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血泪交织、生死交恶的哲学论战（三）

2014-09-15 21:4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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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封未发出的申诉信

    杨献珍1975年5月从白庙监狱被放逐到陕西潼关后，想就几个理论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陈诉，在这里写了三封申诉信，但都未发出。1975年8月中央专案组办公室给杨献珍作了《关于叛徒、里通外国分子杨献珍的审查结论》，责令杨献珍签字划押，因该结论同事实完全不符，杨献珍当场予以拒签。并给毛主席、周总理写申诉书，如实地阐明了实际情况，要求党中央、毛主席为他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但申诉书上只讲了有关他的历史、政治方面的问题，没有讲到他在理论方面长期所蒙受的冤假错案。为此，杨献珍连续写了三封关于哲学理论方面的申诉信，即《关于“合二而一”问题》、《如何正确理解“对立统一”的“统一”二字》、《论恩格斯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关系》。这里只把第三封申诉信《论恩格斯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关系》一文摘录于下：

    首先向大家说明一个问题。
    1958年毛主席指出“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问题，我根本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更没有发表过任何反对意见。我只是对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所讲的，认为它是唯心主义，不是唯物主义，而且坚持这种认识，一直到现在。我认为“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两个“同一性”含义也各不相同，不能把各不相同的东西混淆成一个东西。“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是毛主席把“矛盾的同一性”原理，运用到哲学根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所必然得出来的结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一个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命题。

    ……人们说我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这是人们转了几个弯子强加给我的。人们说，杨献珍既然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就是不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否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就是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此后人们便不再说杨献珍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而径直说杨献珍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于是号召人们群起而攻之，一直攻了这多年。我早已处于无法申辩的地位，只好听任人们去攻击。我面临这种攻击，只好自言自语地说一句“无的放矢”，让人们去满足于精神胜利。

    ……我已说了我没有说过“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这样的话，也没有同任何人争论过“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所有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或批判，都与我毫不相干，我对这些争论也不负任何责任。

    下面我只谈谈有关“思惟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的问题。因为20年来争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20年来人们关于这个问题发表了许许多多的文章，哲学研究所已经把这些文章集中起来，印成了厚厚的两本书。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千言万语，可以简化为这样一个问题：

    恩格斯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关系”究竟怎样?
    ……我们就可以把问题归结为如下几条：

    (一)俄国的巴札罗夫把恩格斯的学说修改成“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二)中国的巴札罗夫两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三)恩格斯自己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所说的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之一。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说，工人阶级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7页、第2卷第66页。)

    (四)列宁说，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思想硬加给恩格斯，这是马赫主义者颠倒是非的拿手好戏，把唯物主义硬加给唯心主义的拿手好戏；在这点上我们不能不承认巴札罗夫打破了一切纪录!(详见《列宁全集》第14卷，第111—112页。)

    列宁还说，试问，没有发疯的人在智力正常记忆力良好的情况下，怎么会断言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呢?(同上)

    列宁在1908年给俄国的巴札罗夫所作的这个结论，完全适用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巴扎罗夫们。恩格斯到底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没有，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到底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列宁在这里说的如此明白：恩格斯没有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不是唯物主义。

    ……

    此外，1975年11月杨献珍在流放地陕西潼关还撰写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牛头不对马嘴——评所谓“德波林主义”》两篇文章。

    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一文中，杨献珍针对党中央当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提出要批判先验论表态说，这将会把全党全国干部的哲学水平，把干部识别唯心主义的能力大大提高一步。但他颇为遗憾的是，在批判先验论的运动中，对于先验论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却未触及。他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客观唯心论，也是主观唯心论，也就是先验论，而在中国哲学界有些人却认为它是唯物论，甚至认为是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是恩格斯肯定了的，以致在哲学战线上引起了思想混乱达20年之久，尚未得到清算，现在应该到了清算的时候了。

