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调元与《汉口竹枝词》

2014-09-15 21: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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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长期流寓汉口的姚江(今浙江余姚市)名士叶调元，刊行了他花费10年心力写成的《汉口竹枝词》。这本诗集不但在清代的武汉、北京与上海等地受到好评，到了20世纪80年代，其影响越来越大。

    叶调元，又名苕园，字鼎三。生年大约在嘉庆四年(1799年)前后，生平详细事迹与卒年均无可考。他在科场上不得意，不过是一名秀才，由于一直未能中举，以致绝意仕途，浪迹他乡，寄情吟咏。

    叶氏自述，他从7岁到16岁是在汉口度过的。我们有理由推测：在这个商贾麇至，百货山积，廿里嚣尘百万家的贸易巨区里，他并没有虚掷9年岁月，其目所睹，其耳所闻，会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为日后的创作储备了素材。

    道光十九年(1839年)，叶调元重来汉口，“隔二十余年，风气迥非昔比。暇日即所见闻，托诸嬉笑怒骂，以志丁鹤归来、城是人非之感。逮今十载，积而成帙。嗜痂者借抄日众，乌焉羊芋，辗转滋讹。友人怂恿付梓，爰芟十之二三，录以应命。”以上所引是《汉口竹枝词·自述》的一段话。

    从此以后，叶调元是否就在汉口落籍，还缺乏文献佐证。但不妨这样认为：他先后两次寓居汉皋的时间长达20年以上，这就使他对这个“第二故乡”，产生了一种类似土生土长的桑梓之情。否则他为什么不在姚江或其他地方留下诗文，偏偏于年过五旬之后，在远离故土的汉水与长江交汇处，刻印了这本《汉口竹枝词》呢?

    叶氏自述写此书目的是：“借文章之游戏，寓惩创于歌谣。”144年以后，以搜集和研究竹枝词著称的暨南大学丘良任老教授，在其所著《竹枝纪事诗》中，明确指出叶氏的写作意图：“廿年重到汉江湄，风习街衢半已非。欲挽颓波返淳朴，拈毫撰出竹枝词。”叶氏对自己著作的评价是：“既疏咨访，自隘睹闻。”“掌故无多”“肤言不免”“功乏推敲”“韵多出入”。这都是作者的自谦之词。与叶氏同时代的汪绶埙对该书给予了充分肯定：“腕底有言皆妙谛，眼前无字不传神。”施之醇为该书题词说：“忽笑忽讪锋似剑，是诗是史笔如椽。”作为后世的读者，我们认为以上所引的评语都非过誉。就我们曾经寓目的历代流传下来的汉口竹枝词而言，在叶氏以前，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用292首诗歌，对汉口进行全方位多侧面多层次的扫描。直到目前，也未发现有人像叶氏那样，十年如一日不厌其烦地创作近300首竹枝词，把汉口的方方面面巨细不遗的刻意描绘。

    叶氏的《汉口竹枝词》共分六卷。
    卷一《市廛》，从汉口所处的地理环境，地形地貌，码头的分布，上街与下街宅宇的不同，写到“九分商贾一分民”和工商各业的种种情况，有的老字号的招牌和若干地名，今尚可考。

    卷二《时令》，从正月初一的出方到岁终的封门钱纸，举凡四时节令、习俗、饮食与游戏等等，无不包罗，可当一部“汉口岁时记”来读。

    卷三《后湖》的一组诗篇，集中吟咏了在汉口历史上被称为“销金窝”的大众休闲游乐之区，其中不少是著名的武汉地方文献《汉口丛谈》中没有谈到的。清人陆以湉对于“散步人来远市阛”一首更为欣赏，他在《冷庐杂识》中夸赞该诗“笔意独俊逸可喜”。

    卷四《闺阁》，既写贫家卖女、楚人嫁女、老夫娶少妇、孝女、妓女，也介绍了有产阶层妇女从头到脚的打扮，以及日常生活的一些行为，无异是那时汉口的“妇女百态图”，在别的书中很难见到。

