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今古传奇》

2014-09-15 21: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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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日子。6月下旬某日，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新任党组书记周韶华和著名作家、党组副书记吉学沛二位找我谈话，要调我去《今古传奇》编辑部当主任，还希望我尽快到任。我这人是很讲党性的，尽管心里有一些想法，还是答应了。有什么想法呢？其一，调《今古传奇》有点儿出乎意料，因为我是搞所谓严肃文学的，大学一毕业就开始看稿子，已在《湖北文艺》、《长江文艺》工作了十几年，编辑组长、主任的位子都坐过，对通俗文学知之不多，加之当时社会上主流意识对通俗文学看法不好。其二，《长江文艺》的小说不断被权威期刊转载，我这个小说组的副组长当得正得意。而且我从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毕业回来之后，写作兴趣正浓，差不多每月都有作品发表，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小说月报》刚转载了我的短篇小说《烟姐儿》，我正处于所谓第一个创作喷发期，如果突然放下，很可惜。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为什么调我去？可能有这样的背景，一是《今古传奇》说唱丛书经过三年的努力，它的发展大大出乎大家的意料，负责人任清同志离休了，急切需要重组编辑力量来应对。二是省文联党组刚改组，作家协会要求分立出去，通俗文学被人看不起，调一个老刊物的编辑过来，有一定的平衡作用吧。其三，当时，事情来得很突然，我又没有思想准备，一些朋友听说后也劝我不要去。但党组书记的话不容我推辞：你是一名共产党员，现在事业需要你，通俗文学需要你。两个书记还说，我们信任你，重用你，快过来吧！我这个人最怕别人抬举，就这样几句话，我就点头了，《长江文艺》的告别饭都没吃，就走马上任了。

    党组把这样一副担子交给我，我感觉很重，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告诉我，这个担子我一定得好好挑起来。我考虑首先要做的是两件事：第一件是正式组建编辑部；第二件事很急，湖北省宣传文化工作改革座谈会召开在即，《今古传奇》要争取在大会上作典型发言，关键是拿出一个好材料。我对刊物三年来的情况一无所知，搞调研是熟悉情况进入角色的最好办法，我立即开始找编辑部每一个同志谈话，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陈东成处长和邹明山同志也亲自来座谈。
    
    陈处长在会上说，省委关广富书记、钱运录副书记很重视《今古传奇》的工作。《今古传奇》能自负盈亏，发行量大，改革精神和创业精神要总结。部领导说，这个先进典型要宣传，要扩大影响。周韶华、吉学沛同志也都谈了很好的观点，比如他们讲，许多刊物只围着作家转，不是围绕读者转；以前办刊物只管编不管发，所以越办越难办。这些思路都很启发人。我了解了情况，改写出了材料。全省宣传文化工作改革座谈会于7月25日在武昌召开，我在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题目是《在改革中诞生，在改革中前进》，紧扣了大会主题。《湖北日报》在第二天报道：“昨日，全国文联系统发行量最大的文艺刊物——《今古传奇》的负责人，在全省宣传文化工作改革座谈会上，作了精彩发言。”我无法听到自己的发言是如何的精彩，但掌声是不少，的确引起了宣传部领导和几个厅局领导的兴趣，他们会后派人来调查和“取经”。我记得当时中宣部已经明确提出各地报刊社要改革，要逐步改变靠国家拿钱办报刊的现状。“市场经济”的提法在当时还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报刊发行下降、刊物亏本是普遍现象，不光是湖北文艺界、出版界，就是全国，也都在为报刊社如何改革而苦苦思考，在还没有人能先跨出第一步时，我们《今古传奇》跨出了改革的第一步。

