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胡拓先生

2014-09-15 21:4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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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15年12月4日，父亲出生在松滋县老城镇西门河一户家境较为殷实的家庭。那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军阀混战的黑暗年代，1927年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一次合作后的革命浪潮也席卷了松滋。12岁的父亲加入了儿童团，参加了高唱“打倒军阀”的革命歌曲和禁烟、禁赌、禁娼、禁售洋货的活动。这是父亲少年时最早接触的革命活动，对他以后的人生走向产生了很大影响。

    20世纪30年代的松滋老城，虽为县治，但落后、愚昧、交通闭塞，窒息得人喘不过气来，面对这一现状，父亲怎么也安分不下来。1935年，父亲到武昌育杰中学读高中。同年，北平爆发“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很快影响全国。12月20日，武汉学联决定罢课游行示威，响应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为阻止学生联合行动，武汉国民党当局封锁了长江。父亲与愤怒的武昌学生们秘密分散租小船深夜渡江，与汉口学生汇合，组成浩荡的游行队伍向日租界进军，途中遭到国民党当局荷枪实弹的阻拦。游行队伍又满腔怒火地折向江汉关一带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不流血谁流血，我不牺牲谁牺牲”等口号。不久学联又组织化妆宣传团奔赴农村。父亲参加了一支20来人的宣传队到葛店一带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一二·九”运动像一道闪电，划亮了民族危亡的天空，同时也点燃了父亲的人生火把。从此他高擎起这人生的火把，汇集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追求进步，追求光明。也正是“一二·九”运动火与血的洗礼，父亲拿起了诗的投枪，刺向黑暗的中国社会。四年后，“一二·九”运动的壮烈情景仍在父亲胸中澎湃着：“……在中国啊，汹涌着十二月的行列，奔腾着十二月的步伐，像海燕，把暴风雨迎候。”这首发表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上的《十二月的行列》，是现在可以查找到的父亲的早期作品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因为有了“一二·九”运动的奠基，同年11月父亲毅然投笔从戎，在中共地下党皖南特支的领导下，做战地宣传员，不久这支队伍归并到新四军的行列。在皖南岩市，父亲见到了他一生景仰的陈毅元帅，并在新四军军部大院聆听了陈毅元帅幽默激昂的形势报告。在新四军里，父亲经曾任北平学联主席的黄诚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与吕蒙——一位才华横溢的热血青年（解放后曾任上海美协秘书长兼上海画院院长），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

    1938年6月，父亲随皖南特支委员谢云辉到武汉办事，经组织批准回家探亲，假后重返皖南时，因日军进攻武汉，交通断绝，重返皖南顿时化为泡影，从此父亲又与共产党员这个他毕生向往的光荣称号失之交臂。几十年后，当父亲回想起这段往事时仍痛悔不已：“我怎么会生出回家探亲的念头?组织上居然就批准了呢?如果不离开皖南，有可能在皖南事变中被打死，也可能突出去。”在那个民族危亡的战争年代，对一个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来说，生与死也许并不那么重要，而真正使父亲痛悔终生的是因他离开皖南，从而脱离了党的领导。

    因搭不到重返皖南的轮船，父亲滞留在宜昌，后辗转到建始师范读书，与冀访(著名作家、诗人，文革后任浙江省文联副主席)同班，一样的热血，一样的追求，一样对诗歌的挚爱，两人很快成为莫逆之交。他们在学校编印油印刊物《诗歌与版画》，发泄国仇。毕业后，学校地下党负责人黄宽成(父亲在“一二·九”运动时的战友)介绍父亲和冀访到宜昌分乡小学(附设初中班)教书。在校期间，父亲与冀访、邹获帆(著名诗人，文革后任《诗刊》主编)、吕剑(著名诗人)和马琴等人编印小型文艺杂志《野火》宣传抗日救亡。武汉沦陷后，日军对鄂西地区狂轰滥炸，父亲目睹了祖国河山惨遭蹂躏，人民大众生灵涂炭的悲惨景象，他用诗歌控诉侵略者的罪行，用诗歌鼓舞民众打击侵略者。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请月亮广播》、《十二月的行列》即是他这一时期的作品。

