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冬，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以下简称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调驻湖北樊城。是时，我从广西桂林五路军总司令部调任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军纪督察处密查队队长。1939年，国民党当局掀起了反共高潮，李宗仁为适应这个变化，着我兼任了五战区长官部调查科长。五战区司令部是桂系天下，我是桂系特务组织的成员。不管是属于国民党蒋介石嫡系的特务组织，还是桂系的特务，他们虽然各为其主，但在反共反人民、反对革命的目标上是一致的。因此，这两派特务之间既有联合，又有斗争；就是在国民党蒋介石的嫡系特务“军统”、“中统”之间，为了向蒋介石争宠，也同样存在又联合、又斗争的现象。当年鄂北地区特务组织多如牛毛，特务活动十分频繁，真可谓特务处处有，特务满街走。下面仅就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作一回顾。
在鄂西北的“军统”特务组织
“军统”湖北站江北站 “军统”特务是属于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戴笠派遣的特务。在第五战区的有“军统”湖北站江北站，湖北站的站长朱若愚(湖北沔阳人，为中共叛徒)。当时的湖北站设在恩施，对外称湖北省政府保安处第四科，设在五战区(鄂西北)的叫江北站，站长肖慧佛。这个站设在郧阳，由当时郧阳专员刘翔掩护。郧阳专区参谋项丽沅、均县县长戴超群、竹山县县长贺礼华、房县刘东森、老河口蒋绍亭、枣阳王晓辉、南漳罗金荣、谷城毕德配、随县王忠三、襄阳冯子固都充任过所属各县的“军统”组组长。另外，当时“军统”还在保安四团、九团政训室安插了“军统”特务邵修等人。在五战区各军、师，均以军令部郑介民的名义，派有大量军事谍报参谋，如李永银、杨芳萱等人（都属江北站领导）。除了有合法身份的“军统”特务外，还有潜伏的特务组。他们带有秘密电台，襄阳的潜伏电台设在万山脚下，台长梁志超(山东人)。这个台在1939年为当地驻军在搜查中查出，电台的特务拿出空军气象侦察台的证明才获释。“军统”江北站当时注意的目标有两个，一是李范一先生设在谷城茨河的手纺织训练所。他们经过精心策划，会同谷城县长王志萱和保四团团长李朗星到谷茨河手纺织厂进行了大逮捕，逮捕了这个厂的主任吴显忠等大批革命进步人士，并把吴显忠等人解送到恩施“军统”湖北站。另一个目标是协同保四团李朗星搜捕襄枣宜边区余益庵的抗日地下武装，结果是保四团二营营长肖星如被新四军击毙。在郧阳地区的“军统”特务组织，经过肖慧佛的策划，对当时的郧阳联中进行了几次搜捕，逮捕过不少进步学生和中共地下工作人员。
别动军第六纵队 “军统”在鄂西北的还有一个武装特务组织，这就是别动军第六纵队，隶属于“军统”别动军司令部，该纵队指挥部设在老河口马家岗。提到马家岗，当时老河口人民视为豺狼窝。这群武装特务和其他特务一样，主要是用来对付鄂西北共产党和其他进步人士、破坏革命活动的。但是，这伙人都声称他们是潜入到日军占领区做策反工作的，并说因为工作需要，他们要化装成三教九流式的人物来掩护工作。实际上，这些人是货真价实的汉奸、土匪、青红帮、偷鸡摸狗的窃贼、巫婆神汉，真是集牛鬼蛇神于一堂。他们出门歪戴着帽子、斜着眼，小事不要脸、大事不要命，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别人要是问他们是哪一部分的，他们总是大拇指一扬，扮个鬼脸，得意地说：“马家岗的！”就凭这几个字，他们在老河口看戏不买票，坐船不花钱。无论公娼私娼、鸦片烟馆、旅馆、酒菜馆、船行、商行，一遇到“马家岗”的人，都是苦在心里，还得忍气吞声地装出笑脸来“热情欢迎”。就连当时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特务团、宪兵十七团、光谷警备司令部及其他牌头小些的特务，对这些“马家岗的”也是敬瘟神而远之，不敢惹祸。因此，他们更加肆无忌惮，越来越凶狠，他们可以随意给人戴上罪名，也没有人敢干涉。他们在老河口制造的“范友信、红大衣汉奸案”、“火神庙五洲旅社汉奸案”，不是证据不足，就是毫无证据，或者是因争风吃醋而栽赃陷害。
