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谢冰莹在五战区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2014-09-15 21:4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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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初期我为什么会抛弃大学学业，随谢冰莹女士跑到前方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这事还得从1927年说起：

仇恨的种子

    1927年我在重庆树坤小学读高小时，学校要我们在3月31日参加示威游行。“三三一”游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向侵略者示威，也是重庆人民抗议不抵抗主义的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目标是向着重庆领事巷的日本领事馆。游行开始，是有组织、有纪律地进行着。我们三姊妹都参加了游行。浩浩荡荡的队伍向着南纪门边的“打枪坝”(从前枪毙犯人的地方，因之得名)前进。队伍集中到该处举行大会。大会刚刚开始，突然一声枪响，四川军阀王方舟为了讨好日本主子，实行不抵抗的投降主义，下令对爱国群众实行镇压。一时之间秩序大乱，人群纷纷四面奔跑。正在这时，从领事巷射来的机枪子弹雨点一般泻向人群，大批群众倒在血泊之中。我和三妹被人群挤倒压在死伤者之下，二妹则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当我们被好心人从死伤者堆里拖出来时，已被血水和泥土弄得狼狈不堪。跑回家里，家中正在着急，派人到处寻找，见我和三妹那种失魂落魄的样子，又独独不见二妹，认为是被打死了，妈妈急得嚎啕大哭。过了一会，二妹却笑嘻嘻地回来了，原来她是在南纪门城墙边跳下逃出的。当时跳墙的人很多，她身躯不重，落在下面跳墙成人的身上，毫无损伤。这就是重庆著名的“三三一”惨案。这次惨案，造成大批爱国群众流血牺牲，凄惨的现场令人不忍目睹！从此在我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仇恨，恨日本帝国主义，更恨卖国投降的反动派!
我的父亲是邮局工作人员，不久被调到顺庆(今四川南亢市)任邮局局长，我们家也随他到了该县。我和二妹进入嘉陵女子师范就读。这是川北一所较大较完整的“最高学府”，师资力量很强，有不少思想进步的老师和同学。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思想逐渐明确了，没有国，家也就难以存在，只会在敌寇统治之下受人宰割，救亡图存是每个爱国者尤其是血气方刚的青年的首要大事。这时，东北的抗日联军正在与侵略军浴血奋战，学校有一位杨万年老师，经常启发教育我们，他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三千万同胞在日寇铁蹄之下呻吟，受蹂躏、受压迫，无家可归。敌人的野心是要灭亡我国，把四万万同胞纳入他们的统治之下。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岂能坐视！”并把“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情况介绍给我们，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

    在同学中，有许多年龄都比我大，她们多半来自川北仪陇、通江、垫江等地。有的是为了反抗封建婚姻逃出来上学的，她们懂的事比我多。有一位张晓峰同学(垫江人)，她有一个男“朋友”黄复生，曾经留学苏联，常在上海、南京等地给她来信。为了逃避检查，她利用我是邮局人员的子女，要我随时注意取出她的来信，亲自转交给她。我经常照办了，为她转了不少信件。另一同学杨汉秀(此人后来牲牺在重庆渣滓洞)，是杨森的侄女，她也常要我为她做些跑腿的事。这些同学都有一副爱国的心肠，我也常从她们那里得到一些革命思想的启蒙，因此我很乐于为她们效劳。

    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杨万年老师号召我们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我们报名的有十几个同学，我记得其中有卢琼瑶、张晓峰、杨汉秀。这些事是秘密进行的。一天，杨老师把我们十多人带到郊外一个偏僻的地方——竹林庵，向我们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交待了组织义勇军的纪律和要求，并举行了宣誓。杨老师嘱咐我们作好充分准备，等待通知奔赴关外。正当我们积极准备之中，杨老师突然被抓走了，我们失去了领导，奔赴抗日前线的理想无法实现，大家都十分痛心。

参加战地服务队

    “七七”事变，全民抗战爆发，我已由成都女中高中毕业考入了重庆大学。战争不到一年，祖国大片河山沦于敌手。民族希望究竟要从哪里找到出路成为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问题。武汉沦陷以后，国民政府早已迁入“陪都”，一时战争气氛浓郁地笼罩着重庆。这时我再也不能安心学习，经常考虑着如何投入挽救民族危亡的行列，以尽一个国民的天职。

