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敌人后方去求学

2014-09-15 21: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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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记抗战时期的湖北流亡青年招待所和湖北联中

    我的家乡——公明山，位于（汉）川、汉（阳）、沔（阳）三县交界处，俗称“三不管”区。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曾为一二八师的辖区；1940年春，沦为敌占区。

    当大队日军和汪伪军取道公明山向一二八师驻地进犯时，全村哗然：耕作于野的丢下犁锄，吃饭于室的放下碗筷，村里顿时涌现一股长长人流。有的拖着孩子，有的背着病人，有的挎着包裹，有的赶着耕牛；人人足不停步，个个夺路而奔；子啼母哭，鸡飞狗窜，好像世界的末日就要来临。

不当奴隶，流亡后方

    1942年春，接到先赴鄂西并就读于宣（恩）鹤（峰）联中的同志来信。信中介绍：湖北省政府为了让本省的流亡青年人人有饭吃、有书读，中等学校实行公费教育，即学生在校吃、穿、住、读，基本由政府负担，高中、中专由省办，初中由几县联合办学。他们求学的宣鹤联中，就是宣恩鹤峰联合中学。

    听到这样的消息，我自然十分向住。这年6月，我16岁。为了不当亡国奴和谋求个人的出路，我与现在的汉阳成功乡戴家台务农的卢全甫等两位私塾同学，离开沦陷区的家乡，奔向了当时湖北省政府所在地——恩施地区。想在那里进入联中，依靠公费，继续学习。

    对于我们三个不谙世事的农村小青年，流亡的艰难险阻可想而知。在路上，我们结识了一位商人。商人的货多了，走得慢，他希望我们三个替他分担一点。我们的行李简单，就热情地接受了。走到松滋，在民团检查时，发现我们都有一些日制化妆品。抗战期间，日货是违禁品。因此，民团怀疑我们的学生身份，把我们扣留并连夜押送至刘家场民团中队部。中队长30来岁，是个有文化的军人。我们如实说明了情况，他再次作了搜查。我们每人都带有路费600多元（法币），缝在被套中。这些钱，全被搜走了，并把我们送进了牢房。傍晚，两个团丁荷枪实弹把所有在押的人赶到河里洗澡。这时候，太阳已经下山，河水汩汩，囚犯无心欣赏风景，各想各的心事。我很发愁，却不害怕。愁——不知什么时候，他们才“开笼放雀”；不怕——我们逃出沦陷区，不当亡国奴，到后方去读书，总不至于有罪吧。在狱中，好不容易熬过漫漫长夜。第二天上午，中队长把我们3人叫去，说：“你们从沦陷区出来，到后方去读书，是爱国行为，热血青年，我们欢迎。”说完，把搜去的法币还给了我们，并放我们上路，扣下了商人和他的日货。

    离开民团中队部，我们像离弦的箭，立刻出了刘家场。当时宜昌已被日军占领，必须步行至宜昌上游的三斗坪，方可乘轮而上。于是，我们晓行夜宿，成天跋涉于刘家场至三斗坪的山峡中。无居峡，名符其实。那里山岩陡峭，鬼斧劈成的千尺石壁，随处可见；有的壁边小径，才容一人侧身而过，且下临不测之溪，令人头晕目眩。稍一不慎，就将填身深谷。整日行程听不到鸡鸣犬吠，旅客只好结队而行，自带干粮、饮水。7月10日左右，我们到达三斗坪。民生轮船公司有小火轮开往巴东等地，但船少客多，买不到船票，只好去找卖“黄鱼”的。晚上11点，卖“黄鱼”的领我们上船，却不敢从梯子上楼；他领着我们，背着行李，攀住船边铁栏杆爬向二楼，接着上三楼，这样直到船顶，在一个覆着的木船下休息，我真后怕：攀援时，万一失手，那后果简直不敢设想。船行至某山峡，停了下来，两岸重岩叠嶂，隐天蔽日，时值中午，才有一线日光漏下。据船员讲，在此停泊两小时，以避空袭。再是巴东至恩施的碎石公路100多公里，木炭车走了整整两天。过绿葱坡时，所有旅客一律下车，跟着车爬坡；有的地方还须旅客推车上坡。

