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施地区试行农村生产责任制小记

2014-09-15 21: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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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初夏，我重回湖北恩施。飞机自武汉起飞，别长江，越汉水，掠过广阔的江汉平原，清江很快闪现在眼底。在阳光的抚照下，苍山滴翠，碧水淌金，大地妩媚而凝重……来不及多想些什么，飞机已抵许家坪机场。我匆匆步下弦梯，踏上这块熟识的土地，仍感觉到一串串炙人的地火自脚下升腾……

一

    1978年，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的中国农村，依然没有恢复元气，经济萧条、发展缓慢、思想沉闷，人民困惑、渴望，黑云压城之后的一场深刻变革有山雨欲来之势。

    这年4月的一天，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找我谈话。书记的眼神是坚定的，看得出有些为难，话没三句就谈到了恩施。恩施地区被誉为“湖北的西藏”，山高路远，经济文化落后，“文革”后又两年受灾，困难重重，省委是想把时任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的我派去工作。谈话前后共15分钟，意见是“不等任职文件，先去恩施”。后来得知，书记怕我思想不通，准备了半天时间来做说服工作。

    两天后，我和司机、秘书就告别江城，匆匆上路。
    经宜都、五峰，翻越连天接云的摩天岭，穿行使人闻之胆寒的千丈崖、老虎口，我们先抵鹤峰县。城关名容美，高山夹峙，河沟两畔，稍有几块平地，散布着百十间房屋。县委汇报的第一件事情是群众缺盐吃、缺粮吃……离开鹤蜂，又途经来凤、咸丰两县，存在的突出问题都八九不离十，都是讲粮食指标、油、盐、交通、群众日用生活品等等。一路上反映的问题，在我原先工作过的地方早已不存在。暗自地，我不由得开始更换脑筋，转变思维，变得现实起来。

    抵达恩施后，地委组织召开了一次科局级以上干部参加的小型欢迎会。会上我有好多话要说，但终于憋在了心里，只捡轻弃重地说了几句，“我奉命来恩施，是来向大家学习的，……恩施目前有些困难，但只要我们发挥优势，团结奋战……”此时此地，我不敢谈也谈不出惊天动地的工作目标，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的状况给我留下了太深的烙印!还是先从对群众最贴心的事情做起，还是先依靠自身的力量干些力所能及、量力而行的工作，在当时那种境况下我扮演不了救世主的角色!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我自觉地把自己的全部身心化为恩施山区的一分子……

二

    在省里工作时，我分管农业、水利，跑过几次恩施，当时自然是以另一种身份和视觉来看待问题，因而感觉是表面的、肤浅的，总的感觉是恩施地区风光秀美、资源丰富、人民勤劳。最近一次到恩施，是1976年在恩施大吉公社蹲点，前后两年，那次对恩施的触觉，使我了解到许多实际的情况，对这次上任地委书记是一个有利的条件。但这毕竟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我决心花时间用更尖细的眼光来看恩施。

    “五一”节过后，全地区8个县开始陆续留下我的足迹。
    恩施山大人稀，交通不便，群众居住分散，有句俗话说：“望见屋，走得哭”，“喊得见，走半天”，一个大队，十几里，一个公社，几十里上百里。

    恩施地形复杂，气候垂直差异大，低山、二高山、高山气候分明，就连同一海拔，同一座山，是否朝阳，差异也很大，即所谓“阴阳坡，差得多”；恩施雨量充沛，山区小气候的特征很明显，受冰雹、暴雨、冷风等的袭击较多，霜雪偏多，灾害频率较高。

    在农作物种植结构方面，以种旱粮为主、水稻为辅，包谷、土豆打天下；农民当家田少，多种经济作物面积大。
…………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山河依旧、贫困依然。朴实憨厚的农民群众，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以温饱为最美的祈愿，年复一年，往往还是失望和无奈。清苦的基层干部，他们革命热情高，但面对现实，除了埋头苦干，也一时没找到带领百姓告别贫苦的“灵丹妙药”。

    这就是恩施?恩施的百姓命该如此?
    一路上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大田大地的作物长得差，而房前屋后小块土地上的作物却长势很好。我不禁问自己：如果所有的作物都长得像小田小地里那样，农民群众不就可以饱肚子了吗?