    1940年父亲随着流亡的人流来到陪都重庆，在重庆市立第二小学任教，因不满校长压制学校的进步活动，被校方解职。一怒之下，父亲写了题为《国家还要不要我们师范生》的控告文章寄给《大公报》。《大公报》不但没有刊登控告文章，反而将文章转给社会局。社会局长包华国下令传讯父亲，父亲连夜躲到好友绿原(他当时在重庆钢铁厂管图书，文革后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那里，才逃脱了传讯。这时父亲想到了《新华日报》，便与绿原一起到华龙桥《新华日报》社找社长潘梓年同志，要求参加《新华日报》的工作。潘梓年说：“报社编制目前尚无缺额，一旦有了再找你们。”父亲明白潘梓年对他们这些进步青年婉拒的真正原因——在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秘密工作纪律。父亲只好离开重庆，后又到南川第七儿童保育院任教。

    保育院专门收养因战乱而无家可归的少年儿童。这里聚集了很多进步人士，同时也有国民党特务混迹其中。父亲与进步人士的频繁接触，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不满国民党压制民主、反共磨擦行径，再次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父亲时刻感到有一双阴森的眼睛在盯着他们这批爱国热血青年，这双阴毒的眼睛他在重庆也经常遇到。因此这“不属于我们人类的眼睛”注定要出现在他愤懑的诗歌里，而且以《眼睛》冠以诗名。如果说这之前父亲尚对国民党当局抗日抱有幻想的话，那么从大雾弥天的重庆来到他同样感到黑夜森森的南川，他的那一丝幻想已荡然无存。他感到40年代的中国“如同一口老旧而巨大的锅底，漆黑漆黑的”，“而使人对白昼产生酷爱的是夜啊，使夜行者警惕着脚步的是夜啊，使人群烧起通红通红火把的是夜啊”，这是他思想的升华。侵略者吞噬着他的祖国，而国民党的反共专制统治更如夜一般的黑暗，他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要为夜唱一支葬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批文化人士齐集桂林，父亲也慕名前往。在中共地下党员郑思(解放后曾任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介绍下，父亲参加了一系列进步文化人土组织的活动，有幸见到了茅盾、田汉、聂绀弩、孟超、许幸之、芦获以及胡风、梅志夫妇。桂林进步的文化氛围使父亲受到熏陶，他在桂林创作了大量宣传抗日救亡、抨击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诗作，发表在《诗创作》、《文化生活》、桂林版《大公报》、《诗垦地》、《国民公报·文群》副刊等报刊上，在桂林小有名气。《诗创作》社为父亲的诗歌编了一个专集《夜的葬曲》，并刊登了出诗集的广告，但被国民党的审查机关扣押扼杀了，诗稿查无下落。父亲为此愤然写下了《敲打着时代键盘的低调》一诗。在诗中，他抗议国民党当局“扼住了我的喉咙，在我和人民之间堵上了一面墙，不准我歌唱”。父亲悲怆地呼喊：“我背负着我的诗囊，在凛冽而幽暗的国土上蹒跚踉跄。”然而，这次桂林之行没多久，时局便又发生了变化，父亲不得不再赴重庆，由张渊泉找吴裕光(又名吴荫棠，解放后在九江石油公司工作)介绍到白市驿国民党空军“新生社”任文化干事。

    在此期间，白市驿空军第四飞机修理厂机械士梁宜苏主动与父亲联系，最后和沙坪坝空军油库的一位姓张的地下党同志接上了头。从此，父亲皖南一别后，重新和党取得了联系，定期汇报并接受组织上的安排。1945年7月，父亲被提升为空军四大队中队指导员，接触到空军的机密情报。这年8月，父亲获取了国民党空军轰炸八路军、新四军防地，阻止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的绝密情报。由于情况紧急，为防止出现意外，父亲直接把情报送到了《新华日报》。同月，《新华日报》刊登一条“代邮”：“胡拓先生大稿收到，望继续赐稿。”(当时父亲在国民党空军里用的是胡明清的名字)9月初，空军油库的老张通知父亲到重庆德新里39号“星庐”(南方局地下党组织的掩护机构)参加秘密会议。会议由南方局青年组负责人张黎群(文革后在中纪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主持。会议决定成立农村工作组，指定胡晓风(解放后曾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任组长，成员有吴子敬(吴能让)、胡拓、陈坚及另一对夫妇。工作组到万县武陵开展工作，以办中学为名，发动群众。1946年3月形势恶化，武陵农村工作组有暴露的危险，南方局决定工作组撤离。胡晓风、吴子敬回重庆。因父亲在空军中送过情报，又突然离开空军，必然引起敌人的注意，再回重庆也有暴露的危险，组织上果断决定胡拓夫妇回湖北松滋，由组长胡晓风继续与之保持联系。胡晓风与我父母的联系一直保持到1948年。父亲回松滋后，在老城小学任教时教学生唱的歌曲的一部分就是胡晓风写信联系时随信寄来的，包括胡晓风自己编的《民歌初集》、《民歌二集》，还有陕北的秧歌。后来胡晓风与我父母的联系突然中断，这件事直到1982年胡晓风同志还深怀歉意。他在写给我父母的信中说：“是我没有把你们的关系接洽好，致使你们在黑暗中感到茫然。”与胡晓风失去联系固然使父亲感到茫然，但重返故里的父亲，已不是当年扛着铺盖卷到外面求学的少年胡拓了，共产主义信念已深入到他的骨髓中。