    重庆大学位于沙坪坝众多的学府之中，进步师生敦请了许多爱国人士到校为全体师生演讲。郭沫若先生介绍了中日宣战后，他不甘心做亡国奴，毅然抛弃在日本的小家庭，只身化装逃回祖国，投入抗战的怀抱的情况。郭老的讲话，生动而具体，热情而细腻，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蔡廷锴将军报告了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的经过，描述了抗战将士英勇杀敌、艰苦鏖战的伟大壮烈场面……许多爱国老前辈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博得与会者经久不息的掌声，燃起了人们对挽救危亡的希望，指明了抗战必须团结的方向，也增强了我伺机奔向前线的愿望。

    1939年初，中国现代女作家、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女兵谢冰莹女士，在报上登出了招募女青年、组织“重庆青年妇女战地服务队”、奔赴前线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消息。我见到后，认为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立即按地址找到谢女士，要求报名。

    我对谢女士只闻其名，从未见过其人，这次是怀着惴惴的心情去找她的。初见之下，觉得她身材虽然不显魁梧，却是英姿勃勃。她那热情谦虚的态度，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消除了局促不安的心情。她了解到我要报名参加服务队后，便不断地上下打量着我。当我介绍自己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时，她就毅然跟我说：“我们只招中学生，不招大学生。”我问：“为什么?”她说：“恐怕大学生吃不了那个苦。”我说：“不见得每个大学生都是不能吃苦的!”这次报名没有结果，我琢磨着其中的原因，想到她不断打量我的情景，心里想出了再去的办法。

    回到学校，我马上剪去烫过的长发，收成齐耳长的普通发型，脱去华丽的旗袍、呢大衣，换上朴素的布质的短装，甩掉高跟皮鞋，穿上平跟布鞋。我这身装束再去见她时，她非常惊奇与高兴，脱口说出：“看来你的决心是不小!”遂欣然同意吸收我参加。嘱咐我一定要办好学校手续后才能来。我回到学校托同学李惠珍代找她在中央大学的同乡宋教授担保，办了休学一年的手续。

    我拿着办好休学的证件，第三次会见谢女士。她向我介绍了服务队的工作任务、组织纪律以及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并拿出一份参加服务队队员名单，要我逐个通知队员集中和出发的时间、地点。我按名单上的地址，一个个地找到本人，把通知传达到了。队员中有一个人住在南岸黄桷垭，路程较远，为了争取时间，我雇了一匹马赶路。因为性急，上山时猛力用鞭抽打马，不料它跳起来，结果我连人带马摔下山沟，腰被跌伤，许多天没有止痛。那时自己年轻，情绪又高，竟满不在乎地忍受过去了。
我记得名单上共有15人，后来实到的只有12人，这12人分别是：袁芝英、张寄萍、李惠君、谢家琼、吴曼辉、吴敏辉、刘星玉、谭淑萍，张家英、邱贤珍、周惠琴和我。我们中年龄最大的34岁，最小的只有16岁。还有一些在远道的根本没有通知(另在名单外)。虽然这只是仅有十多人的小小服务队，在那些谋求发国难财的投机者和贪图享受的达官贵人眼中是一群傻瓜，而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39月4月初，我们出发了，在临江门登上轮船，准备东下。消息传开，引来不少记者采访。谢冰莹将我介绍给一位记者。这位记者准备将我们的谈话写成一篇报道在报上发表，我担心暴露我的名字，家中人知道会派人来追我回去，便不同意他写这个消息。交谈之中，谢冰莹临时给我改个名字叫“甘芝华”，这样才把报道发出去。后来重大的同学看了报，不知这位重大的校友“甘芝华”是谁。李惠珍向同学揭开“甘芝华”就是“甘和媛”的秘密后，大家便纷纷写信到宜昌向我祝贺与慰问，并表示要在后方参与一切救亡活动，积极宣传民众，将抗战进行到底。

    行前，我们还接受了一些爱国人士送来的慰劳品，有球鞋、毛巾等物品。轮船行驶在长江三峡之中，我们伫立船头，仰观祖国壮丽的河山，热情奔放。俯瞰汹涌的激流，大江东去，我们深知此去是迎接将要考验我们的波涛!