三

    1978年11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次年初，中央一号文件作出了关于农村和农业工作的意见，调整改善了农村工作政策。

    春风化雨，点滴入土，广大农民久旱逢甘霖，很快成为全社会最活跃的细胞，他们以小草钻破石缝的勇气和毅力，努力寻找着各自发展最快的门路。

    这一年，恩施的农村很热闹，各县农民和基层干部在中央精神的指引下，自发地、创造性地进行了很多生产责任制方面的摸索。有些地方搞畜牧业公有私养，有的地方搞“大窝子包谷”，有的试行“定产到田”，有的实行“水统旱包”、“明统暗包”等等办法，各式各样，实际上都是各种形式地搞包干，是大包干的信号弹。

    关于群众的首创精神，关于责任制，地委机关的争论也很激烈，有的说行，有的说不行，有人说：“好是好，就是不能搞。”说行的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责任制立竿见影的效果，说不行的是坚持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尾巴”，“文革”批判过，现在不能“死灰复燃”。

    作为一方“长官”，我尽管有倾向性意见，但开始是非常矛盾的。从很多联系户来看，搞责任制后，他们确实增产增收了，但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又确实太多。最重要的是省委对此采取的是非常审慎的态度。怎么办?我决定采取“不提倡，也不批判”的默许的办法，一切等待实践来证明。一年下来，我看了很多，广泛地看，对比地看，结果发现试行了责任制的地方，收入都有增加。一年过去了，我的信心越来越足。

    这一年，基层的反映不错，而各方面告我状的也不少，给省委打报告，各种说法都有。一方面，基层的要求很强烈，要求地委有一个正式的说法，利川县委书记在地委会上就公开要求地委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我理解他的心态。从事任何矛盾性的工作，一个负责人总希望直接上级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以便理直气壮、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另一方面，要求“纠偏”的风声也很盛，有的说，中央的精神是允许，而不是提倡，恩施大可不必逞能，小心戴上右倾的帽子。省里也几次派人到恩施检查。我该有一个正式意见了！

    1980年春节一过，我去利川县作调研。通过同农民、基层干部及县委进行反复的交谈，用正反两方面的例证进行反复的验证，我的思想终于定下来了，责任制是成功的，不能纠，要全力支持!当天，我在利川县委招待所给省委起草了一份正式意见，电报传到地委，地委在家同志经研究认为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劝我先不发电报，稳妥一点为好，最多口头报告一下。我理解经历了十年“文革”摧残的同志们的谨慎心态，但问题已是很尖锐了，作为恩施地区的“一把手”，如果我也持等待、谨慎心态，全区300万农民怎么办?初春时节，大地阴沉，乍暖还寒，我在利川招待所辗转反侧，是保住乌纱帽还是坚持实事求是?正义与良知让我选择了后者。我立即向地委秘书长打电话，就以个人名义向省委发了紧急电报。

    省委就我的报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意见很不一致，最后意见是允许恩施搞试验。关心我的省领导还特地打来电话，告请我好自为之。地委很快将省里的意见传到各地，“纠偏”风终于镇住了。

    6月初，省委再次派工作队来恩施调查，了解全区贯彻农村经济政策中建立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情况。经过认真调查后，工作队给省委递交一份报告。报告是实事求是的，澄清了有些不公的说法，肯定了恩施的做法和取得的成绩。报告中说：“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恩施地委和所属各县委，贯彻执行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和各项政策是比较好的，思想比较解放，工作比较扎实，在贯彻农村经济政策、加强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建立联产责任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总的说，是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加强领导，依靠群众，大胆试验，及时总结，不断提高。实践表明，他们所走的路子基本上是正确的，效果也是好的，调动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建设的发展。”

四

    省委转发了这份关于恩施地区试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的调查报告，我一字一句、颤颤惊惊阅完后，不由松了一口长气，同时心情也很沉重。检验一项政策的好坏，不是一时半载就能得出结论的，尤其是农业生产受“天公”的影响较大，有些事情一时看不很准。出了问题怎么办?