    在新中国黎明前的黑暗里，父亲母亲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摇旗呐喊，为已经看到的新中国的曙光欢欣鼓舞。他们向学生家长发“快邮代电”的传单，控诉国民党县政府搜刮民脂民膏，取之于民，而不用于民，呼应国统区“反饥饿、反迫害”斗争；他们教学生唱《翻身谣》、《山那边有个好地方》、《古怪歌》；他们组织进步师生在老城街头演《雷雨》、《放下你的鞭子》及影射国民党蒋介石的《你这个坏东西》，甚至带领师生扭起了陕北传来的《朱大妈送鸡蛋》的秧歌。父亲母亲的这些活动触动了敌伪的神经，伪三青团县团部头目(此人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给父亲写来恐吓信，内书：“找你借二十八吊”(“二十八吊”意即共产党的“共”字)，父亲并没有被吓倒。解放前夕，父亲召集进步青年吴成密、赵子容、胡垦等密商派胡垦(父亲的胞弟)带着他们共同起草的欢迎信偷渡到江北去迎接解放军过江南来。虽然因长江被封锁未能成行，但父亲及其周围的一批进步青年对解放的渴望，对新中国的向往十分迫切。1949年7月，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松滋的国民党残余势力纷纷溃逃。当时老城还未被解放军接管，父亲再也抑制不住胜利的喜悦，在老城古楼下贴出了《解放颂》的街头诗迎接解放。满目疮痍的祖国，灾难深重的民族，暗无天日的劳苦大众，尤其是为了改变这一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父亲也投身其中的伟大革命，这一切交炽在他心中，在解放到来的这一刻全部迸发出来：“救星来了!救星来了——，地狱坍塌了，枷锁粉碎了……太阳的光辉，多么灿烂，自由的大气，何等舒畅，解放的大地格外宽广，阳光下的山河分外明亮，压抑得太久太久的生命啊，多么渴望发热闪光，……桎梏得太沉太沉的脚掌啊，多么盼望迈步在金光大道上……，红旗招展——那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7月28日，为接管松滋在应城组建的新中国首届县政府，在饶民太县长、丁野政委和杨致远部长的带领下，随解放军抵达新江口。父亲连夜由老城赶往新江口向饶县长、丁政委和杨部长报到。

二

    1949年7月的一天，在新江口银行的小楼上，接管松滋的三位共产党人接待了匆匆赶来的父亲。他们认真听取了父亲对自己历史情况的汇报和当时老城以及松滋的一些情况。三位首长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后，要父亲写下一份约30人的进步人士名单，这当中有杨启鼎、吴成密、赵子容、董方林、刘凤起、魏大毅、胡垦等人，他们不久就成为松滋解放后的第一批工作同志，或参加宣传队，或从事其他的工作。丁政委热情地留父亲吃了饭，这使父亲万分激动。他深深地感到，家乡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诞生，没有什么比投身为新中国工作更为神圣的了。他以满腔热忱投入到党安排给他的工作中。

    在县委的部署下，松滋县建立了学校接管组，指定刘民哲和我父亲担任正、副组长，成员有刘开义、刘兴汉等。父亲率组到磨盘洲接管简易师范，主持开课。为配合土改运动，丁政委又安排他到老城，以老城小学和另一所学校部分师生作班底，排演了大型歌剧《血泪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伪自卫团副团长邹屏夏溃逃到团岭一带的山里，饶县长了解到父亲与邹屏夏有亲戚关系，即派他去做劝降工作。父亲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到山里说服邹屏夏到新江口向人民政府投降。父亲积极工作，经受了组织的考验，他被县人民政府任命为县民政科副科长，饶民太县长亲自为他颁发了委任状。