在训练团里

    驶出了长江三峡最后一峡西陵峡，船抵古城彝陵——宜昌。登上前方大地的江滩，迎接我们的是一群青年男女，他们是那样的英姿勃勃、满腔热情，帮助我们将行李运到小北门内的中心小学。这里是我们“宜昌训练团”的驻地。

    本来谢女士组织战地服务队是独立举办的，行前受“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邀清合作，考虑到团结更多的力量，遂参与该会的伤兵服务总队，谢女士担任了该会的“妇女主任”。宜昌训练团是训练前方服务队员的机构。那些欢迎我们的青年，就是受训的服务队员，他们有的来自沦陷区，有的来自遥远的南国，都是经过挑选来的，也就是我们未来的战友。

    宜昌，是峡江的咽喉，鄂西南与鄂西北的要冲，北通襄樊，南联洞庭，东倚汉水，与日本侵略军在沙洋隔河对峙。初到宜昌，只见满目疮痍。敌机侵袭，狂轰滥炸，使这座古城到处是残垣断壁，显得非常凄凉。但是留在这里的人民，都怀着一颗艰苦奋斗的心，充满热爱祖国，为了挽救危亡甘愿牺牲一切的热情。这是我接触到宜昌民众而深刻体会到的。

    谢冰莹带我巡视宜昌市区，她叫我把宜昌被轰炸的情况写成消息投给报纸发表，以唤起民众的觉醒。在不几天的时间里，我共写了5篇短文，有《市区巡礼》、《日寇的罪行》等，先后寄交重庆和宜昌《武汉日报（宜昌版）》发表了。

    宜昌训练团原订计划是训练期1个月。训练科目有军事常识、救护医疗技术、宣传组织民众的方法。受训队员每天在这里紧张地进行学习。自从训练团开学以来，即遭到日军的不断空袭，训练驻地的前后左右都受到炸弹破坏，逼得我们只好白天带队到江心西坝旷野处进行训练。

    4月杪，敌人的空袭更加频繁了，日夜轮番轰炸。一天凌晨，当人们疲于奔命地躲了一天警报、渴求喘息一会儿的时候，敌机又飞临上空，一阵“飕飕”之声，炸弹如同倾盆大雨落下。哐啷哐当，炸弹爆炸了。训练团后的防空壕被炸塌了半截，食堂的上墙被震倒了一面，破片钻透瓦面随着玻璃飞散到四面八方。一个女队员被倒下的土墙埋进去了，一个工作人员被碎玻璃刺伤了脚。恐慌与紧张引起一阵混乱，迫使训练不能继续，经研究决定提前结业分发。

    5月初，全体服务队员出发了，分赴宜昌经土门垭、鸦雀岭、当阳、河溶直至十里铺公路沿线设立的12个伤兵招待所。我被派任伤兵招待所第四服务总队第二大队干事。大队部设在当阳长坂坡旁的湘乡会馆。这个会馆只是一座空旷的房屋，我们找到当地的民众，请他们出力出物，帮我们间隔了几间房，以便开展工作。当阳招待所和大队在一处，除大队长和其他工作人员外，还有我们4个女同志。我负责大队的文书、经费和事务，袁芝英是招待所所长，李惠君和刘星玉是所员。我们4人都是从重庆一道来的，袁芝英在我们几人中最年长，我们呼她为大姐。她是一个很精干、能吃苦耐劳的人，工作积极，很受群众尊敬。李惠君因为耳朵重听，人又忠厚，一般只管所内的事。刘星玉最小，我们把她当小妹妹看待。

    我的工作跑外面的时候多，有时还要到宜昌去领取经费，因之招待所对外的事几乎也是我全代办了。我们亲密无间，不分内外，团结一致地认真工作。

    长坂坡是著名的古战场，当年赵子龙在敌人包围中横枪跃马的英雄气概，激励着我们不怕牺牲、不畏艰苦的豪情，决心做一个不负人民期望的抗日尖兵。

拜会抗战将军

    伤兵招待所设置妥当后，工作便展开了。武汉沦陷后，敌人忙于巩固外围，暂缓向西进攻，战场比较平静，因而伤病人员过境不多。各所的工作主要放在宣传民众、慰问驻军方面。5月17日，谢冰莹女士第一次视察当阳我所，并写了《凭吊长坂坡》，发表在《宇宙风》（半月刊）第81期上。