    对此，杨献珍检讨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客观唯心论，也是主观唯心论，这我早认识到了。但在很长时期中没有把它和先验论联系起来。直到1973年春天，给专案组写材料时，才把二者联系起来，才认识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先验论。这个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早已讲清楚了，而我们还没认识到，这说明自己马列主义哲学水平很低，读书粗心大意。

    “恩格斯把杜林的先验哲学揭露得最为彻底。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说，如果按照杜林的意思，‘我们是怎样从存在的唯一性转到它的统一性的呢?全靠我们对它的想象。我们一旦把我们的仿佛框子一样的统一思想扩展开来，去包围存在，唯一的存在就在思想中变成统一的存在，变成思想统一体：因为一切思维的本质就在于把意识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

    “杜林头脑中的自由创造物或想象物和现实性是同一个东西。从杜林自己的话来看，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先验论，岂不是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么?而有的人却要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去代替反映论，岂不就是要以先验论去代替反映论吗?他们喜欢讲‘等同’，在这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岂不就是等同于先验论吗?

    “就是这种像巫师咒语一般的先验哲学，我们有些哲学家，十几年来宣扬说，这是恩格斯肯定了的，或者要用它来代替反映论，或者说，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或者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的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艾思奇同志的关于《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两论，简直把学习理论的干部害苦了。”

    《牛头不对马嘴——评所谓“德波林主义”》一文是杨献珍为了反驳中国的巴札罗夫式的一些哲学家们把德波林著作中曾经讲过“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就认为德波林也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并以此说德波林是修正主义或者德波林主义。杨献珍认为这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和浅薄无知。因此，杨献珍特撰写此文给以驳斥。

    在中外哲学史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一直都是唯心主义的命题。只有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中国的某些哲学家才嚷着“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真是牛头不对马嘴!这实在是无知。

    若按照这一点来称德波林为修正主义者，那么，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就都是德波林主义者了。因为他们都是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

    中国的巴札罗夫怎么一个筋斗就翻到了“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学说的专家地位?

    ——就腿搓绳绳，随方就圆，浑水摸鱼，欺世盗名。这就是秘密之所在。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一开始就只是争论这个命题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黑格尔的话，还是恩格斯的话。中国的巴札罗夫从一开始就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是恩格斯的话。直到现在，他的追随者还是这样认为的．谁也没有争论过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

    在中外哲学史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一直到1958年，都是唯心主义的命题，无论是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还是主观唯心主义者马赫，都是用的这个命题，从没有发生过任何疑问。

    1958年，为了保卫毛主席的“矛盾的同一性”原理，保卫反映论，反对罗森塔尔对于毛主席的诬蔑(他诬蔑毛主席“滥用黑格尔的术语”)，我写了一篇《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的稿子，主要是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论，不是唯物论，是黑格尔的话，不是恩格斯的话，“矛盾的同一性”的“同一性”，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同一性”，字面相同，含义不同。与黑格尔的术语毫不相干。有人看了我的稿子，别有用心，以为我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论，就是否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就是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于是就去问毛主席：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毛主席根据“矛盾的同一性”的原理，就回答说：“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

    问者把毛主席的话告诉了我。我听了以后，第一个印象就是：问题的提法变了。

    中国的巴札罗夫听了这个传达，立即欢欣若狂，以为他一开始就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论，当然就是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与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而中国的巴札罗夫恰恰把二者混为一谈，正是在这里他把水搅浑了，一切混乱的根源就在这里。

    杨献珍在狱中和放逐地所写的申诉信和抗议书，已于1981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以《我的哲学“罪案”》一书问世，他为了坚持真理，坚守自己的信念而不移不屈，屹立如山的壮阔精神世界，堪称为20世纪中国的伽利略。所不同的是，伽利略和杨献珍所研习的领域不同，前者研习的是天文地理术，后者研习的是哲学社会科学、人文领域。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杨献珍是属于“笑到最后，笑得最好”的幸运者。(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三辑，本文作者萧岛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