    1950年2月，父亲受县委、县政府之命负责筹建县文化馆，并被任命为第一任文化馆馆长。同年他出席省文代会，当选为省文联执委，以后又兼任县文工队长、县文联主席，当选为县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常委，1959年以后的历届县政协常委、人大代表和县人委委员。1957年，父亲负责筹建县图书馆任馆长，1962年图书馆、文化馆合并后再任文化馆长。解放后的繁忙工作，丝毫没有影响父亲作为一个诗人的创作激情，只不过他调整了自己的创作思路，紧密结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讴歌新中国。

    解放后至文革前的十几年中，他创作了大量的歌词、快板、朗诵诗、小演唱、活宝剧、独幕剧、多幕歌剧以及其它演唱材料。土改时，他遵照县委的意见创作出七场歌剧《诉苦串联》在县内演出。他的朗诵诗《新中国在成长》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抗美援朝时，他创作了《打败美国强盗头》。自1953年开始由文化馆负责撰稿编辑的《演唱材料》同样浸透着他的心血，《演唱材料》长盛不衰，为松滋人民所喜爱。这一年他患了很严重的肺病，组织上把他送到武汉治疗，动了大手术，切了肺，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痊愈出院后，父亲深情地说，没有党、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他的第二次生命。

    1955年发生了轰动全国的胡风事件，因他在桂林见过胡风，又与胡风集团圈子里的冀访、绿原等人是旧友，加上他解放前经历较为复杂，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组织的审查。组织上经过严肃认真的外调审查后，1957年2月作出结论：胡拓不是胡风份子，他解放前追求进步、追求党，解放后积极为党工作。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澄清，组织上对父亲更加信任。

    1957年他创作的“滚灯舞”歌词在《湖北日报》发表。“滚灯舞”是农民演出来的乡土节目，在松滋文艺工作者的精心培育下，从县里演到地区，从地区演到省里，一直演到首都北京。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党和政府又给予了父亲特别的照顾，发给了高级知识分子优待证，以帮助他渡过难关。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和关怀，让他刻骨铭心。他感到，只有呕心沥血地工作，才能报答党和人民。1960年父亲创作了6场歌剧《胡才轩》，在县内外演出。1962年与王顺德，胡竹安联合创作了《危水巨变》，还有《红旗标兵》、《肥料问题》、《无孔不入》等配合形势的小剧。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父亲怒不可遏，创作了活宝剧《活捉蒋介石》，以泄其怒。1964年，父亲带领文化馆工作人员组织街头幻灯宣传活动。他觉得用幻灯宣传党的中心工作，形式新颖，操作简便，群众喜欢。每当黄昏来临，文化馆所在地街对面房屋的墙面上就挂上了银幕，这边文化馆二楼的窗口就架好幻灯机。夜幕降临，人民群众闻声而来，聚集街头，幻灯宣传就开始了。父亲的普通话讲得不好，但他经常主动担任幻灯宣传的解说员。有一次幻灯宣传的内容是《刘介梅忘本回头》，他担任解说员，随着故事的发展，解说到动情之处，父亲声情并茂，调动了街头群众的感情。

    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县委在双龙大队办了点，文化馆也随县委在双龙办了文化点。父亲常在点上工作，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身体动过大手术，体质差，通过参加劳动，实实在在感觉到了与贫下中农的差距，也就有了许多心得体会。回馆后，在馆里的心得体会交流会上，他很坦率地谈到了参加劳动的体会：有时与贫下中农一起劳动，因身体差，很吃亏，实在难以坚持，就望望天上的太阳，但总高高地挂着，心想要是太阳早点落山就好了（那时农村的出工与收工，一般情况下是以日出日落为标准的）。父亲在心得交流会上谈到的希望太阳早点落山，是盼望早点收工的意思。然而文革中，他的这一番心得体会却被上纲为“诅咒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快点落山”而遭到劫难。