所谓“范友信、红大衣汉奸案”发生在1941年秋。范友信从小居住在老河口福音堂内，其父范正祥是虔诚的基督敦徒，是福音堂内牧师的专用厨师，其母在福音堂内当杂役。范友信从小就生活在洋人之中，谙熟外语，福音堂内牧师着力地培养他成为一个西医。1933年，范友信在老河口市中山公园西北角购得一块地皮，盖起了惠民医院，成为老河口屈指可数的富翁。惠民医院虽为一家私立医院，医术较高明的也只有范友信一人。但由于范依靠教会力量，医疗器械较为完备，药品也比较齐全，在当时超过了五战区的医疗机构，这就召来了官府之忌。身为五战区长官司令的李宗仁喜欢在中山公园的网球场打网球，而每当李宗仁打球时，总有一个衣着入时、年轻漂亮的女子主动给李捡球，此女子叫刘洁人，湖北京山县人，外号“红大衣”、“红姑娘”，其父为湖北钟祥县某医院的医生。刘系范友信家庭教师，她不仅与李关系密切，也与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张元良、少将副官处长农之政等来往密切。刘洁人的行动引起了“军统”的注意，就派“军统”特务徐大中以治疗肺病为名，住进惠民医院进行侦察。徐侦察了大半年，报告说惠民医院防空洞内夜间有收发报机发报的声音。“军统”又得到臼口区区长王启东报告说：刘洁人的父亲和日本人来往密切，刘洁人曾到武汉接受日本人的特务训练6个月。这样，“军统”就认为范友信是汉奸，刘洁人是范的联络员。1941年7月，“军统”组长王晓辉(王守典)带领特务，在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宪兵营的配合下，逮捕了范、刘二人，搜查了惠民医院。搜查结果只找到400多块银元，几两鸦片烟土，还从废铜烂铁中找到一根两尺长的铜丝。王晓辉虽然没找到电台，但找到了一根铜线，以此认定铜线是收发报机的天线，就判处范友信死刑，立即执行。范临死时高呼“冤枉”。惠民医院的财产则全部充公，“以资抗战”。至于刘洁人，则长期被关在马家岗，后来成了六纵队指挥官徐志道的姘妇，并怀了孕。徐志道的老婆黎某是当时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的妻姑母，黎为吃醋和徐志道大闹，徐才无可奈何地将刘秘密解送房县关押。
所谓“五洲旅社汉奸案”发生在1941年冬至1942年春末，离“范友信汉奸案”相隔不到半年。当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迁到老河口后，这个鄂西北小城突然繁荣起来，一时文人学者、富商大贾云集，风流小姐周旋于上层不乏其人。当时出入司令长官部的杜某、谭某、谢某和刘洁人，人们称为“四大小姐”。谢小姐爱上了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特务团高射机枪连连长欧迪梅(欧为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的亲戚)，欧、谢过从甚密，欧也因谢的关系和其他三位小姐有往来。欧有一位同乡、同学廖秉周，廖本是特务团上尉副官，因专门跑敌后做生意而离了职。廖与五洲旅社老板娘有暧昧关系，因而不是住在五洲旅社，就是住在欧迪梅处，这样也跟“四大小姐”有往来。“四大小姐”也常托廖从外地带高级化妆品。当时垂涎于“四大小姐”的大有人在，如别动军六纵队司令部的少校参谋张合清就属意谢小姐，因谢已属意欧迪梅而拒绝了张的要求，张便怀恨在心。恰好在这时，张被派往武汉搞所谓策反活动，在汉期间，他发现廖秉周在武汉某酒楼与汪伪官员一起喝酒，就偷拍了照片，回老河口向指挥官徐志道作了汇报。这时徐志道已破获了所谓“范友信、红大衣汉奸案”，“红大衣”刘洁人既然与欧迪梅、廖秉周相识，廖又与汪伪官员在一起喝酒，就很容易地制造成一个“汉奸案”。廖秉周成了这个“汉奸案”的主犯，欧迪梅成了连络员，谢某成了窃取机要情报的女间谍，五洲旅社成了汉奸据点。欧、廖和五洲旅社老板娘以汉奸罪被判死刑，当即遭枪杀，而谢某因“年幼无知”，判刑10年，落入了别动队之手。一场风流案化作汉奸案而告终。