走投无路，喜遇同乡

    7月中旬，我们历时20余天，吃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宣恩县城。所带盘缠基本告罄。学校放了暑假，还有一个多月才开始招生。为了生活，我们不得不来到恩施北门外麻柳湾，想进入湖北省流亡青年招待所暂时栖身。可是招待所负责人由于不了解我们，又无证明人，不肯收留我们三个真正的流亡者。到何处去？在恩施，人土生疏，哪里都没有我们歇脚地。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这种“难”的辛酸味，我们不知吞咽了多少遍。在家时，听说本村的张宝廷先生曾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现在恩施空军司令部任职。心想：何不找位大乡亲帮帮忙呢？一天中午，我们满怀希望找到空军司令部，并在那里见到了他。看来，他已老态龙钟，又很潦倒。他对我们的境遇很同情，但无法帮助我们，只在茶馆里请我们喝了一杯茶，聊了聊家乡的情况。我们腰中还有少许的钱，就在北门外住进了一家小客栈。当时省政府在恩施办了一家大众化的“民享食堂”，那里吃饭最便宜（记不清一顿饭是几角几分）。到“民享食堂”吃饭的人很多。不论什么人，一样待遇，都是“三个一”：一顿糙米饭、一个小菜和一碗汤。一人一份，吃完为止。就是这种地方，我们也不敢多光临，每天靠两个硬锅盔填肚子。正当我们走投无门时，意外的机遇光顾了我们。一位身材魁梧、着草绿军装，30多岁的军官，走进了我们的小房间，他一坐下就自我介绍：“我叫王大海，是你们的同乡——西圻湖人，因到部队就职而途经此地。翻旅客登记本。知道三位刚从家乡流亡而来，想找你们谈谈家乡目前的情况。”我们诉说了家乡父老在兵荒马乱中露宿湖苇、有家归不得的情况，也说了我们当时的困难处境。王大海很热情，主动宽慰我们：“流亡青年招待所所长是我的同事，又是大同乡（即川、汉、沔一带的人），我去介绍一下，进招待所不会有什么问题。”他说的一点不假，第二天，流亡青年招待所接纳了我们。

适得其所，上学有门

    湖北省流亡青年招待所坐落于恩施城北门外清江右岸的麻柳湾，是一栋略具规模、有木质骨架的砖瓦民房。一进门，可见高大的木板屏风，屏风上辟有公布栏和读报栏。屏风两侧各有一门进入大厅。大厅为长方形，约50平方米，地面铺有平整的灰砖。大厅两旁的东西厢和中间的正室，都有木质地板，学生就在木板上占有一席之地开铺休息。

    招待所有所长一人，负责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有区队长一人，负责学生的生活管理。有流亡学生约70人，全是男同学。绝大部分是中学生，少数是上过几年私塾的；分为6个小队，小队长由学生担任。这些学生来自本省各地。人近一百，而习惯、嗜好，却种种色色：鄂北的同学喜爱面食，他们说：“三月不知面味，真想家乡的馄饨、饺子。”江陵的同学偏爱香脆的春卷和甜甜的汤圆。长阳的同学则习惯于茅苞烟（自家种的烟叶卷）和砂罐茶。我们呢？自然是具有水乡风味的黄鳝煮蒿菜了……讲着，讲着，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起家乡来了。

    每周，所长讲话一两次，内容是抗战形势或组织纪律问题。其他时间均为自学文化。自学时，没人组织，也没老师辅导，大家就以能者为师，互相学习：高年级帮低年级，高中生帮初中生，情绪很高。咸宁的张光前同学说出了大家的心底话：“逃难，流亡，功课落下了，学业荒疏了，如果还不努力，将来怎能跟得上？我们离父母、别家乡，到这里吃这份苦，为了什么呢？为了不当亡国奴，为了将来有出息。因此，我们流亡，不能留级！”许多同学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学文化，晚上11点，该熄灯了，可还有许多同学仍在灯下复习，不肯休息。区队长只好一个一个地请，一个一个地催，几费口舌，大家才陆续休息。

    读报栏贴有几种报纸和中国、世界地图。为了便于学生了解战争形势，报纸上报道了各地的战况，主持人就用大头针和细线把报导标题和地图上的位置连接起来，流亡学生十分关心战争情况，每天读报栏前，立览踊跃，议论热烈。一天，报纸上报道了宜昌外围的战况。看报的宜昌老乡先开了腔：“失守容易光复难啊！日军打宜昌时，江防司令郭忏跑得可快呢，我们差点做了敌人的俘虏。”说着，眉宇间好像还有几分余悸。汉川的袁某接着说：“宜昌失守后，陈诚长官曾指挥将士一度攻进宜昌城，消灭了不少敌人，为我们湖北出了口气！”当时立即有人反驳了他。认为陈诚打一仗，跑一次，一直躲到鄂西大山坳里。大多数则认为抗战的退却局面，不能归陈诚一个人负责，一木难撑大厦嘛！这不难理解。流亡学生渴望我军迅速收复失地，结束流亡的不幸。因此，他们闻胜则喜，闻败则忧，甚至发发牢骚，这是情理之中的事。

