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将老力辨是非
1978年党中央为“61人案件”彻底平反，同年12月杨献珍由放逐地回到北京。历经8年铁窗、3年流放生活的杨献珍已被摧残折磨得几近奄奄一息，刚下火车便径直被送进北京医院治疗。在医院，他还未顾得上喘口长气，一帮惯常跟风趋时，闻风起批的理论奴才、批判专家们，不知他们从哪条管道嗅到消息，说杨献珍的问题不可能平反后，便立即把他们手中的棍子挥舞起来，向着杨献珍的头上抡了过来，其中最积极最突出者要数范若愚、吴江、王若水。
范若愚就是1964年在批判“合二而一”运动中，指着杨献珍的鼻子赌咒发誓地说：“杨献珍你今年68岁，比我大16岁，你肯定活不过我，只要你活一天，我就要和你斗到底”的那位“勇士”。1977年范若愚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先后以《决不允许篡改马克思主义——评唐晓文的三篇文章》、《纪念两论发表40周年联想起艾思奇》为题发表文章说，“四人帮”硬说我们党产生了一个“党内资产阶级”。这或者是诬蔑我们党已蜕化为资产阶级政党，用唐晓文的话说，就是以走资派为政治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或者就是诬蔑我们党是两个对抗阶级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代表。前者是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谬论的翻版，后者是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反动谬论的再现。这都不是什么新货色，而是修正主义的大杂烩。在《纪念两论发表40周年联想起艾思奇》文章中，范若愚更是借题发挥说：“1964年，杨献珍又把他多年来已经公开散布出来的和隐蔽在内心深处的种种反动思想，从哲学上做了最高概括，这就是臭名远扬的‘合二而一’论。‘合二而一’论的直接现实意图是为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三和’、‘两全’路线进行辩护的，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合二而一’论是杨献珍反动哲学的最新‘成就’，也是他政治面目的大暴露。他放出这支修正主义毒箭，挑起我国哲学路线上的一场新论战。”仅此两文给杨献珍上纲上线，范愚若还唯恐仍不足以将其置于死地，紧接着他又不惜抬出当年与之同台批斗杨献珍的艾思奇之亡灵为他助威，声称：“艾思奇同志在这场论战中，写了《不容许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辩证法》等文章，指出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是矛盾调和论、阶级调和论的修正主义观点，揭露杨献珍是要用‘合二而一’的形而上学，来偷换‘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艾思奇同志说：‘客观事物是一分为二的，决不是合二而一的。任何事物的统一体中的对立面的联系，决不是不可分的，而是必然要分解分裂的。’他又说，认识事物的方法也是一分为二，而不是合二而一。辩证法就是通过矛盾来解决矛盾的方法，这正是一分为二的方法。最后，艾思奇同志指出，‘合二而一’论，把辩证法歪曲成折衷主义，为修正主义者掩盖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的唯心主义提供一个理论工具。”
吴江其人，杨献珍与他素不相识，从无往来，但不知他从哪里探悉杨献珍已从外地回到北京、住在北京医院的消息，便迫不及待地撵到杨献珍的病室把他诬蔑、攻击杨献珍的《历史辩证法论集》一书交给杨献珍，并附一信，称：“我的论文集对你有所批判，看后有何意见，可以向我提出。”杨献珍翻阅了一下该书的“后记”。“后记”中说：“这些文章中的某些论点，须放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来看：有的属论战性质，我已没有权利作大的改动了。”云云。这就是说，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的具体历史条件”，他的文章已成了定论，不能改动了。吴江对杨献珍的诬蔑攻击、栽赃、陷害主要为：
一、指控杨献珍是“反动的机械唯物论”。吴江说：“特别在无产阶级革命条件下，资产阶级利用机械唯物论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推行改良主义，无产阶级营垒中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也用这个东西来反对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修正辩证唯物主义。苏联在20年代、30年代，布哈林分子的右倾机会路线，用的就是机械论哲学。在我国，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杨献珍也曾拿这种哲学来为刘少奇右倾路线服务。”