    《今古传奇》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中孕育诞生的。那是1978年，省文联恢复了，备受创伤的文艺界终于迎来了明媚的春天，各文艺家协会相继恢复。湖北省曲艺家协会筹备组1980年11月24日呈文省委宣传部，申请出版《今古传奇》说唱丛书，当即获准。1981年得以正式创刊，并请著名书法家王遐举先生题写了刊名，编辑工作由省文联副书记任清同志主持，参加者有徐国华、蒋敬生等人。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办刊，在临时苫棚里编刊，拖着板车上街推销。200页的大刊定价只一元，为的是让大众读者买得起。这个刊物以单线素描的绣像为封面，多以武侠为题材，古色古香。当然也有人从另一面来评说，认为它古旧俗套。这个刊物一出来就深受大众欢迎。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饱受极左观念轰炸的人们视《今古传奇》为一种文艺的反正，从未接触过武侠讲唱文学的年轻人视之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所以，《今古传奇》一出来就风行全国，说它“洛阳纸贵”并不为过。我接手时，这个刊物刚办到第八期，自办发行，单期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120万册。就全国范围来说，当时，所谓严肃文学期刊，每一省差不多都已经恢复了一个，除了一些群艺馆编的小刊发一些大众文艺作品，专门的通俗文学期刊，还只有湖北的《今古传奇》一家。《今古传奇》的出现，随之引发了中国新时期通俗文学的热潮，其后几年，有大批类通俗文学期刊创办起来，如河南的《传奇故事》、黑龙江的《章回小说》、河北的《神州传奇》，等等，也出现了广西的小报现象。总之，大众文艺报刊一时如雨后春笋，蔚为大观。继《今古传奇》之后，湖北又办了《中国故事》、《中华传奇》两本大刊，湖北一时成了全国通俗文学的重镇。通过激烈论争，人们重新发现，文艺的面孔并不总是严肃的，它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既可以严肃，也可以通俗；既有人用严肃的面孔描写庸俗的事象，也有人用通俗的形式描绘着严肃的话题。更有意义的是，办刊人从中发现了一个真理，刊物应当围着读者转，报刊可以进入市场，文学不能离开大众，离开了大众，就好比花儿离开了土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几年，全国人民的大事一是拨乱反正，一是改革创新。以省文联为例，被迫停止了活动的文艺家协会一个一个恢复起来，刊物一个个创办出来，许多分散各地的老文艺家一个一个归队了，大家的工作热情千百倍地焕发出来。我受命去《今古传奇》，事后想想，其实就是率先在从事一种改革实践。一是要寻找文学回归人本的途径，二是要把期刊推向市场。完成这一任务，在当时的严肃文学期刊中有很大阻力，而还没被纳入主流规范的通俗文学《今古传奇》则适逢其时。1984年8月23日，省委宣传部正式下文，任命我为《今古传奇》编辑部主任，免去了我在《长江文艺》的职务，断了我的退路。我开始着手组建编辑部，从讨论岗位责任制入手，制定比较详尽的管理条例，使编辑工作和社务工作有章可循，使管理规范起来，尽快走上正轨。组建编辑部，实质上是从组织和人事上为把《今古传奇》办成优秀文艺期刊打下坚实基础。此前的编辑班子和曲艺家协会的工作班子是合一的，因为没有单独建制，责权不清，难以适应刊物发展的需要。文联党组同意编辑部下设三个组：一个行政组，管行政事务；一个作品组，管组稿编辑；一个发行组，管宣传发行。人员方面，从部队转业来了搞美术的舒少华，从竹溪县调来了搞文学的罗维扬，从曲艺团调来了搞行政的张守元，从大学中文系分来的三个年轻人孟德民、孟瑶、晏银忠都先我而来，仍放在作品组里。

    我任主编，聘请曲艺家蒋敬生先生为副主编。我们一共才9个人，其中7个有编制，平均年龄31岁，我当年也才37岁，在全国来说也算是一个很年轻的编辑部了。紧接着，我们设立了顾问委员会和编委会。顾问都是请的文艺名人，第一批有王朝闻、姚雪垠、侯宝林、碧野、刘绍棠、老李准、任清，后来增加了冯牧、赵景琛、王愿坚等。为什么请名人大家呢，除了他们确实在支持通俗文学，我私下也有拉大旗作虎皮的意思，想借助他们来抗衡一下文艺界内内外外十分强大的冲击。编委会有吉学沛、夏雨田、蒋敬生、聂云岚、李传锋。聂云岚何许人也？他是重庆出版社的一位老编辑，就是他根据王度庐的武侠小说编著的《玉娇龙》在《今古传奇》上多期连载，成了刊物吸引读者的主打作品，在全国老百姓中形成了无处不说《玉娇龙》的文学盛况。当时，全国的文艺期刊社都叫编辑部，尽管恢复了行政级别，有编制，但专业技术职称还没有提上日程。文艺刊物上，很少出现主编、责任编辑这样的署名，连稿费都未名正言顺恢复。