    招待所实行军事化生活管理。天刚亮就起床，集合整队，跑步到清江边；漱洗完毕，早锻炼半小时。晚饭后，整队到江边，游泳、洗衣一小时，集合回所。晚上一般为自由活动。我在招待所期间，举行了两次月下沙滩晚会。晚会开始时，大家席地而坐，互相拉歌。虽无丝竹管弦之盛，华灯茶点之雅，但大家唱抗日歌曲，情绪高涨。
    “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
    两部轮唱的歌声，一浪高过一浪。
    最流行于流亡者的还是“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唱着，唱着，许多流亡者都情不自禁地哭了。
    恩施城内挖了许多防空洞，修建了一些防空设施，当局还对老百姓进行了防空知识教育。敌机临空前，山城即响起第一次空袭警报，升起色彩不一的防空球。防空球的数目和色彩，是告诉人们来袭敌机的数量和类别。这时，人们匆匆忙忙、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地奔向防空洞，和家乡跑兵荒的情形差不多。响起第二次警报后，街上来往的人很少了。第三次警报后，全城戒严，禁止通行，街上只有警察巡逻了。蹲防空洞的时间是难熬的，直到解除警报的汽笛响过，防空球降下了，人们才从洞里出来，舒一口气，觉得阳光明媚，空气清新，有说有笑地慢悠悠地离去。我在招待所期间，区队长曾带领我们蹲过几次防空洞，但每次来的敌机都是掠空而过，没有丢炸弹。

    招待所的生活十分艰苦。一日三餐，两稀一干，可吃个半饱。无论干饭或稀粥，小同学、老实人，照例只吃一碗就洗碗作罢；强悍的则要参加挤第二碗的斗争。挤饭时，围着饭桶，里三层、外三层，你推我挤，地上洒的饭一片狼藉。得了手的常常喜形于色；一无所获的则憋着一肚子无名火，把饭桶敲得震震有声。菜，说是有，也可以说无——8人围着砂钵蹲下，钵里大约有几十颗可以数得清的盐黄豆。吃豆子时，只可一颗一颗地拈，不能捞，更不可用勺子舀。中午干饭，8人有合渣一钵。恩施人所说的合渣，就是水磨黄豆和芥菜，有盐无油、加水煮熟的。虽然生活艰苦，但大家懂得：前方还在打仗，将士正在流血牺牲；战区、沦陷区，人民流离失所；作为流亡者，能有一席之地安身，有一碗饭吃，就不错了，没有更多、更高的要求。

    进招待所不久，湖北省教育厅发来了登记表要我们填写。登记表除了填写个人基本情况外，特别强调要写明毕业于何校或高、初中肄业几年，本人打算以何校几年级就读。当时流亡学生可直接由省教育厅分配入学，无须参加入学考试。那次登记，大概就是分配前的学历与志愿调查吧。我们都只读了八九年私塾，自学了一点小学算术，要求到宣鹤联中读一年级。那时，我们都已十六七岁，还刚上初中一年级，有的同班同学年龄比我们还大些。可以看出：抗战时期的中学生年龄一般偏大，文化水平偏低，但他们能吃苦，独立生活的能力较强，就是那个动乱的年代造就出来的。

    9月上旬，接到宣鹤联中同学的电话通知：我们已取得了该校的学籍，要我们立即赴宣恩报到入学。这样，我们才离开了湖北省流亡青年招待所。

县办省管，公费学校

    宣鹤联中位于宣恩城西区，东临市区，南靠清江，有丘陵环绕西北，是理想的办学园地。校舍主要由文庙、城隍庙和一所祠堂组成。两庙一祠各有独立完整的砖砌围墙，紧紧相邻，呈“品”字形。文庙居中，有两座天桥分别与城隍庙、祠堂连接起来。文庙是学校的中心——校政大厅、大礼堂、体育场、大部分的教室都设在这里。

    宣鹤联中虽是宣恩、鹤峰两县联办的，但只是学校经费由两县共同负担，其他如行政、人事、教学等都由省教育厅直接管理。联中各校领导由省教育厅任命，教师由校长聘请。每学期，省教育厅要派督学深入学校，检查工作；要统一命题，派督学到各校组织毕业考试，并巡视考试情况。所有联中毕业生，由省教育厅按毕业成绩和本人志愿全部分入高中或中专（高工、高商、女职等）继续学习。

    我刚上宣鹤联中时，学校有14个班，约800名学生，其中大部分是流亡学生。学校领导和教师则全是流亡者。他们从事教育工作多年，有较高的文化业务素质。

    校长林振声，汉川人，50多岁，北京大学毕业。教务主任周维棠，大冶人，约40岁，大学本科毕业，1946年曾任湖北省立第四高中校长。训导主任郑俊华，武汉人，30多岁，湖北师专毕业。