    卷五《杂记》，更是五花八门，正像夏炳南为该书题词所说的“浮云世态尽情描”，例如“大街抬着狗儿跑”的祈雨场面、盐商后裔的生活、擅长潜水能为舟覆者摸得财物的“水猫子”、各戏班名伶的演技和拿手剧目，以及“僧尼道十巧生财”等等，都有记述。

    卷六《灾异》，对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武汉淹大水和塘角大火的灾情，有详细介绍，使江夏、汉阳与夏口等县志书的有关记载相形逊色。此外还应该提到，由于叶调元客居汉口多年，写作时运用了武汉不少的方言俗语，正如周启高为该书题词所说：“蛮音鴃舌供挥毫，扬子方言鬼辑劳。”假如有人能够在这方面钻研，足可写出——篇有分量的《叶氏<汉口竹枝词>方言考释》，为研究武汉地区的方言增添光彩。

    正因为该书的内容能够吸引人，有些诗篇也确实写得不错，所以在它尚未刻印以前，武汉三镇已经是“借抄日众”。原稿寄到北京后，也有人抄录。叶氏的同乡施之醇有诗记其事：“料得都中惊纸贵，一回抄写一回哦。”更加出人意料的是，有位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了以时事为主的综合性刊物《万国公报》，该刊在光绪三年(1877年)第428卷、434卷两次刊登了叶氏的汉口竹枝词35首。从清末到抗战初期，武汉三镇不断有人传抄叶氏的这本诗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叶氏的这本书几近销声匿迹。

    1980年，武汉市开始了《武汉市志》的编纂工作，各系统各部门抽调了2000多人参加搜集资料。该志记述的内容起自1840年，截止 1985年，并且规定要“纵不断线，横不缺项。”但是，众多搜集资料的人员普遍反映：从1840年这个线头子起，就很难找到资料。当时武汉图书馆从事参考咨询的同志，向到馆的修志人员介绍了叶氏的《汉口竹枝词》。

    在清代武汉的江面上，是否也如峡江那样有救生船呢?长航系统的李惠贤始终弄不清楚。这次她在叶氏的书中找到了答案，每逢汉水长江出现风浪，就有“数尺黄旗桅上挂”的“敦本堂红船奉宪救生”。

    长期以来，研究中国戏曲史的专家们都认为楚剧的前身——黄孝花鼓戏是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进城的。武汉市文化局的廖达武在叶氏书中读到了“土荡约看花鼓戏，开场总在两三更”的诗句，受到启发。由此进一步探索，了解到从前的土荡在今民众乐园侧边土垱巷附近。明白了这个问题后，楚剧界认为楚剧进城的历史，至少应该比流行的说法推前五六十年。

    曲艺界名家张长安，为了追溯湖北小曲的起源，曾经跑遍宜昌、沙市和武汉等号称湖北小曲三大流派的发源地，走访了许多老艺人，年纪最大的师祖那一辈，也只能把湖北小曲的历史上溯到同治年间。读了叶氏的诗集后才发现，早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汉口后湖的茶馆里，已经有杰出的演唱小曲的艺人——简姑娘。因此，他认为，湖北小曲的历史，可以逾越同治与咸丰两朝，起码要从道光年间写起。

    武汉市环卫局的倪凌云开始搜集修志资料时，一直琢磨：在清代，哪里是汉口垃圾的出路?读了这本书才知道：“若非江汉能容秽，渣滓倾来可断流。”

    武汉市服装工业公司娄寄尘从这本书里发现：当时妇女服装流行的样式是“托肩褂子滚边裙”，由于衣衫上满缀花边、金线、片金与阑干等等，这些装饰价格昂贵’，超过了衣服本身，以致“一衣之费，指大如臂。”富家的奴仆也穿马褂。划龙船的水手，“皆扎包巾，穿半臂，各如龙色。”

    武汉市蔬菜公司喻纬平想弄清陆路菜行的起源，虽然搜集到了口碑资料，但缺乏文献佐证，后来还是在这本书的注释里找到了根据：“烟桌上代人秤菜，每百抽三、四文。”菜行就是由此发展演变而成。他还在这本书里看到了当年蔬菜的产、供、销等情况：“时新小菜出江东，贩子分挑日未红。贱货有时争重价，居人只怕五更风。”“蔬菜多出江夏，若大风不能渡江，则白菜黄瓜，价齐参术矣。”原来那时汉口吃菜，多半是指望武昌。

