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今思昔话治水
在我国水利建设事业中，林一山同志以其突出的贡献，赢得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高度信任，被誉为“党内水利专家”、“长江王”等称号，成为治理开发长江的伟大创业者。
就说长江水利委员会吧，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到今天国内一流、专业齐全的水利机构与高水平科技队伍，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林一山。
再说长江流域规划、南水北调工程，以及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吧，人们还是自然会想到林一山。
还有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平原湖泊蓄洪垦殖综合利用工程、荆江分洪工程、鸭河口、丹江口、陆水等水利枢纽工程的勘测、科研、规划与设计；黄河水沙资源利用的研究与实践等方面，人们亦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林一山的独特创见和丰功伟绩……
林一山在回首毕生往事时说：我从30年代初投身革命大业以来，至今已有六十余年。这几十年中使我最费心力的要算是三峡工程。建国前大约二十来年的经历，包括地下工作、武装斗争和政治工作，自然也都是极其艰险，十分复杂的，但无论哪种工作任期都只有几年，至多十来年；而我所主持的三峡工程的规划、科研与设计工作，竟连续不断三十余年，而且面临的问题都是国内外罕见、是我所承担的其他任何工作不能相比的。由于三峡工程在建国后一提出就有争议，而且日趋激烈，这期间我要用主要精力为之呼吁、奔走和组织论证，以尽力争取从中央到地方到库区人民群众的最广泛的支持，才使三峡工程前期准备工作从未中断地坚持下来，并终于在1992年将三峡工程提上国家建设的日程。此中甘苦唯我心知。
有人问起林一山，你为三峡工程忙碌一生，而且主持完成了与之配套的葛洲坝工程，你却在三峡工程开工之际，完全退身事外，离开你为之奋斗几十年的地方，你在感情上能够断然割舍吗?对此林一山回答：在我任职期间，三峡工程设计工作的基础已经奠定，剩下的问题主要是如何优化的问题。像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样，我深信后继者一定会把三峡工程建设得比我们设想的更好。
毛泽东多次召见林一山
50年代，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兴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尤为关注，曾多次召见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听取对兴建三峡工程的汇报。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乘军舰视察长江时，在二楼舰长卧舱里接见了林一山。
毛泽东很器重林一山，曾风趣地对林一山说：“你能不能找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来给你当助手，帮你修建三峡大坝?”并相见恨晚地对林一山说：“我找了好多年，才找到你这么个人。”还开心地向林一山打招呼：“哦，你这个长江王！”
这天，毛泽东翻开林一山带来的地图，拿起一支红铅笔，指着地图问林一山：“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借点水给北方?”
林一山没想到毛泽东一开头就提出这么宏伟的设想，猛然愣住了。
毛泽东和蔼地问：“从嘉陵江的上游，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行不行?”
林一山镇定下来，摇摇头：“从这两条江向北引水不行。”
“为什么?”
林一山阐述了不行的理由。
毛泽东指着汉江问：“引汉水行不行?”
“有可能。”
“为什么?”毛泽东颇感兴趣地望着林一山。
“汉江上游和渭河、黄河平行，中间只有秦岭、伏牛山之隔，它自西而东，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这就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来兴建引水工程，把汉江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毛泽东抬起头，凝望着窗外的滔滔江水：“南水北调的事你想过没有?”
“想过。”
“你研究过没有?”
“没有，没有研究过。”
毛泽东做了一个果断的手势：“你立即组织勘察，一有资料就给我写信。”
“好，我回去后马上就组织勘察。”
毛泽东又细致地询问了长江的气象、水文和洪水成因的种种问题后说：“怎样才能除害兴利?”
“我们拟定了三阶段防洪方案：第一阶段加固和培修堤防，充分发挥堤防体系的防洪作用；第二阶段建立一批分蓄洪区，用来减少洪灾损失”。林一山展开《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指着图上大大小小的水库标记说，“第三阶段，我们计划在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上逐步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拦洪蓄水，综合利用，从根本上解除洪水的威胁。”
毛泽东高兴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接着又问：“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呢?”