    即使是一年级的任课教师，阵容也整齐可观。如我们一上（戊）班的主科教师邓少峰，武汉人，约40岁，大学本科毕业。前些年，我在湖北电视台的屏幕中见到了邓老师，节目主持人称邓老为著名画家。数学教授由郑俊华主任兼。英语教师黄纯璋，汉阳人，约40岁，大学本科毕业，当时任宣恩县政府教育科长。

    为了宣传抗日，学生会每年要组织排练大型话剧，向社会公演。如1942年10月10日为纪念辛亥革命和1943年3月29日为纪念黄花岗72烈士，分别演出了《野玫瑰》和《天字第一号》等大型抗日话剧。这在宣恩城算是盛举，演出都以汽灯照明。剧台虽无电灯、幻灯等布景设备，但观众仍济济一堂，达千人之多。

    联中学生的膳食，两稀一干，大体与流亡青年招待所相同，但学生在校的时间长，人数多，人员稳定，这些情况有利于办好集体伙食。因此，联中生活较之招待所略有改善。每学期的重大节日要打“牙祭”——就是加餐。加餐时，膳委会要杀几头学生食堂喂养的生猪，每席有五六个荤菜；虽吃不到鱼，但糙米饭可敞开供应，让大家吃饱。

    联中免费发给学生校服。每年发两次服装：夏季有绿色童子军衣裤两套，蓝领巾一条，绿色童子军帽一顶；冬季发灰棉衣裤一套。这些服装虽说数量不多，质量也差，全是土布，但在当时，基本上解决了流亡学生的穿衣问题。

    人人有床睡，各班宿舍，无论是楼房，还是平房，都摆着整齐的木质双层双人床。一人一床，没有睡地铺的。

    但总的来说，抗战期间，学校财务还十分拮据：我们一上（戊）、（己）两班教室和大礼堂兼饭厅，都是草房；而且年久失修，不蔽风雨，一遇大雨，室内几无净土。学生都用桐油照明，晚自习，五六十盏桐油灯，一齐点亮，教室里黄火点点，烟雾腾腾。第二天早起洗脸，两扇鼻孔像烟筒，吐着黑痰。冬天没热水洗澡，学生只好瞅个睛朗的星期天，到清江边去擦澡。每个星期六下午照例不上课，全体学生上山扛柴。扛柴要往返几十里羊肠山径，有的石块陡峭，还要手足并用，蛇行而上。这对于像我这样在平原长大的青年来说，确实是一大难关，何况还要扛几十斤的松木下山呢？但不交足烧柴就停伙食——不给饭吃。有经济来源的，可以买柴交；而流亡者则只有上山扛了。开始我扛一块30多斤重的松木，肩压得疼痛难忍，劈柴又不能滚动，只好从山上往坡下掀，掀来掀去，树皮摔得精光。可是到了山下，你不扛它，它是不动的，还得赶在天黑前回学校，我就鼓起勇气，把劈柴一扛上肩，就快跑几十步，实在吃不住了，就把它竖在地上，扶着它歇歇，然后又是一阵快跑。像这样跑跑——歇歇——跑跑，一般可以晚饭前赶到学校。用汗水背回的松木，对我来说，好像是一块黄金，因为它能给我换来两稀一干的膳食。等到过了秤，入了账，人已是汗流浃背，精疲力尽，饥肠辘辘了，这时才觉得真想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了。

    当时，后方与沦陷区只可通信，不能汇款。流亡生需要零用钱，有家寄不来；在宣恩经商的川、汉、沔老乡，他们有钱又汇不回去，于是两方面经过商讨，达成一项协议：经商的老乡在宣恩把钱借给流亡学生，再由流亡学生的家把所借的钱还到商人家中去——这叫拨兑，拨兑是互利互需，各得其所。但流亡学生多，需钱的数额大；在宣恩经商的老乡少，因此，拨兑的条件比较苛刻。规定：在宣恩借一元法币，家里要还一块银元，而且必须在指定时间内把所借的钱全部奉还。否则，下次就不拨钱了。虽然如此，能拨到钱的，还是很幸运的。

    1944年冬，日军为了支撑他在南亚的军事进攻，发动了以贯通我国从东北到西南铁路线为目的的对我大西南的进攻，桂林、柳州相继陷落，贵州的独山、鄂西的渔洋关，也纷纷告急。如果鄂西不保，学校解散，我们将再度流亡。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多数的流亡同学都放下书本，投笔从戎了。这样，我们就离开了学习、生活两年多的宣恩城。（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四辑，本文作者王野亭，时为宣（恩）鹤（峰）联合中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