这个别动军六纵队是怎样成立的呢?原来，1940年秋，“军统”以军令部名义派高参徐志道少将到鄂西北协助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统一军事谍报工作，他来时带了一批特务，成立了谍报督导组。徐志道是江苏南通人，国民党老牌特务。当过宪兵团长、处长，抗战初期曾和周伟龙一起在上海搞过潜伏工作(解放前夕，徐已是保密局局长)。对于这样的老牌特务，李宗仁心里当然有数，故徐初来五战区，李宗仁并不理他。但徐神通广大，他并不介意李对他的冷落，还向李要求长官部派人充当他的副组长，以便和长官部密切合作；并表示一切听长官部的指挥。这样，李宗仁就派了长官部作战科上校参谋王敬斋(东北人)当徐的副手。徐志道为了在五战区站住脚，就以江浙同乡的名义，经常宴请长官部参谋长徐祖贻、中央银行行长于在民，福生樊庄主任钱卓、经济委员会主任许凤藻和中央日报社特派员范世勤等，企图在五战区组织一个江浙同乡小集团。徐志道站稳脚后，就将五战区各军、各师军事谍报人员集中在马家岗进行谍报训练，开设有爆破、侦察、秘密通信、行动等特务必修课。训练结束后，将这些人编成便衣队，分派到各军、各师及各地。徐从这些人中吸收了一部分人参加“军统”，又派出一部分“军统”特务参加便衣队混入各军中。这样，徐一举两得，既扩大了“军统”组织，又渗透到各军中去了。以徐志道为组长的长官部督导组隶属于参谋处，在各集团军设支队、军设大队、师设中队，另外还在安徽、信阳、随县、钟祥设立直属大队。
到1941年，徐志道已形成从上到下由自己掌握的体系，就建立了别动军第六纵队。指挥官由徐志道自己担任，参谋主任张冠三、副官主任华振东。下设有一股(参谋)、股长彭某，二股(行动)、股长李如金等。指挥部设有自己的电台、禁闭室、特务排。1942年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临马家岗视察，向徐志道布置任务。戴笠出发时，先到南阳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处，由孙通知李宗仁说戴要到老河口。李宗仁一听说戴要来老河口，就借故到草店八分校去了，委托参谋长王鸿韶代理接见。戴笠一行到马家岗时有几部汽车，车上有电台和许多卫士。他们直达马家岗，戴就住在徐志道的卧室内。戴到后，徐志道以戴的名义宴请了宪兵团长刘家康、警备司令梁家齐。五战区调查室由我作代表。宴会的酒菜及用具都是由戴笠自己带来的。宴席上，戴笠问到五战区防共工作情况，我回答说：“五战区对付共产党的策略是：内线潜伏，外线包围。”戴听了连说：“很好。”戴笠到马家岗时，正好遇上别动军在整训，戴笠接见了别动军所有的干部，并对全体特务讲了话，还和他们一起聚了餐。别动军行动股长李如金借机想露一手，在集训时讲自动爆破课。结果李自己触动了炸弹引信引起爆炸，当场毙命，还炸死了两个听课的特务，炸伤多人，搞得很扫兴。戴笠在马家岗住了4天就走了。