吴江给杨献珍扣上“反动的机械唯物论”的帽子和拿“机械唯物论”为刘少奇右倾路线服务理由，是说杨献珍讲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为了澄清这一问题，杨献珍曾多次致函《哲学研究》编辑部，要求吴江对他的攻击诬陷拿出证据。吴江在1978年12月的一封信中答复说，他“得出杨献珍同志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这样一个判断”，是根据杨献珍的一篇什么文章。对此，杨献珍立即进行了反驳，并将反驳信件致函《哲学研究》编辑部，要求发表。但《哲学研究》一直压着不予发表。在这种情况下，杨献珍将他的信寄给了陕西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该编辑部冲破“大刊物”的封锁和阻力，勇敢地以《杨献珍同志给〈哲学研究〉编辑部的一封信》为题，将这封信发表了出来，信中说：
我没有说过“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这样的话，我在1975年就发表过声明。1975年9月，我在流放地写过一篇《论恩格斯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关系》的文章，这篇文章1979年9月在一家理论刊物上发表过。该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已说了我没有说过‘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这样的话，也没有同任何人争论过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所有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或批判，都与我毫不相干，我对这些争论也不负任何责任。”
事情摆得很清楚，“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与我毫不相干。谣言来自康生，我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公开说明了的。奇怪的是，直到1982年6月15日，吴江同志给《哲学研究》编辑部的信，还要把与我毫不相干的事强加给我，并进行诡辩。现在我还要向吴江同志提一个问题：吴江同志这样干，究竟是想干什么!请吴江同志坦白地予以说明。
二、歪曲杨献珍关于“反映作用和能动作用”的论述。吴江在《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文中说，杨献珍写过一本书，叫做《什么是唯物主义》，其中有一节专门讲“主观能动作用问题”。吴江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把人的意识的反映作用和能动作用割裂开来，说人的意识‘于反映作用之外还包含了能动作用’，好像反映作用和能动作用是两回事，好像没有能动作用也能反映事物，这是错误的。”对吴江的这一指责，杨献珍在致《哲学研究》编辑部的第二封信中，作了如下回答：
首先要声明一下，我在这里是讲的认识论问题，不是讲的生理学问题。吴江若是不把问题扯到生理学问题上，而是放在认识论问题的范围内，吴江说：“反映本身也有能动作用，是能动的反映”，那末按照这种说法，费尔巴哈的反映论也是能动的反映论了。不仅费尔巴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也都是能动的反映论了。这样一来，哲学史就需要重写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说：“……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马克思在该文的第十一条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在这里好像也是说那时的哲学家们也还没有认识到反映都是能动的。按照吴江哲学观点，马克思在这里岂不是无的放矢，说了废话吗?
除了上述信件外，杨献珍在两篇读书札记中，还就吴江的认识论写了两篇批判文章，其中一篇，杨献珍在批判吴江的认识论之前，首先将《百喻经》中“歌女著戏衣”的故事作了抄录：
从前，乾陀卫国的几个歌女因为当地发生饥荒，便到外地去谋生。
路上，歌女们在婆罗新山露宿，这座山向来是恶鬼罗刹活动之地，山中狂风呼啸，天气寒冷。歌女们燃起篝火取暖。至深夜，大多数人都呼呼入睡了，只有一个歌女因为怕冷，披上演戏的罗刹服，坐在篝火边上烤火。不料，有个同伴醒来，看到身旁有个罗刹，吓得丢魂丧魄，没有细看是真是假，就拼命逃跑。其他歌女更是不问个究竟，也都一起跟着逃跑。著罗刹服的歌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糊里糊涂地跟着跑起来。歌女们见“罗刹”在后面紧追，以为“罗刹”要来杀害她们，因而更加害怕，都争先恐后，用尽全力翻大山，过大水，跨深谷，弄得个个受伤，鲜血直流。到了天亮，仔细一看，才知道不是罗刹，而是穿了罗刹衣服的同伴。
杨献珍说，这则故事恰好是吴江的反映与能动的同一论的例证。吴江是讲的一般动物的认识和野蛮愚人的认识。这种反映与能动几乎都是本能的，或自发的能动性，从反映到能动，一点间隙也没有，所以不能成为自觉的能动性。
此外，针对吴江在《哲学上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文中，说杨献珍“否认真理是一个过程，要求在认识上，行动上不发生任何错误”，杨献珍在致《哲学研究》编辑部的第三封信中，作了如下的答复：