“抵不上。”
毛泽东用手掌连连击向三峡出口处：“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这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林一山兴奋起来：“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
毛泽东又问起三峡工程的造价、工期等问题后，笑着握住林一山的手：“好，我这算了解了长江的许多问题和知识了，谢谢你!”
1954年12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林一山突然被召至汉口火车站，在一节作为会议室的车厢里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的接见。
“三峡工程在技术上有可能性吗?”毛泽东关切地问，并点燃一支烟。
林一山恳切地说：“如果中央要在较早的时期内部署，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是可以建成的。”
毛泽东问：“你的根据是什么?”
林一山做了详细的回答，并着重说明，如果有苏联专家的帮助，我国可以建成三峡工程；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在建完丹江口大坝后，也有经验和技术建三峡工程。
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接着又问三峡工程的地质情况。
林一山欣喜地告诉毛泽东：“我们在三峡拟定了一个新坝区，比萨凡奇拟定的南津关区要好。”
“噢，”毛泽东迫不及待地问：“在什么地方?”
“在三斗坪。”
“什么岩层?”
“根据勘探的结果来看，属于花岗岩地带，只是岩石风化比较严重，勘探30米后，发现了较好的岩层。”
毛泽东忧虑地问：“花岗岩风化最严重的情况会是怎样?”
毛泽东更加焦虑地问：“如果三斗坪坝区有100米深，那么100米以下呢?”
“请主席不用担心，根据岸边勘探，30米深的风化层在这个地区可能是最深的了。”
毛泽东仍然很担心。
“在这个河段上，有个25公里的火成岩坝区，我们刚从几个点线上做了勘探，而在这以上的一段坝区属于片麻岩，还未勘探过。”
“什么是片麻岩?”刘少奇问。
还未等林一山回答，毛泽东笑着说：“好了，好了，片麻岩是花岗岩的变质岩，很坚硬，在片麻岩选坝址没有风化问题。”
1958年初，党中央在南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花了不少时间讨论三峡工程的造价问题。在会议前夕，毛泽东派飞机把林一山接到南宁参加扩大会。林一山在会上作了三峡工程概算问题的汇报。
当年，毛泽东早在“长江”舰上听林一山汇报时，就知道40年代萨凡奇的投资概算是13亿美元，并且认为这个造价并不算高。而苏联专家50年代的造价是200亿元人民币。
其实就在向南宁会议提出72亿的造价时，林一山已授意“长办”设计人员突破常规，研究采用“围堰发电，分期开发”的办法，在施工期间能利用发电收入抵偿一些国家投资。最遗憾的是这项足以解决大型水电工程投资大、周期长的难题，具有技术革命意义的办法，在南宁会议之后才研究成功。这半年之差，竟使工程推后了30年!