    类似这些信而有征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以致每天都有摩肩接踵的人到武汉图书馆来借阅叶氏的这本书，并且各取所需的进行摘抄。一本尘封几十年的书，再度受到人们青睐。多卷集的《武汉市志》出齐以后，读者看到，凡是涉及汉口开埠以前的内容，很少有不引用叶氏《汉口竹枝词》的。

    《硚口区志》的编纂人员认为，叶氏的诗集“系统、集中地反映了清中期硚口地区的自然与社会的特征”，因此在2007年9月出版的志书中，设立了《清叶调元<汉口竹枝词>辑录》专篇，收录了有关建筑、码头、汉正街市肆、民居、交通道路、茶坊、游乐、习俗等方面的竹枝词 67首。

    在其他的学术领域中，叶氏的《汉口竹枝词》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原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皮明庥和原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主任欧阳植梁主编的《武汉史稿》，在第10章《明清时期的武汉经济和城市功能》中，援引了叶氏诗集的地方多达16处。

    华中师范大学博导严昌洪教授在他的论文《近代武汉社会风俗的嬗变及其特点》中，引用叶氏《汉口竹枝词》的有9处之多。

    著名语言学家朱建颂教授在编撰《武汉方言词典》时，把叶氏这本书中的方言，如出方、挖窖、小礼、麦啄、豆丝、地米菜等等都摘录出来，作为词典中相应词条的例句。

    日本东京大学村松伸博士和武汉大学建筑设计所李传义教授等合编的《中国近代建筑总览·武汉篇》，把叶氏诗集列为参考书目。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导罗威廉教授在撰写《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的时候，叶氏的《汉口竹枝词》是主要参考文献之一。

    1995年，著名出版家、编辑、散文家钟叔河在长沙读到湖北人民出版社重印的《汉口竹枝词》，他认为这本书“专记市井生活，又集中于汉口一地，自然更有意思。”因此援引了书中9首诗，夹叙夹议写成了《汉口竹枝词》一文，发表在当年第12期《瞭望周刊·珍珠滩》。文中指出：“作者叶调元自叙作于道光三十年初，半年之后上帝会在广西起事，不到三年就打到汉口了。这些诗可说是近代大变乱前夜城市居民 (非士大夫)风习最后一瞥，任何一首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钟氏还说：“常见学者谈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头头是道，《周易》的哲学精义，孔孟的政治思想，韩愈的本位文化宣言，曾国藩为何克己复礼，都能讲上几个钟头。若问起 150年前汉口扫街人靠什么吃饭，坐划子过大江几个钱，过小河几个钱，却瞠目不知所对。其实，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即不能不设法了解那个时代社会上多数人的生活情形。盖人的最大欲求，就是他日常生活需要的满足，而人情的哀乐、民心的向背亦均视其满足的程度如何而转移。哲人的思想可以超越当代几百年几千年，而他们对同时活着的普通人的影响却是微弱的。文化不仅仅属于哲人学者，也应该属于活着的多数人，而且更应该属于他们。”

    也许是正如钟叔河自己所说，在翻看叶氏的《汉口竹枝词》后，“得到了许多原来没有的知识。”于是再次执笔，从不同方面抄录了叶氏的10首诗，写成《道光年间的汉口》，发表于1996年1月9日的《湖北日报·东湖》，由此也可看出钟氏对这本书的喜爱。

    叶氏的《汉口竹枝词》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书中也杂揉了若干封建糟粕，如相信风水之说、轻视劳动人民、宣扬男尊女卑，对妓院的描写不惜篇幅等等。但是，我们不宜苛求古人，在我们掌握的关于清代中叶武汉乡土资料不是太多而是很少的情况下，对于地方史志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与社会学、民俗学的研究者来说，它仍然是一本有用的书。

