婚姻自由的青年农民岳冬迫害致死的案件，以此为素材和蓝本，结合自己长期农村生活的积累，创作而成的。《小二黑结婚》描述了青年农民小二黑、小芹，为争取婚姻自主，在民主政权的支持下，冲破思想落后的家长二诸葛、三仙姑的阻挠，战胜混入基层政权的坏人的迫害，终于喜结良缘的故事。这部作品是新旧交替中的民主根据地社会现实的生动写照。杨献珍读后十分满意，认为这篇小说艺术地反映了在封建势力的束缚下，进步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具有反封建意义。

    杨献珍当即将这篇小说送给彭德怀看，彭老总看后很满意，然后交北方局妇委书记浦安修看，她也很喜欢这篇小说。随后，彭德怀便将此书交给太行新华书店付印。

    《小二黑结婚》书稿送太行新华书店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因为太行区文化界思想混乱问题仍然存在，宗派主义倾向还在作怪。有些自命“新派”的文化人，鄙视通俗化大众文艺，竭力阻挠这类作品出版，致使《小二黑结婚》出版陷入难产窘境。

    杨献珍见《小二黑结婚》久久不能出版，又去求助彭大将军，向他说明小说难产的原因，请他出面干预此事。彭德怀听后，取出一张纸，挥笔写下“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的题词，以示赞赏和支持。彭德怀将这个题词亲自交给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让他转交太行新华书店。由于杨献珍的不懈努力，彭德怀的支持和干预，《小二黑结婚》终于得以出版。彭德怀同志热情的题词，被刊印在《小二黑结婚》的扉页上。

    《小二黑结婚》出版后，受到太行区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仅在太行区销量就高达三四万册。许多群众自动把《小二黑结婚》改编成秧歌剧，自演自唱，家喻户晓，深受群众喜爱。赵树理成为解决区最受群众欢迎、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但是，这时的太行山区仍然有少数知识分子对《小二黑结婚》持否定态度，冷嘲热讽，认为那只不过是“低级的通俗故事”而已。甚至有个别太行山区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也讥讽小说是“海派”。为支持赵树理这位人民作家，肯定《小二黑结婚》的艺术成就，批判各种错误观点，杨献珍专门给时任太行分局书记的邓小平写信，对有人将群众欢迎的《小二黑结婚》诬蔑为“海派”提出严厉的批评，受到邓小平的充分肯定。

    1943年10月，赵树理在杨献珍的鼓励与支持下，又创作了《李有才板话》。作品描写减租减息运动中农民与地主的斗争，塑造了贫苦农民李有才的形象，并用对比的手法表现了农村干部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作风。《李有才板话》受到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产生了广泛影响。周扬称赞这篇小说是：“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也是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杨献珍文集》第一卷第65页《李有才板话》出版后，杨献珍和赵树理各自奔向新的工作岗位。杨献珍于1944年12月10日离开太行，启程去延安，被分配到中央党校担任教务处第一副主任。赵树理则被调到华北新华书店任编辑，从事创作、编辑工作。

    从这段鲜为人知的文坛轶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杨献珍不仅用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思想给予赵树理极大影响和熏陶，以领导者的身份对赵树理进行具体指导和关心，而且力排阻挠，请求彭德怀、邓小平帮助和关怀，批驳各种错误观点和诽谤，从而给予了赵树理理论上的强有力支持。是杨献珍发现、培养、锻造了作家赵树理，成就了他不朽的名作《小二黑结婚》以及《李有才板话》。哲学家杨献珍和文学家赵树理成为抗战时期太行文化界光彩夺目的双子星座，将永垂中国文化艺术之青史。（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六辑，本文作者杨洪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