    在父亲的悼念仪式上，一位文学青年写的挽联中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句话，这是对父亲很公正的评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父亲在担任文化馆、图书馆领导职务期间，没有染指“公家”的一分一文，一点一滴。他文革初被揪出来，交出了馆里的办公桌椅后，就只剩床上的铺盖和随身的衣服了。当他从点上被通知回馆参加运动时，他已被大字报的汪洋大海所吞没。伏案沉思，走进新中国的十七年，他问心无愧，也无怨无悔。在迎头打来的狂涛面前，他相信自己，更相信伟大的党。

三

    1966年初夏，夏天的酷热还迟疑着脚步，而松滋县城的新江口，政治高温已烘烤得人们喘不过气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有一张醒目的大字报，题目很有轰动效应：北京有大邓拓，松滋有小邓拓，副题同样毛骨悚然——揭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拓的反动嘴脸。父亲在文革的第一冲击波中被揪了出来，接下来便是一拨又一拨地戴高帽游街、陪斗、赔罪。究竟挨过多少场批斗父亲自己也记不清了。因为在文革中，父亲除了本身“罪大恶极”，经常被批斗外，而且在批斗松滋县党政领导干部时，父亲作为他们的班底，无一例外地揪去陪斗、赔罪。随着批斗的加剧，拳打脚踢、皮带抽打应有尽有。有时，父亲被拳打脚踢、皮带抽打得几天不思饮食。后来有人觉得胡拓这么一个三反份子，居然还拿着每月60余元的高薪，是不可忍，断然把他的工资降为13元。此时的父亲上要供养老母，下有未自立的幼女，生活难以为继，这使他极为悲愤。他的工资待遇是党和人民对他的关怀，三年困难时期，国家那么困难，党和政府还特别照顾他，让他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以渡难关。他愤然上书时任松滋县革委会主任的县人武部部长马金钟。马金钟同志没有给父亲回信，但问题很快得到解决。马金钟同志在处理父亲来信时说，我们共产党连俘虏都优待，怎么能这样?这类问题只能留待运动后期处理。这使父亲更加坚信党的伟大，党的政策的伟大。他后来回忆说，共产党的伟大绝不会因少数人的玷污而失去光辉。那时父亲被戴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份子”、“胡风份子”、“漏网右派”、“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多顶大帽子。

    1968年岁末，父亲再次被揪到县电影院的舞台上进行批斗。那次批斗会搞得很正规，也很专业。但在批斗过程中却出现了组织者很不愿意看到的意外。当批斗人员拿着批斗稿慷慨激昂地批斗到“胡拓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时刻痴心妄想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早日落山”时，父亲一反常态，昂首挺胸，对批斗人员怒斥道：“弥天大谎!”会场顷刻骚动起来：“打倒胡拓!胡拓不老实就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随即跳上来两条汉子，架起父亲的“飞机”。父亲仍倔强地扬起头，冲批斗人员高喊道：“我不知比你强多少倍地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父亲终于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了一只脚，而他不屈的声音仍在批斗会场回响。文革后，父亲在《在边缘上》的自述文章中谈到了文革时期的这些遭遇，他写到：“在文革中，我什么都能忍受，拳打脚踢，皮带抽打，‘架飞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唯独不能忍受的是诬陷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因为这是我毕生为之追求的信念，即便是拿刀劈开我的胸膛，里面也只能是一颗赤诚的心。”

    1969年父亲被送到红旗大队劳动改造，为防止出现意外，特别把他安排到贫协组长家里进行监督。贫协组长叫兰良植，年逾六旬，脸上爬满的皱纹证明了他的饱经风霜。然而历史却开了一个令人捧腹的玩笑。这两位有着天壤之别的人生经历，身份亦惊人悬殊的老人，一段时间接触下来竟然情同手足。父亲也正是在这里特别深入地、贴近地、推心置腹地接触到纯朴、善良、吃苦耐劳的中国农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虽然改造的劳作很艰苦，可这却是他文革中心情最开朗的一段时光。这段时光使得他对劳动人民的情感进一步升华。他晚年诗作中不可抑制的感情之源，也有这时的一支涓流。《把土地看作黄金的人》也就是于此时隐隐在他心中涌动的。他与兰良植老人的交往，超脱了现时的桎梏。1973年当他从“五七”干校返回时，全家人已无栖身之地，他自己更是一无所有。为全家人找一处安身之地，成为他从不曾有过的奢望。七拼八凑之后，即使建一间最简单的房子，也还有很大的缺口。情急中，他想到了兰老。兰老全家倾全力相助，建起了父亲后来称之为“半山亭”的简陋房子。他在这所房子里渡过了晚年岁月，自费编辑出版了《太阳照在她头顶上》的诗集。