    我一方面强调，要加强各级领导，要坚决把好事办好，让群众满意，让群众得到实惠，让农村经济真正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因为对生产责任制的认识得有一个实践的过程，我决心继续深入调查研究，用第一手资料来提高自己的认识，统一同志们的思想，同时通过不断地总结、修订、完善、提高，把政策逐渐稳定下来。

    为了得到第一手材料，我继续深入高山、二高山、低山考察农作情况，不断下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看、听、议，广泛了解各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我渐渐从基层弄懂了许多问题，并向同志们回答了许多认识上的问题。比如，为什么群众对大包干感兴趣?是因为这样做真正克服了平均主义、贯彻了按劳分配原则；大包干利益直接、办法简单；农民有了自主权；农民真正得到了经济实惠，实现了增产增收。怪不得群众说：“过去搞大合班，吃‘大锅饭’，累死了干部，拖死了社员，现在这样搞，一不要人喊，二不要人催，人人自觉劳动，千斤担子一人挑变成了众人挑，集体生产搞好了，家庭副业也搞好了，还有时间赶场、走亲戚，真是劳动愉快、玩得舒服、生活幸福。”我在调查中发现，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七八岁的小孩，都有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的，各家各户成了一个个最活跃的社会细胞，人人屁股后头都有一个“发动机”。农民很会合理安排劳动、合理利用土地、合理支配时间，处处精打细算，把生产组织得很好，既继承了过去小农生产精耕细作的好传统，又积极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很有成效。

    再比如，为什么说搞责任制不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通过调查，我觉得是由于做到了几个坚持：坚持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责任制只是形式，不是所有制的变革，坚持并更好地体现了按劳分配；坚持了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坚持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计划生育等基本国策能很好地得到贯彻，国家的各项经济计划能得到落实。由此看来，生产责任制并不是许多人认为的简单的分田单干。

    人心齐，泰山移。思想统一了，必然会形成更加巨大的生产力。恩施各级干部从群众的实践中统一了认识，振奋了革命精神，对工作敢抓敢管了，从上到下呈现出多年未有的良好精神面貌。

    1980年，全区大丰收，经济形势很好。农业生产实现了两年灾害一年恢复，粮食产量超历史最好水平，多种经济作物有了较大发展，油菜、烟叶等持续大丰收，茶叶、生漆、桐油、桑蚕、贝母、天麻等增产，生猪发展也很快，农村市场繁荣，物价稳定、购销两旺。社员家庭收入猛增，生活明显改善，农民喜笑颜开。

五

    生产责任制好，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群众的热情高涨起来了，解决温饱之后还有别的更高的想法吗?敢想致富吗?社会主义的宗旨是什么?是致富！

    致富，在当时，很多人可不敢讲!“四人帮”横行时，农村“抓走资派”、“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道路”、“批唯生产论”、“抓暴发户”、“挖修根”等等，哪一件不是批富的?谁穷谁光荣，谁穷谁革命，谁富谁挨整。不少人由此得了“恐富症”，想富不敢谈富，盼富不敢抓富，大家只好捆在一起受穷。久而久之，人们在思想上产生了社会主义等于穷，资本主义等于富的观念，出现很多怪现象：思想上反富、政治上批富、经济上限富、门路上堵富、分配上卡富，真是谈“富”色变。

    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以来，对按劳分配、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发展多种经济、自留山和自留地等问题，已基本解决，干部群众思想解放、政策落实，干部心情舒畅，群众心里高兴，农村面貌一新。但是，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至深，大家谈到“富”字还是心有余悸。

    1981年，地委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要把农村致富工作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必须批判极“左”路线，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否则，党的政策再好，也不能很快变成群众的自觉行为；我们有再大的优势，再多的长处，也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我们有再美好的致富愿望，也永远是空中楼阁，变不成致富的现实。“富”的途径有很多：

    有“为富不仁”，那是旧社会靠剥削他人发财致富；
    有“只要能发财，什么都能来”，那是忽视了致富的方向；
    有“只顾当前，不顾长远”，那是靠破坏生态平衡，违背经济规律来致富；
    ……

    恩施地区在把农民朝“富”字上引的时候，批判了这些不正确的“致富观”，讲了很多通俗的道理，积极引导农村群众富得好、富得快、富得正、富得长。

    关山挡不住，江水东流去。人民群众的潜能一旦发挥，其创造力是无穷的。全区8县156个公社很快掀起致富大热潮，各地靠政策、靠科学、靠本地优势，广开门路，一派生机勃勃景象，一批“冒尖户”很快涌现。户年收入过万元，人年收入过千元，原来想也不敢想，现在已不算稀奇。