    鉴于传抄和引用此书的人日多，但不论是刻本还是抄本都有其不足之处，今试将几种主要版本有关情况简介如下：

    多年以来，从南方到北方，我们只看到此书的一种刻本，即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刊印的。例如武汉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藏本，徐文陔、徐行可与潘际湘三家的藏本以及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著录的本子，其内容、版式和梓行时间都是一样的。此书扉页右上题“道光庚戌诹月”，左下署“兰恬居士题笺”，中间是隶书“汉口竹枝词”。各页之板框高广不一，以高15．2公分、广10公分者居多，双边栏，单鱼尾，白口。每半页视注释之多少，分别为7到10行，行20字。注释的字体较正文的字体略小，比正文低一字。纸、墨与刻工均不佳。有两处铲板和14处墨钉。

    刻本问世以前，依照原稿抄录的，通称“始抄本”，迄今我们尚未见到。

    光绪三年(1877年)，无名氏在“鄂渚竹风清处小隐山房之南轩补过室”过录了一个本子，相传是根据“始抄本”过录的，世称“光绪本”。不过，“光绪本”还是有和“始抄本”不同之处，将它和刻本对照，就可看出过录者将正文以前的各家序文、题词及所附施襄的12首竹枝词都删去了，只抄存了作者所写的自叙和凡例，还漏掉了正文中的6首诗和并非全属这6首诗的6处注解。但此本可贵之处有二：一、刻本铲板的第149首诗的注解和第246首诗及其原注都保留下来了；二、过录者在21处加了批注，可以由此看出光绪初年汉口某些方面的时尚风习。1985年5月以前，所有读者在武汉图书馆借阅和抄录的都是“光绪本”的复印件，当年该馆没有将刻本公开流通。

    宣统年间(1909~1911年)，有钱某根据徐文陔所藏刻本抄了1册，未抄胡大任及夏炳南的序文，世称“钱氏本”。

    抗战初期，邹苾蘅(碧痕)按照徐行可所藏刻本抄了1册，他不仅将3家序文、8家题词和所附施襄12首竹枝词悉数删去，甚至连叶氏写的凡例都没有抄，通称“邹氏本”。

    后来，这个抄本落到徐行可妹夫黄清若手上，他参照“钱氏本”校正了“邹氏本”的某些误字，并补录了邹氏未抄的各家序文、题词和所附施襄的12首竹枝词以及叶氏自撰的凡例，人称“黄邹本”。现藏徐行可第三子徐孝定处。

    民国4年(1915年)，徐焕斗编纂《汉口小志》时，在该书的《艺文志》中，选印了叶氏为《汉口竹枝词》写的自叙和凡例以及施襄为叶氏竹枝词写的序文；在该书的《风俗志》后面，摘印了叶氏的172首竹枝词，并在《商业志》后面摘印了叶氏的31首竹枝词。两处选录的这么多竹枝词，都是把上一首的末句与下一首的首句连排，不是让每一首诗自成起迄，并且将这203首诗的原注全部删去。爱读叶氏《汉口竹枝词》的人称其为“小志本”。在各种版本中，以这个本子为最差。

    应该说明的是：凡属刻本的墨钉，“小志本”和上述四家抄本，都补上了自己认为合适的字；另一方面，不论是刻本还是各家抄本，在不同的地方均有脱字、衍字和误字。因此，即令是以熟悉武汉乡土文献著称的扬铎，在其所写有关戏曲的论著中，引用叶氏《汉口竹枝词》时，仍不免出现错字。1985年以前，有几位作者在北京、武汉的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所引用的叶氏《汉口竹枝词》，也是错讹时见。

    1984年1月，我和马昌松应湖北人民出版社之约，对叶氏《汉口竹枝词》进行校勘注释。当时，我们是以道光刻本为底本，以光绪本与黄邹本为主要参校本，旁及小志本和徐文陔口授本、蔡寄鸥传述本等等，不主一家，择善而从。同时，采纳出版社责任编辑的建议，删去其中涉嫌黄色的两首，实际存诗290首。另附施襄诗12首。此后，阅读和引用叶氏竹枝词的，多数是根据这本《汉口竹枝词校注》。

    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对“校注本”进行增订，希望能在近两年出版。
　　（本栏文章选自《武汉文史资料》2008年第五期）（本文作者徐明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