“围堰发电，分期开发”的新办法，在我国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苏联专家回国后却对这种办法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终于用在不少大水电站的建设上。据国际大坝资料介绍，苏联的萨彦舒申斯克水电站的大坝高300米，就是采用这种办法修建的。
在三峡工程问题的汇报和讨论基本结束时，毛泽东问林一山：“你能不能写篇文章，让王任重给你当‘政治委员’好不好?”又对李锐说：“你们俩竞赛，看谁写得好。”
林一山写了一篇关于长江流域规划与三峡工程的文章，经王任重阅后转呈毛泽东，再交给陈伯达——他当时是毛泽东办公室的主任。陈伯达当时虽然是党的“秀才”，但对于长江的事似乎很少了解。所以林一山的文章实际上未作修改就又送到毛泽东手上。
同年6、7月间的一天中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召见了林一山。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也就是在泥沙淤积活动下三峡水库可以维持多少年。
这个问题在当时无论是国外和国内，可以说都还没有这么明确地提出过——尽管水库的泥沙淤积现象水工人员也都知道。因此在毛泽东开门见山提出三峡水库的寿命有多长时，林一山回答：“至少可以运行二三百年。”
“这样大的工程，千年大计的工程，二三百年就淤死了，很可惜”。毛泽东听了林一山的答复后沉思片刻，很惋惜地说。
此后，林一山开始对泥沙淤积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经过潜心研究的结果表明：三峡水库通过工程措施，冲淤可以基本保持平衡，长期使用。
根据三峡水库模型试验和数学模型计算成果，三峡水库蓄水运用至50年时，库区泥沙淤积量约为总库容的一半，但绝大部分是淤积在“死库容”内，防洪库容可以保留96．3％，调节库容可以保留84．8％；50年以后，淤积逐渐平衡，每年有冲有淤；到100年时泥沙冲淤变化即可平衡，防洪库容可以保留87％，调节库容可以保留82％，水库除害兴利的正常运行可以长期进行下去。
这项研究成果出来后，林一山写成报告先面呈周总理。周总理事无巨细，凡是需要再转呈的他都特别细心，又要求用大的铅字和制版附图重印这份报告。没想到这么一点要求当时在武汉找厂家也有波折，直拖到1966年春天才交给周总理转报毛主席。转眼之间，一场破坏性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而且蔓延10年之久，林一山也就身不由己了。但他对水库长期使用问题的深入思考并没有停止，后来他再加以完善把这个报告正式改题为《水库长期使用问题》。
在毛泽东提示下进行的水库长期使用问题的研究，当时已经成为河流学和河流泥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个命题稍后几年在研究葛洲坝工程的泥沙淤积问题时进一步深化，更增加了三峡水库长期使用的可能性。
1958年9月11日拂晓，湖北省委通知林一山立即去东湖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林一山去后等候了一个上午，直到午饭后毛主席才在会议室里会见林一山，要林一山再向他汇报三峡工程的泥沙问题。毛泽东对林一山在泥沙问题上能做出肯定的回答，显然表示满意。因此汇报结束后不久，他要林一山陪他逛逛武汉三镇。林一山至今仍然记得，那正是中午时分，他随同毛泽东从东湖来武昌长江大桥桥头下，在江岸下车稍停片刻后，换乘一艘早已等候的专船。在他们上船之前，张治中先生已在船上。毛泽东一上船便顿生游兴，要畅游长江，并邀陪同者下水助兴。毛泽东这次武汉之行，几天后(即这年10月1日国庆节)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新华社的消息，其中也包括林一山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
毛泽东多次召见林一山询问三峡工程，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持研究三峡工程，且为兴建三峡工程赋诗抒情，这在其他建设问题上是极少见的。一个水利工程对于这位叱咤风云的伟大革命家和中国最高领导人，为何有如此大的吸引力?道理很简单：新中国初建，百废待兴，必须在我国经济建设这盘棋上，落下关键的一子。而这一子又非同小可。回顾前瞻，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只有当这些问题都能心中有数时，这着棋才能万无一失。毛泽东通过前后数次与林一山不拘一格的谈话，在对三峡工程有了基本了解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央对三峡工程的指导方针：“积极准备，充分可靠，有利无弊”。
难忘的日子
1970年12月24日，敬爱的周总理亲笔向毛主席写了《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报告》。