    后来父亲被转送程家冲“五七”干校继续劳动改造。校方给他安排了一桩防止鸡、鸭、麻雀糟蹋田间粮食的任务，劳作时间虽然很长，从日出到日落，但很适合他的身体状况。他在田间的土埂上穿梭，时间久了就自然地在脑海中默诵出些诗句来。他晚年诗作中就有这些默诵诗句的影子。

    1971年父亲在干校突发肾绞痛，而使他刻骨铭心的却是病痛折磨之外的另一件事情。在多方奔走之后，他获准到沙市做肾切除手术。那时对社会流动人员控制得很严，如果没有地方或单位的介绍信，出门在外就寸步难行。开介绍信之前他忧心重重，担心像他这样的政治身份，开介绍信时会注明。硬着头皮去开介绍信，但结果却使他为之一振，工作人员在介绍信姓名的空白处填上了胡拓的名字，并未划掉后面的同志二字。他捧着这张沉甸甸的介绍信，不禁百感交集，不能自己。自1966年他被揪出来后，这是他的名字第一次被别人郑重其事地填写在同志二字的前面。这次手术成功地切除了他的一只肾脏。十余年后，因为失去了这一只肾，最终诱发了他的尿毒症。在卧床不起的日子里，父亲仍清楚地记得这次开介绍信带给他的欣慰。因而张诚副部长在父亲去世后，特别叮嘱在花圈的款条上一定要写“悼念胡拓同志”就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

    1973年父亲从干校回到原工作单位，随着大批老干部重新出来担任领导工作。文革初期的极左疯狂有所抑制。时任文化馆党支部书记的邓华春对父亲动了侧隐之心，让他出来担任文化馆的事务长，这在当时也是要具有胆识的举动。事务长是与民生有关的大事情，这对父亲来说不亚于写诗的艰难，使他丝毫不敢对这一工作掉以轻心，以致于打酱油、打豆瓣酱时他必须带上眼镜高度警惕地看里面是否生了蛆，掉进了蚊子。这以后，父亲又被安排到管理阅览室和藏书室借阅图书的岗位上。在承担图书借阅工作的同时，他还握有发放借书证的权力。为发放借书证，母亲和他吵了一场，几年后母亲还耿耿于怀，指责他正统得不可思议。原因也并非他顽固坚持不给母亲办借书证，而是他已经给儿子办了一个借书证，而认为母亲如要借阅图书完全可以用儿子的借书证，不能过分特殊。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子女们给父亲找来一份中央下发的“四人帮”罪行材料，他看后沉思良久，对子女们说：十年，一个人的十年，一个民族的十年，一个国家的十年，国之不幸啊!“四人帮”不垮台，天理不容!这一年父亲61岁。

四

    1977年春节，松滋下了一场瑞雪，在人们欢度春节的时候，文化馆的一行人踏着瑞雪，来到父亲的“半山亭”家中给他拜年。这久违了的民俗礼节，似一缕春风，轻抚着父亲的心头。虽然此时，文革中泼在他身上的脏水尚未洗尽，带给他的伤害尚未抚平，但他都不屑一顾了。在那共和国主席都在劫难逃的日子里，他的遭遇又算得了什么?文化馆的同志们向他祝贺新春之后，又热情地邀请已退休在家的他出来做一些工作。1975年的退休，对父亲来说很无奈，有很多在他看来的不实之词，也很不符合逻辑的东西写进了对他的结论。他据理力争之后，仍然如此。好歹把他划为人民内部矛盾，也算不幸中之大幸了。毕竟那时，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被“四人帮”糟蹋得一蹋糊涂。父亲自然很高兴地接受了同志们的盛情邀请，与另一位同志一起跑遍了松滋革命老区的山山水水，调查松滋革命斗争的历史。1979年由他执笔的《松滋革命历史大事记》打印稿得以完成。同年《青海湖》杂志发表了他的诗作《冬日的林子》，这是他文革后仅有的带有伤痕的诗作。读罢全诗，使人感觉到诗人蓬勃的生命力量和对未来不可摧毁的希望。