“军统”别动军第六纵队成立起来后，活动很猖狂，到处网罗人马。他们在二十二集团军设有一个支队，支队长是戴清正(四川人)。在随县设有一个大队，大队长陈涛(又名陈润伯，湖北枣阳人)。陈涛是个红帮大爷，长期住在随县万福店一带，他有三个小老婆，吃喝嫖赌吹样样精。可当时别动军的开支除发几个干部的薪水外，其他全靠别动军自筹自给。陈涛在随县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开支就靠陈自己勾结汉奸、土匪进行绑票抢劫、贩毒走私，或向农民派款抓丁，敲榨勒索。这样常与随县民团发生冲突，当地人民纷纷告状，连县长孙慕风也几次向李宗仁告状。终因陈涛曾策反了皇协军张扬二支队，使张扬二支队整编为游击队，上面认为陈可将功折罪，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别动军在二十九集团军设立了一个支队，支队长叫剑秋(四川人)，原是刘湘手下的土特务。他与别动军钟祥队长彭某(“军统”嫡系特务)意见不合，就派人向日军宪兵密告了彭某，使日军杀了彭。徐志道得知情况后，就将剑秋秘密处决了。1943年秋，徐志道调回重庆别动军总司令部任参谋长，“军统”调其河南站站长岳独远接任六纵队指挥官，由湖南调来的聂某任副指挥官。抗战胜利后，别动军六纵队改编成交警总队，聂为总队长，张冠三任副总队长，调至山东胶东地区。
“军统”老河口特检所 “军统”老河口特检所也即老河口邮电检查所所长王凤，是由湖北站调来的。这个所于1941年成立，设在老河口普宁街。他们除搞情报活动外，主要是搞邮电检查，专门扣留抗日的进步书刊、文件，检查、扣留老河口进步人士来往的信件，破译电报，检查、没收人民群众邮寄的包裹物品。他们还设有侦讯电台，劫收各方收发的电报。他们说老河口有汉奸电台，可是始终没有查出这部电台。有一次，五十九军军长刘振三的姨太太从陕西宝鸡寄信给刘振三讲：白的(银元)价若干，黑的(鸦片)价若干。特检所截获了这封信，又将这封信寄给刘振三。等刘的东西运出后，他们就通知宝鸡的特务，扣留了刘振三运去的银元和鸦片。
“军统”老河口水陆交通检查所 “军统”老河口水陆交通检查所设在老河口汽车站，所长是李国杰。抗战时期，鄂西北汽车很少，除军车外，商办的汽车、马车和人力车等，经过水陆交通检查所时都必须接受检查。他们还在孟楼、白河等处和汉水边设了检查哨站。检查所的这些人都是些无法无天的人，他们可以任意扣留船只、车辆。当时交通困难，外出坐汽车更难，但是“军统”老河口水陆交通检查所如果能找到检查站的特务，就有车可坐，途中还可备受招待。如果谁得罪了特务，车船就开不走，还有可能被扣留。当时钱能通神，跑单帮的人只要向这些特务们塞上一些钱，就可以优先，甚至免费乘车。这些特务们生财门道多，天天出入大酒馆，天天有人奉承地请他们吃喝。
“军统”财政部湖北查缉处老河口查缉所 “军统”财政部湖北辑处查缉处处长一职由“军统”湖北站站长朱若愚兼任。本来，“军统”在第五战区不能公开设立机构，1941年查缉处成立后，就成了“军统”地方站(潜伏组除外)掩护所，“军统”以查缉处的名义进行活动。老河口查缉所所长由江北站站长肖慧佛兼任，“军统”特务韩学文、蒋绍亭等人都在这个所内任职。当时樊城也设了查缉所，所长由湖北站书记谢经武兼任，总务股长杨芳萱，查缉股长王晓辉，督察李永艮、刘东森。这个所还在张家湾和各县镇设立了站哨，建立了缉私队警武装。这样，他们就可以公开进行各种活动，可以以缉私的名义对人民进行逮捕、搜查，樊城盐务所所长王炳麟因拒绝了特务提取公盐谋利的要求，特务们就以王炳麟吸食鸦片为名将王抓去坐牢，弄得王倾家荡产。这个所的特务蒋绍亭、刘东森等都曾以各地商会职员的职业作掩护，得过一些大商人的好处。因此，他们一般不缉查大商人，不问军政人员，专缉小商、小贩和一般老百姓，他们真正的职责是对付共产党和进步人士。
“军统”物资货运站 该站站长是王守典(湖北枣阳人)。这个站设在樊城江西会馆附近当铺内，在随县也设有站。他们除专门运输查禁物资(木耳、黄连、五倍子、生漆、桐油等)到沦陷区销售外，还担负着秘密运输特务用品(如通讯器材、武器、炸药、毒药)给解放区、沦陷区的特务，担负与各处特务连络的任务。