    6月初，谢女士视察归来，带我到窑湾去慰问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窑湾在当阳东南约20华里，是丘陵地带，当时三十三集团军司令部驻在该地小山沟里。我们和司令部取得联系后，张将军派来一部军车把我们接去。上午10点钟左右，通过森林密布的山沟，来到一幢用芦席临时搭盖的房屋门前。我们一下车，就受到一位等候在门口的副官的接待，他引我们进入宽敞的会议室。张将军早在那里等着，他那威武雄壮的身材，满脸和蔼的笑容，令人一见就深感可敬可亲。张将军热情地上前和我们握手，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女士们不怕吃苦，不畏艰险，从安逸的后方来到前方，使我们很受鼓舞！”谢冰莹代表我们二大队全队同仁向张将军和全体将士致以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并说：“你们守卫在战争的前线，太辛苦了！”张将军谦虚地回答：“保卫祖国是我们军人的天职，我们应该与国家共存亡！”他的话是那么坚定，气魄是那么雄壮，表现了一位民族英雄的伟大气概！这高大的形象永远镶嵌在我们的心中，难于泯灭。后来张将军在前线英勇奋击敌人而牺牲了，消息传来，我们痛哭流涕！张将军实现了他的誓言，尽到了他的天职，不愧是近代伟大的民族英雄！

    8月，谢冰莹带我到了老河口，我们又去拜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谢冰莹和李宗仁是老熟人，在台儿庄大捷时就曾有过交往。经过联系，我们径直到了长官部，那是在老河口北面的一个近郊处。李将军慈祥、平易近人，他穿一身布质军服，笑容可掬地接见了我们一行4人。谢冰莹将我们3人向李宗仁将军作了介绍，并表达慰问之情。当介绍到我时，李将军热情地说：“欢迎，女战士！你毅然抛弃学业，来到战火纷飞的前方参加救亡，这种爱国行动可嘉！”他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以及学习爱好等。当他知道我爱好体育，就问我：“会不会打网球？”我答：“会。”会后他高兴地邀我打网球，李将军打球时穿着士兵的短袖衬衫和短裤，扎上一条毛巾，俨然是球场一名老将。

    在会议室的大桌旁，我们边吃招待的茶点边谈话。李将军向我们通报了战争形势，也询问了我们的生活和沿途有什么见闻。我们向他反映了不少问题，很受他的关注，有的问题及时得到了处理。

    五战区当时有不少进步人士，抗日救亡的空气相当浓厚。我们在这里会见过臧克家、史沫特莱、陆诒以及朝鲜义勇队的负责人，也访问了日本反战人员。在五战区的情况与我后来在一战区所见大不相同，五战区这两次会见抗战高级指挥人员，使我深刻认识到伟大的祖国历代不乏民族英雄，假如全国军人都像他们一样，团结一致抗击日军，抗日战争决不会拖延八年之久，全国人民也不遭受如许涂炭！

“没遮拦”遭来意外

    我的个性好动，讲起话来直来直去，见到不合理的事非说非斗不可。在服务队管理经济，大队长把一些不相干的花费要我给他报销。我坚决抵制，不同意他的胡乱报销。袁大姐告诉我当阳的一所后方医院领导人贪污作弊的种种事实后，我非常生气。竟在大庭广众之中，指着那个领导人的鼻尖，揭发他的种种弊端。这家伙无赖成性，恬不知耻地嘻皮笑脸说：“甘大小姐，少说一点好不好！”

    我在队部经常要到设在两三里远的长途电话所接电话。有一次天黑了，我去接电话，摸黑走过小岗地，脚下踩着软绵绵的东西，不知是什么，心里发怵。第二天邀同招待所的一位男同志陪我去看，原来是一具伤兵的死尸，用薄薄的一层土掩上……
在宜昌后方医院，我曾见到从前方用卡车运来一车伤病士兵，都已奄奄一息。医护人员不是很细心地把伤病人员抬下车，而是抓住两只脚腕从车板上把人拖下来。当人的头从几尺高的车上落到地面时，石板上发出撞击声音，使人听了不禁颤栗不已！在公路上我们常见到遗置在路边不能行走的伤病人员，管理伤兵的部门谁也不去过问。
在许多场院合，我常抨击这些问题。在和李宗仁将军官谈话时，我将这些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对于种种弊端，我疾呼当权者立予改正。然而这又有什么作用呢？这种“没遮拦”只会遭到当权者的嫉恨，只有引起违法者的报复。

    后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了一个“战地党政考察团”到五战区“考察”。他们考察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我曾见到一份白纸黑字的文件，上面写的是：“谢冰莹带了一批异党分子在五战区大肆活动。”那是军委会根据考察团团长王陆一的报告，指示战区党政部门要严加防范……

    五战区发生上述问题后，我借此转赴一战区，在洛阳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然后就前往西安了。（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三辑，本文作者甘和媛，时为重庆青年妇女战地服务队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