    “不要为冬日的林子悲伤，虽然严寒把叶子搜刮得精光，雪地里的根须却长得更加倔强，而累累籽实尚在枝头豪迈地摇晃——，一旦瓜熟蒂落，必然生根发芽，再度开花结果，更多几树婆娑。”父亲以这样的心态走进了他人生的最后十年，其实早在1976年迎来十月的胜利，他心中就已是一片蓝天。他满怀胜利的喜悦写下《雨后》：“招架不住风暴雷电的重重捶击，痛定思痛，大地浑身淌着泪——，蓝天掏出彩巾把乌云掸去，使得大地破涕为笑，让泪水灌溉土地。”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参加了很多活动：担任诗歌大赛的评委；与青年文学爱好者交流；古籍善本书的普查；参与松滋县对宪法草案的修改；给他以前工作战斗过的地方回忆整理文史资料；担任街道活动辅导员，甚至被聘为人民调解员等等，他都乐此不疲。新时代的春风，早已使他感到了春的明媚，诗人的心田复苏了，酣畅淋漓的诗情涌动于他的笔下，流淌在他的晚年岁月。这些诗的激情来自于红旗大队老贫农的呵护，来自于“五七”干校田埂上的思索，来自于心灵深处无论怎样都永不泯灭的情感。这些诗一部分收录在诗集《太阳照在她头顶上》。

    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这一天，父亲正在松滋至青岛的旅途中。这是他第一次奔向大海。飞驰前进的列车，激起他感情的波澜。他再也按捺不住，在晃荡的列车上展开纸，挥笔写下：百川归大海——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而歌。在他心中，党就是大海，而他自己则是大海的一条鱼，即便死去“也愿波涛驮着尸体”，他更是一滴晶莹的水，“一滴永远属于汪洋大海的水。”

    随着共和国在新时代前进的步伐，父亲以前的老战友、老同志、老领导一个个传来消息：冀访、绿原、邹获帆、吕剑、吕蒙、胡晓风等都纷纷来信，连自称晚辈的邵燕祥也寄来新作盼赐阅。冀访对老朋友的思念最为迫切，他给父亲的信中几乎喊道：“快来吧!”1945年率党的农村工作组到万县武陵开展地下工作的领导人胡晓风，也给昔日的部下来信，对1948年因他的原因未能保持联系深感内疚。后来他得知父亲参加革命的时间还没有落实到1943年，又特意来信表示他的意见：“这是没有道理的。”他甚至有些动感情地写道：“工作组不是外围组织，它是党的工作单位，一个特殊的工作单位。”胡晓风同志对当年在一起出生人死的同志的牵挂之情，跃然纸上。有了这些，父亲就特别满足。1983年在老朋友冀访和吕蒙的催促下，父亲准备前往上海、杭州与老朋友重逢。临走前，他向一位年轻人谈了他的一桩心事。他说，他一辈子爱诗，也写诗，但至今未能收集整理一个集子，以前在桂林的一个集子又被国民党当局封杀了，诗稿都无下落，这次去见老朋友，确实感到惭愧，很想把昔日的旧诗收集起来编个集子。年轻人当即给予他十分坚定的支持，并表示全力相助，这使父亲信心大增。在以后外出会友、旅游的过程中，到有关省、市的档案馆查找当年发表过的作品，成为父亲的一项重要任务。

    1983年秋天，父亲在上海、杭州分别与吕蒙、冀访重逢。他在冀访那里一住就是半个月，此时的冀访已担任浙江省文联副主席。冀访陪老友游西湖，登北高峰，观钱塘潮。

    父亲和冀访1942年在桂林分手后，40多年再未谋面，加之1955年冀访因胡风事件遭重创之后，就再无音信。这次重逢，两位老人都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父亲带去了他的一些诗作向老朋友求教。他总是在这些大名鼎鼎的老朋友面前称自己是“低能儿”。其中三百行的《把土地看作黄金的人》父亲尚在修改当中，冀访看了居然情不自禁地夸奖道：你这诗还写得有点味道。得到老友的首肯，父亲忍不住开怀大笑，吃饭时格外与老友多喝了一杯酒。从杭州回来后，父亲又去了宜昌、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桂林、长沙等地，这都与他准备出诗集不无关系。他一面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一面记录涌动的诗潮，同时查找他昔日的作品。这是他一生中最惬意、最轻松、情感最丰富的日子，连乘坐伊尔18型客机也勾起了他无尽的联想。