    1984年12月，省委下文，我正式进入省文联党组。因为年轻，胆子就比较大，从1985年第一期开始，我把主编、副主编和编委、顾问以及责任编辑的名字都登了出来，既是文责自负，也是接受读者监督。1985年5月27日，省委书记关广富同志在省作协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了一段有关《今古传奇》的话，他说：“《今古传奇》自创刊以来，始终注意面向群众，做到通俗而不庸俗，传奇而不离奇，赢得了众多的读者。”这也算是对文学界有关通俗文学的争论的一种官方表态吧，这无疑给了我们很大鼓舞。

    以前，我签发过无数篇稿件，却没有签订过合同书。我签署的第一份合同书是1984年9月10日，那天正是中秋节，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我们这个刊物从一开始就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管理。国家不拨款，人员聘用，自负盈亏，艰苦创业。我们参照实行企业化管理，与主管单位省文联实行责任承包。我起草了《承包合同书》，列出了8条改革措施，编辑部几经讨论后报给党组。省文联党组决定大力支持《今古传奇》的改革尝试，党组副书记吉学沛和我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在会上，吉学沛还作了一次热情的讲话，我则向编辑们颁发了聘书。

    主管和主编两方为了确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而订立共同遵守的条文，这恐怕也是省文联几十年来和所辖部门签署的第一份合同书。《承包合同书》的主要内容有这样几点：《今古传奇》按“全民性质，集体经营，独立核算，盈利提成，多劳多得”原则，实行一包两改，即责任承包，编辑改为聘任制，工人改为合同制。这一条的核心是打破铁饭碗，不吃大锅饭。编辑部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前提下，有权坚持刊物的独特艺术风格，有权决定编辑、出版、发行的方式，在经济上自负盈亏。这一条是合同书的核心。主编享有人事任免权和财经支配权，这两条加上前面的发稿权，就成了三权合一，实际上就是搞主编负责制。编辑部实行岗位责任制，奖勤罚懒，责权利统一，责任到人。赚了钱有浮动工资和奖金。如果主编不称职，文联党组随时可以撤换。这一条主要是体现党组织的监督和制约。可别小看了这个合同书，中国农村的大变革就是靠了“责任承包”这四个字起步。

    1986年2月29日，省文联党组下文确立了《今古传奇》编辑部为省文联直属二级事业单位，“全民性质，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现在看来，省文联党组领导当时敢于拍板，既是改革精神的促使，也是领导人的胆识使然。《合同书》可以说是一种法律的初始形态吧，它的大量运用，也是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一种标志。下级部门和领导机关订合同，这在过去只有经济部门才有的，有点像保证书。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想了，我们也干了，我们在全省期刊界敢为人先，我们在合同书中以一种新视角找到了各自的准确位置。合同书是一份责任状，不但增强了守土有责的自觉性，还有经济指标，要实现两个效益，实践证明，省文联对刊物的管理更科学了，刊物自身在文化市场上更主动了，文艺生产力得到了解放，此后，刊物不断改进，很快成为全国通俗文学期刊的排头兵。以至于我们的编辑到全国各地去组稿，只要说是《今古传奇》，就会遇到很多热心人的欢迎和帮助。

    那个中秋节的月亮好大好圆，它将清辉洒满大地。我们全体人员聚在一起，在那个美好的夜晚，共同写下了美妙的一笔，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实际上是签下了全中国宣传文化战线第一份责任合同书。二十多年来，我们都还记着这份合同书。省文联和杂志社对这份合同书差不多过几年又要作一些修改和补充，但这一机制却已稳定并沿用至今。

    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使初生的《今古传奇》如虎添翼，我们连续在全国各地召开创作笔会、特约编辑会、传奇文学研讨会，以文会友，各地的作者把一篇篇好稿给我们寄来，各地邮局和个体书商把刊物送到广大读者手中。我们的刊物发行数节节上升，1985年8月刊物一度攀升到单期发行270万册，创造了湖北期刊邮政发行史上最高数字。1986年5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召开全国部分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今古传奇》是唯一被邀请与会的通俗文学期刊，我在大会上作了发言。1989年5月，全国期刊管理工作会在武昌召开，我应邀在大会上作重点发言，题目是《以严肃的态度办好通俗文学，以通俗的形式反映严肃的社会内容》。国家新闻出版署期刊司司长张伯海同志多次来武汉指导工作，对《今古传奇》友爱有加。刊物发行量的增长，在武汉市7218工厂的印刷已经不能满足要求，我们陆续在昆明、广西、西安等地分印。改革所催生的能量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今古传奇》的发展也大大超乎我们的想象，这时候，我们的经营思想和应变能力显现了与市场的不适，加上周围的惯性影响，平均主义的执泥，通俗文学自身的鱼龙混杂，也还有各类文化生活类读物如《知音》等以家庭、婚姻、情感等为内容的报刊异军突起，读者开始快速分流。此后，《今古传奇》的发行数也出现了徘徊，但在文学期刊领域，它已经占据了较大的发行空间和市场份额，稳居全国的榜首，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现在。