“军统”华中特种站 这个站在1941年冬成立，站长项迺光。此人是中共叛徒，到五战区时化名金子瞻。他对外持印有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的名片，受“军统”特种问题研究室主任张国焘领导。项迺光到五战区时带了参谋张启荣。张启荣化名张倩君，他们持有军事委员会介绍信求见李宗仁。李宗仁在见面时听他们说明来意后，就拒绝再见面了。项迺光见李并不欢迎，就只得迁到樊城，设特种站于樊城翠丰油坊。张倩君掌握着秘密电报本和对“军统”局联系的渠道，实际上张担负着监视项的任务。项迺光设站后，通过我的关系，报请李宗仁批准，释放了五战区调查室在押的中共叛徒邓一陶、李健华等人，将他们全部吸收到特种站，充当秘书、参谋，建立了特种站的机构。后来，他们又吸收了李某、陈某、王某等人，充任项的副官。特种站逐渐扩大后，他们又在随县澴潭设立了一个工作组，由李健华任组长，李又在随县和安陆网罗了几个中共叛徒。后来，项迺光来拉拢我，要委我为华中站副站长，我没有接受，并把情况报告了李宗仁。项拉我未拉动，又去拉五战区调查室情报编审张书武(中共叛徒)，张被项拉了过去。因此，李宗仁十分不满，下令缉拿张书武。项迺光见在五战区引起李宗仁不满，被迫于1943年将其特种站迁到汤恩伯的防区安徽界首，调李健华去任副站长，张麟阁接任随县组的组长。项为了避免五战区桂系的干扰，特种站就以别动军支队的名义进行活动(项后任“军统”湖北站鄂北副组长。)
“军统”五战区军法执行监调查室 1943年，国民党军委会在各战区都建立起长官部调查室，调查室人员由“军统”派遣。“军统”从河南站调周兆祺任五战区调查室主任，李宗仁不接受，周只得住在马家岗候命。周在无法就任的情况下，变调查室为五战区军法执行监调查室(直属于军委会军法总监，配属五战区)。这样五战区就有两个调查室：一个是属于桂系的，一个是属于“军统”的，两个就避免不了你争我斗。1944年，李宗仁调汉中行营主任后，桂系调查室就撤销了，人员遣散了，档案焚毁了。“军统”调查室这才名正言顺地成为五战区调查室。
“军统”在五战区除了以以上这些名目繁多的组织进行活动外，他们还以军委会政治部调查室的名义，向五战区各部队派有军委会特训班、政训班的学生。这些人散布在长官部和各军、师政治部，由“军统”特务李筱华联络，他们设有电台。五战区政治部的刘治汉、梁伯樵、林克、刘介中等都属这个系统的人。破坏五战区抗宣三队、政治总队、八中队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就是这伙人。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电令五战区逮捕白克、彭克明、王寄舟等，也是这伙人策动的。这些人是由五战区政治部主任罗德荣、副主任张元良等直接领导的核心特务。此外，“军统”还派特务以高级参谋的身份到各集团军，如在二十二集团军，他们就派了曾任过“军统”局秘书的杨一民(湖北钟祥人)，杨的机关就设在当时的胡家班子前面，他直接联系混入川军中的复兴社“军统”分子，进行分化、监视以及防共等活动(杨后任“军统”湖北站鄂北组长)。
宪兵司令部警务处特高组
这个特务组织从五战区建立时起，就随着五战区长官部活动。1938年冬，五战区长官部迁到樊城时，特高组组长谢朝征(湖南华容人)和中央日报社特派员范世勤、张元尘住在一起，并用中央社电台发电文，台长雷可亭(湖南长沙人)听命于谢朝征指挥。谢还派遣雷云鹏到南漳策动国民党南漳县党部书记陈觉我(“中统”特务)，三青团襄阳分团的任步祺、卢致芳破坏了中共荆(荆门)、当(当阳)、远(远安)中心县委书记曾霞同志(即曾志，中组部原副部长)在南漳创办的军民大饭店。这个组织的特务邓涛(安徽人)混入文化站和老河口的进步组织，建立了情报网，并策动五战区调查室逮捕了向保林，破坏了中共地下组织。他们还派遣特务冯季善(又名冯德应，江苏徐州人)打入湖北联中，建立了特务外围组织，向当时的郧阳专员刘翔提供情报，参与破坏联中的中共党组织。他们派刘健(四川人)到谷城茨河专门搜集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情报。这个特高组在五战区吸收了大量的外围组织人员，襄阳的“中统”特务关健，就是经谢朝征介绍参加“中统”的。
“中统”在鄂西北的活动