请问吴江，是谁否认真理是一个过程，要求在认识上、行动上不发生任何错误?批判所谓“一次反映论”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有那么一个省，样样工作都好的了不得，号称全国第一，又号称“千斤省”，即全省每个县小麦都是亩产超过千斤。有一个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揭开7230之谜》，登在一个哲学刊物《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这位党委书记还被从他所在的那个省请到北京来作“科学”经验介绍报告。1975年我被“四人帮”流放在陕西潼关，听那里人们说，这个党委书记还到潼关宣传过“7230”，即亩产7230斤。这个省还放了好多卫星，什么钢铁卫星，小麦卫星，玉米卫星……等等。一个地方，什么设备都没有，竟然一天一夜炼出130万吨钢，登在《人民日报》上，一个生产大队的支部书记以亩产玉米一万斤的“成绩”，来北京参加劳模大会，获得“劳动英雄”的称号。如此等等，几天也说不完，我就不再说下去了。
王若水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杨献珍和他互不相识，既无从属关系，又无个人恩怨，但他却毫无根据地认为杨献珍压制了他，让他在理论学术界不能出人头地，阻碍了他成为顶尖级的哲学大师。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员若素于1983年9月向中纪委和杨献珍报送的检举揭发《王若水四个问题》的材料中说，王若水在获悉杨献珍不可能平反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地说：“杨献珍早就是我手下的败将。”“杨献珍早就臭了，他还想翻身不可能。”“那时他们压制我，不让我起来，现在我起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给杨献珍平反，王若水知道这个情况后，便抢先出版他的《在哲学战线上》一书，由于书中有许多批判杨献珍的文章，有人善意地建议把这些文章撤下来，王若水说：“我有把握，关键是要让这本书早些出来，越早越好，时机很重要，只要书一出，就什么事情好办了。”说到做到，果然于1980年1月王若水出版了他的《在哲学战线上》一书，书中把他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论战中，歪曲、斥责、攻击以杨献珍为代表的一方的文章，全部收进了他的书中。接着，王若水又于1981年在红旗杂志社《内部文稿》第6期上发表了致杨献珍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一封信》，摆出一副打擂比武的架势，继续向杨献珍提出挑战，逼使杨献珍以85岁的老迈之躯起而应战。杨献珍看了王若水向他提出的8个问题后，经过深思熟虑后，撰就了《答王若水同志〈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一封信〉》，刊登在1981年5月12日红旗杂志社《内部文稿》第12期上。杨献珍说：
我赞成把这个问题继续讨论下去，是因为这个问题是围绕着哲学根本问题争论起来的。哲学根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直接关系到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成败的现实问题。20多年来，关于这个问题争论的要害，在于一部分人把唯心主义混淆成唯物主义，把哲学根本问题第二个方面的回答由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篡改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这些都是重大的原则问题，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问题。用哲学根本问题原理首先武装我们的近四千万党员和干部的头脑，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多么重要的事情!而恰恰二十多年来的情况，是把哲学根本问题弄得极度混乱，导致了哲学思想的大混乱。因此，我认为，围绕着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把这个问题继续讨论下去，首先使哲学工作者把弄乱了的唯心唯物思想澄清，是非常必要的。杨献珍最后指出：
关于所谓“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确实是康生捏造出来强加给我的。我在《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一文中，只是说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如此而已。康生认为，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就是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这是1958年8月康生这样说的。（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三辑，本文作者萧岛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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