六

    农村生产责任制实行了两三年，人心思定，人心思富，成了广大群众的现实要求，农村致富开始上路了，但这毕竟只是开了个好头。求发展，谈何容易！恩施要真正达到小康目标，还有更长更艰巨的路要走。

    由于历史、区位等多方面的原因，恩施地区“封闭、原始、小农”的气息还很浓，基础设备落后，工业基础薄弱，这无一不是发展社会化生产的羁绊。

    怎么办?地委研究决定县主要负责同志到平原地区考察学习，在宜昌、荆州、沙市等地看了100多个工厂，涉及多种产业、多种所有制形式。在沙市，看了一家残疾人办的鸡毛制品厂，全厂30多名残疾人，靠加工鸡毛毡等产品，打入国内外市场，经济效益很好。看完，我的心如刀绞，如抽丝，在恩施的山山水水里，该还躺着多少活生生的资源没去开发，“鸡毛蒜皮”的东西比比皆是，我们怎么就不能从实际出发，没想到从身边的小事干起呢?看来还是思想意识的问题，“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光挂到嘴边不行，我们已经到了埋头苦干，急起直追的时候了。我们一口气开了三天会，集中讨论了农工商结合的问题。不久之后，又召集全区各县主要领导和地区局以上干部到鹤峰县走马公社开了七天现场会，充分解剖了全区工业的现状，结论是“三少”、“三小”，即门类少、企业小，品种少、批量小，收入少、步子小。会议决定，各地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切实做到因地制宜、扬长避短、趋利避害。

    这一年，我们狠抓交通、原材料，改善生产经营环境；狠抓骨干拳头产品，抓批量生产，提高生产率，由小批量到大批量，由提篮小卖到车拖船运；狠抓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水平，大搞智力投资，立足本地区培养，办好职业学校，搞好技术和人才引进，搞好科普及推广；狠抓农、工、商一条龙，充分发挥综合经济收益，确定了种植、加工、销售相结合的十条龙，即分别以粮食、茶叶为原材料加工各种精制产品；狠抓财政收支，讲求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充实财政收入、解决财力不足，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把有限的精力积聚起来办实事；狠抓了干部工作作风，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认真转变作风、深入调查研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应该说，这一系列的措施促进了恩施农工商的协调发展，推动了全区农村经济向大农业的方向前进。
    这一年秋天，根据组织决定，我回到省里工作。

    16年后又回恩施，恩施旧貌换新颜，从州府到各县，从城镇到乡村，一派生机盎然。见到了不少老同志，大都已头白脸皱，谈起20年前的改革，现在已觉得有些不值一提，但回想当时沉重艰辛的步伐，谁能说那是一段轻松的经历呢?

    在州委的安排下，我走了5个县。沿着当年的足迹，城郭村野，田间地头，我在寻觅着……探访了几家过去的联系户，有些户主已经不在人世，当年的后生小伙的脸上也已刻上了岁月的年轮，他们正热火朝天地干着更大的事业，胖墩墩的小孩子笑得还是那样诚朴，眼睛还是那么亮，只是面对外人，少了他们父辈原来的那份好奇。

    现在大搞农业产业化，涌现出一批典型，与当年的“冒尖户”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大批大批的年轻人大胆地编织着自己的梦想，无拘无束地施展着身手。他们放眼世界，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大山的儿子总是那样义无反顾、执著坚定地热爱着脚下的每一片土地，他们深知，那里有根，是生命之源，那里有火，在生生不息地燃烧。

    从鹤峰坐汽车回武汉。和往常外出归途一样，我和秘书一起总要概括点什么，或总结，或谈感受，哪怕是只言片语。秘书问我，在恩施5年体会最深的是什么。我直说，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有智慧，是真正的英雄，所有的难题都会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的。20年前，我始终依靠了两个方面，一是群众，二是干部，而干部又往往是被时代、群众以及群众创造的事实推上形势的。至于我个人，尚觉得脑子放得还不开，步子迈得还不快……

    车经老虎口，我们下车体验惊险，雨下得很大，眼前一片迷蒙，脚下深不可测。我想到了徐九经，那是一个封建时代为民作主的代表。今天，我们作为地方领导干部，是否有所作为，在于关键时刻考验自己，是不是真正地坚持了实事求是，是不是真正地想到了人民群众。（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四辑，本文作者王利滨，时为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恩施地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