“中统”在五战区派有专员孙守番，孙有专用电台，可直接国民党中央党部联系。“中统”除直接控制各中学的训育主任外，在各地都派有“中统”特务。当时人称“黑专员”的张官瑜是负责襄阳地区“中统”活动的。“中统”还在五战区建立了特党部，直接派遣“中统”特务进行活动。五战区特党部的科长刘邦华、调查室科长王林渡、三青团的叶自成、王兆亚等也是“中统”直接派出的。1939年，徐恩曾派遣特务专员王一民(湖北大悟人)直接领导特务对五战区长官部进行活动，杨子福、桂光德等曾直接逮捕过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并将被捕人员私自关押在郧阳县党部后院的禁闭室内进行审讯。他们还开设了《志诚日报》社，在谷城、老河口开设书店，以掩护其特务活动。宜城的“中统”特务杨某逮捕并杀害了王家集的革命人士陈某。
五战区的三青团支团部
1938年，五战区长官部迁到鄂西北时，已建立了三青团襄阳分团，主任为胡兆和，筹备员任步祺、叶自成(兼任五战区政工队指导员)。任步祺参加了破坏南漳军民大饭店的活动，叶自成与五战区政治总队八中队的破坏、七中队王志超的被捕有直接关系。郧阳分团主任张笑玄派遣三青团分子到联中监视学生的爱国活动。1940年，五战区三青团支团成立后，书记由五战区长官部主任冯树兼任，五战区长官部调查室秘书单鸣皋兼任助理，总务组长、组训组长由调查室科长谢汝范、黄保崇兼任。三青团在各县都建立了三青团分团，以调查室的张耀之、吴秉恒、罗伯谦及潘大明（中共叛徒）任书记。调查室派到各县的特务大多住各分团，来往信电都由各分团转交。调查室在各地的特务活动三青团都积极配合。不是调查室特务任书记的分团，那就是由“军统”或“中统”的特务来任书记。如郧阳吴某是“军统”的，谷城张某，南漳吴某、胡某，襄阳雷某，枣阳周某，随县叶自成，均县张耀之、邓县丁淑恒等都是特务，他们也利用三青团在各学校、各乡镇的组织进行特务活动。“中统”还设有专区党务专员，开书店(建国书店)、办《志诚日报》等掩护活动。
除了“军统”、“中统”、宪特、三青团等全国性的特务组织在五战区活动外，还有许多名目繁多的特务组织。如五战区长官部调查室。这个调查室成立于1939年6月，主任韦永成，副主任张元良，秘书冯树，总务科长谢汝范，情报科长李翠璩，调查科长庞郁生。这个调查室以桂系特务为核心，受李宗仁指挥，曾在草店、老河口祖师庵先后办过特务训练班，训练了一百多名特务。在湖北郧阳、均县、光化、谷城、南漳、襄阳、宜城及河南的唐河等地建立了特务工作组，从事特务活动。不仅五战区的特务在活动，六战区的特务也跑到五战区来活动。当时六战区党政工作总队总队长刘培初(曾任“军统”湖北站站长)就派了大量特务到南漳、远安一带公开进行反共活动。汤恩伯也不甘落后，成立了一个伏牛山工作团，曾到均县、光化、南阳一带进行反共的特务活动。郧阳还有一个郧阳专区动员会也在进行特务活动。这个所谓的动员委员会是由郧阳专员刘翔领导的，他利用乡村干部训练班来培训特务，组织起遍于竹山、竹溪、郧西、郧阳、房县、均县的情报网，搜集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并配合“中统”、“军统”进行特务活动，逮捕抗日革命人士。
除了以上的特务组织和特务活动外，当时五战区长官部还建立了特种汇报制度，参加的人员有参谋长王鸿韶、政治部主任韦永成、鄂北行署主任徐会之、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冯树、五战区特党部书记尹治、警备司令梁家齐、宪兵司令部十七团团长刘家康等。每周定期开会，会上传达蒋介石的反共命令，制订反共的计划部署，分配供反共开支的大量特支经费。每周一次特种汇报会是货真价实的反共会，蒋介石并拨有专款作为活动费。（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四辑，本文作者庞盛文，时任第五战区长官部调查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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