两天后的凌晨二时半，毛主席在他七十八岁诞辰日作了意味深长的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1971年元旦，葛洲坝水利枢纽第一期工程动工。但是，这样一个巨大的工程，工地上却没有一个总工程师，设计图纸上没有负责人的签名。工程实行的是所谓“三边政策”(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导致了三大恶果：质量差，进度慢，浪费大。
1972年11月，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同志带着工地的同志赴京汇报，以解决设计和施工中急待解决的问题。
这时，周总理重病在身。他老人家忍着病痛，先后三次亲听汇报，并当机立断下令葛洲坝主体工程暂停施工，指定成立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由林一山任委员会主任，负责修改工程设计。
周总理对林一山寄予了厚望，林一山像出征的将士一样庄严地说：“总理，请放心!也请您报告主席，我林一山一定要把葛洲坝修起来！”
林一山临危受命，领衔主演葛洲坝工程这一出难以唱下去的戏。
戏还没有正式开场，林一山发觉自己的眼睛越来越不对头了。
一天深夜，他正起草一份给周总理的报告，字迹在眼前模糊起来。他以为是眼花了，使劲眨了眨眼，还是驱散不了那反映在视网膜上的阴影。
第二天，他顾不得许多，还是风尘仆仆赶到葛洲坝工地。
回到汉口，发起了高烧，林一山这才发现，眼睛里所看到的一切，突然都变得扭曲倾斜了。
一个不祥的预测在医务人员那里讨论着。
经眼科专家会诊，初步诊断为右眼脉胳网色素瘤。医生建议林一山好好休息，可他放不下手中的工作。
他一边吃药一边召集人马，正式成立了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并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了工程技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经过五天讨论，会议确定了技术上主要由长江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负责，并依托几个科研基地，它们是：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和西北水利科学研究院等；确定了技术上民主决策的制度，即对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充分听取，不搞少数服从多数，而实行“大国一致”的原则，就是主要科研单位基本取得一致意见再作决策；委员会形成了决议，同意的共同签字，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并写出书面意见附上；会议写出了《关于修改葛洲坝工程设计的报告》并决定停工两年，重新设计。明确重新设计工作由“长办”负责。
11月21日晚，周恩来、纪登奎等人第三次听取了汇报，这次时间稍短，从晚上5点45分开始，9点20分就结束了，共三个半小时多一点。
这次会议基本上是林一山主讲，周恩来总理不时插话。相比前两次，这次会议是轻松的，周恩来恢复了以往的和蔼，对上次批评过的一个同志问长问短，哪里人?多大年龄?何时参加革命?在哪里上过学?搞过什么水利工程?在延安干些什么工作?问得亲切，也详细，让人感到温暖。他还语重心长地说：“20年来我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一个水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然是外行，也要抓。”他告诉大家要注意总结经验。他侃侃而谈，说到了都江堰，说到了大运河，说我们国家水利建设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经验，要好好总结。说我们不能顾此失彼，不能急躁。20多年来，水电工程多次犯急躁情绪，屡犯屡改，屡改屡犯，我也没有能顶住。还检讨了国务院的批示，助长了急躁情绪，提出要反骄反躁。
这一次，周恩来没有批评任何人，更多地是审视历史，反思以往，检查自己。这位73岁的老人，完全以一个历经沧桑的长者和亲密无间的同志态度，与大家讨论问题。
他也清楚，把林一山推到领衔主演的位置，国务院有些部委的同志虽然赞同，但感情面子上不一定好接受，也顺便地做了些安抚。
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发现，林一山出汗了。他知道林一山在毛泽东、刘少奇面前也是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的，他不是紧张，必定另有原因。周恩来听明白基本规划以后，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了。
他让林一山留下，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林一山说：“没什么，眼花缭乱，一看笔记，头就昏昏的。”
周恩来指示，要抓紧看，有病不能耽误。细心的周恩来让工作人员去打听了林一山的病情，当他获悉林一山可能是眼癌时，心情非常沉痛。他明白自己已是癌症缠身，恐怕很难看到葛洲坝竣工的日子了，好不容易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了头绪，让反对先建葛洲坝的林一山挂帅出征，刚刚披挂整齐，竟然又遭癌魔袭击!