    父亲出诗集的前期工作进展很顺利，有关部门批准了诗集的出版。旧时的诗作收集了一部分，新作还在不断地问世。只是找不到出版单位，类似这类诗集销售量小，出版单位不愿意出，父亲决定自费出诗集。就在父亲按部就班地准备出诗集的时候，病魔向他袭来。他开始还不太注意，症状加剧后才到医院检查。检查结果令父亲很不甘心：晚期尿毒症。他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问过医生还能争取多少时间后，他找到覃章海(就是前面提到过给予父亲十分坚定地支持的年青人)说，我要抓紧(指出诗集)，不然时间就来不及了，我一定要看到这本诗集。于是覃章海、赵先桂、董玉清、张兴武、邹昌玉、文彬、谢俊菊等人围绕父亲忙碌起来。他们知道老人的心。父亲一面就医治疗，一面与时间赛跑。他不顾疾病的折磨，大热天他的“半山亭”酷热难耐，蚊虫肆虐，他也不停笔。为防止蚊虫叮咬，他穿上套鞋；为抵挡炎热，他手摇巴扇。查对、修改、订正、改写、编辑十分费时费力。有时等一封查对信，都使他焦急不安。诗集名字的最后敲定也经过了反复的斟酌、选择。这本诗集是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托举给10亿个上帝”的心。

    1985年夏天，父亲的病已经很沉重，恰在这时他与母亲收到了四川方面的邀请，参加“南川第七儿童保育院”的党史座谈会。他不顾家人的反对，与母亲前往，这是一种无法割舍的情结。回来时，在江汉54号客轮上，他的脚已经肿得穿不进鞋子。这年秋，父亲住进了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在住院期间，他拖着病弱的身体，重游黄鹤楼，写下了收进他诗集的最后一首诗《黄鹤楼头古稀之年自寿感怀》：“昔日江汉少年游，摇旗呐喊泄国仇，栉风沐雨五十载，暮年鹤归喜登楼。”50年前黄鹤楼畔的革命火种点燃了他人生的火把；50年后，在他人生“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最后征程，他看到了他的祖国，他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滚滚洪流，如黄鹤归来般的喜悦荡漾在他的心头。1986年7月，《太阳照在她头顶上》截稿付梓，沙市人民广播电台、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荆州文化》分别刊播了消息。诗集的扉页上，是绿原专门为诗集写的一段话：“在文学史上，作品的生命从来并不取决于作者的名望，任何文学作品一旦问世，都将凭借自身的质量和价值，来接受不同时代的检验。”覃章海为诗集写了跋。诗集印出来后，父亲又做了一件事情，亲手把他的诗集寄给各省级图书馆，全国重点大学图书馆以及他认为应该赠阅的单位和个人。做完这一切，父亲才真正地病倒了。他知道这种病目前尚无治愈的手段，并不刻意去追求治疗效果。他决定不再到外地治疗，也一直坚持不做“透析”，他说就在松滋住院治疗。很多老同志、老朋友到医院来看望他，尤其是他身边的那一批年轻人，他感到十分欣慰，只要有一点精神，有一点力气，他都要和他们乐观地侃侃而谈，不轻易露出病态。1987年4月覃章海要到外地出差，他牵挂着病榻上的父亲。这次出差覃章海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感觉，所以出差前到病房看望父亲时，他掏笔写下了蕴酿在心中的两句话：“一生奋斗无憾事，七旬斯风常昭人。”父亲看了很高兴，拉住他的手说，谢谢你对我的评价。这两句话后来悬挂在悼念仪式上父亲的遗像两侧，以后又镌刻在父亲的墓碑上，成为墓志铭。

    1987年5月13日7时，父亲瞌然长逝。
    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在他的“暮年笔记”中有一份账单，记录着他自费出诗集和邮寄诗集找人借钱的数目。“暮年笔记”最后一篇对家人的嘱咐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们要更加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人民。”

    父亲的诗被收录进《四十年代诗选》，父亲的名字被《中国文学家辞典》列为辞条。
    父亲以他的顽强执著和坚定的信念走完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的品格，他的诗以及宝贵的文史资料。(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七辑，本文作者胡井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