周恩来让秘书尽快通知医院，查清林一山病症，以便确定治疗方案。长江上的事，还离不开林一山，葛洲坝工程非林一山莫属。他不能想象，没有林一山，工程会是什么结局。
林一山到医院草草看了一下，就急急忙忙“招兵买马”去了。他看出了医生们神色不对，却不相信病有那么严重，他认为既然天降大任于斯，那么大业未尽，命不该绝，葛洲坝建不成，马克思是不会收留他的。
林一山积极组织有关技术力量，并正式聘请张光斗、严恺、张瑞瑾三位教授为工程的技术顾问。
至于“长办”的设计人员如魏廷琤、杨贤溢、文伏波、曹乐安、洪庆余等人，都是林一山的左臂右膀。林一山敢在国务院会议上领军令状，也是依仗自己身后这支雄厚的技术队伍。
1972年底，林一山偕张光斗、张瑞瑾等诸位专家，轻车顺风，到葛洲坝工地研究了总体布局方案，就解决通航、发电、泄洪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林一山一心扑在工作上，由于没有得到好的休息，他的眼睛越来越看不清东西了。
这时他住进了同仁医院，一边检查眼疾，一边主持第三次技术委员会。
第三次技术委员会开了12天，大坝轴线终于确定下来。林一山高兴地向总理写了报告。
但是眼睛的问题，还迟迟下不了结论。林一山决定先回武汉安排一下工作，再去上海检查。
离京之前，周总理派他的秘书刘冰清到医院来看望了林一山。刘秘书说：“周总理近来很忙，抽不出时间来，他让我来看望你。”
林一山感激地说：“谢谢总理，也谢谢你。请你转告总理，请他多多保重。”
林一山知道总理有病，但不知道总理患的也是癌症。
对总理的病情，李先念副总理心里十分清楚。湖北那边报了张体学肝癌，现在林一山又患了眼癌。葛洲坝三个最关键的人物：统帅、战将、参谋长，竟一下子全患了癌症，怎么能不让李先念心急如焚。
李先念命令林一山放下工作，到上海华东医院接受检查治疗，并请去了北京、天津、南京、武汉等著名的眼科专家。几番会诊，确定了治疗方案。李先念要求专家们，一定要保住林一山，力争能保住一只眼睛。
为了争取时间，尽快确诊，专家们建议先做右眼球后透照手术检查。如确诊是癌，就当即摘除眼球；如不能确诊，尚可缝合观察。
周恩来打电话询问，李先念亲自催促，专家们越发不敢轻易动手了。
林一山的时间耽误不起，他请求大夫说：“你们知道周总理、先念同志为什么这么关心我这双眼睛吗?这是为毛主席亲自批准的葛洲坝工程呀!你们大胆地挖吧，就是挖错了，无非是多瞎一只眼睛！”
他停了停，斟字酌句地说：“跟你们讲个老实话，我瞎了一只眼睛，能把葛洲坝修起来；两只眼睛全瞎了，我闭着眼睛，照样把葛洲坝修起来!要是我死了，葛洲坝建不成，我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周总理呀!”
林一山说得很动感情，说得主刀的专家、医生和护士们都落了泪。
手术方案终于报上去了，李先念副总理批示同意，报请周总理决定。
周总理仔细看了这份报告，在只有两页纸的报告上，划了11处着重号的粗线。最后批示：“同意，请卫生部注意联系，并请北京工农兵医院派人协助参加会诊和治疗。”
林一山手术之后，正值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有关会议的情况，他是手术后用一只眼看新闻记录片时了解到的。
1974年9月，国务院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同志在京主持召开葛洲坝工程座谈会，讨论最后完成的初步设计工作，研究复工问题。大家一致认为，主要技术问题已经解决，葛洲坝工程可以复工了。
经报国务院批准，10月20日，葛洲坝工程局在工地召开大会，庆祝主体工程复工。
1975年12月，林一山代表技术委员会在葛洲坝召开第二次现场会，审查二江泄水闸、二号船闸、二江电站水下部分、纵向围堰等单项初步设计。参加现场会的有水电部、交通部等11个单位130余人，大家对工程的设计、地质基础条件及其技术处理基本同意。
林一山舒了一口气：可以向总理报个喜讯了!
会后，林一山又赶到贵阳处理一件重要事情。然后返京汇报。路过武汉时，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电话竟是总理办公室打来的。总理办通知林一山，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于1月8日逝世，要林一山立即回京，参加向周恩来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林一山惊呆了。手术后深深陷下去的眼窝，居然痛哭不出一滴泪水。（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七辑，本文作者陈志宏、刘崇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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