    1985年底，我们自筹资金修建了一幢职工宿舍，单身编辑也住上了三室一厅，文化人有了自己朝思暮想的书房，这在文艺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接着我们又修了一幢五层办公楼，杂志社买了小汽车。我们为机关大院减轻了工作和生活的压力，经济上还不时对省文联有所贡献。

    1990年1月，我们正式确定本刊宗旨为“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大众意识，时代精神”，我们把这16个字堂而皇之地刊登在第一期卷首，以此标志着《今古传奇》刊物风格和办刊宗旨的成熟。在庆祝《今古传奇》创刊10周年的时候，国家领导人王任重同志还给我刊题字，一批全国知名的文艺家、理论家写了文章表示祝贺。那真是一段黄金般的岁月，每一个同事都有着强烈的成就感。这期间，我在省文联党组和主席团的工作量也在加重。1995年，党组里有同志建议我专职于省文联驻会副主席的工作，于是，我主动辞去了大型通俗文学期刊《今古传奇》的主编和社长职务。此后，主编和社长的重担一直由舒少华同志担当。新的班子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市场变数，他们也采取了许多新的办法来应对，比如，版权和经济的官司不断增加，必须聘请专职的律师；比如，1999年由杂志社首创推出的《共和国十大元帅十大将军大结局》获得了巨大成功，先后加印20多次，并成为此后各地出版社竞相效仿的一种所谓“十大”出版样式。

    省文联几届党组一直关心和支持着这个刊物，我在省文联副主席或常务副主席的岗位上，也一直关注着这个刊物，这是我倾注过十余年心血的刊物，我希望它能健康成长。2001年，我担任省文联党组书记之后，就力促刊社大胆改革，整合文联报刊资源，成立了“今古传奇报刊集团”，这一动作符合国家的政策和报刊改革方向，所以很快得到省委和省政府的支持，并把该集团定为文化事业体制改革试点。有一个好班子，有一个好品牌，再有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就能使一个单位立于不败之地。后来的《今古传奇》也经历了不少的风险和波折，但他们都用改革的办法较好地化解了。舒少华同志是一位敬业的实干家，是一位出色的出版家，他是我省有突出贡献的文化经营人才，省委宣传部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党组对他也是很放手放心的。在他的带领下，刊物得到了长足发展和壮大，2006年，他们还在武昌的光谷庙山开发区购买了新办公用房。

    这个刊物1981年创办时只借了5万元钱，到我2007年离任，杂志社总资产（不含刊名等无形资产）已达到了2400多万元。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当年一个小小的编辑部如今已经变成了数百人的报刊集团，把《湖北画报》、《戏剧之家》、《书法报》都团结在旗下，他们团结拼搏，实现了“一社多刊”，武侠版、故事版、文摘版、奇幻版、单月号、双月号，从出一本刊物变成了七个刊号十来本刊物，月发行百多万册，除了好的社会效益，光每年给国家的财税贡献就不亚于一个中型企业。20多年来，《今古传奇》创利税数千万元，发行过亿册，它发表了上百部长篇小说和数百部中篇小说，有几十部长篇出了单行本，有十多部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今古传奇》1996年被评为“湖北省优秀期刊”，1998年荣获首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称号，后来又蝉联了“中国期刊百强”称号，成为我国新时期通俗文学期刊的代表，是湖北省文化改革建设的重要品牌。鲜明的个性和独具的特色借助改革的不竭动力，《今古传奇》从如林众刊中秀出，很快成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读物，历数十年而不衰。植根于民族的土壤，服务于平民百姓，这就是它不变的宗旨，也是它成功的秘诀；改革开放的时势造就了它，给了它不竭的动力，近三十年的实践也证实了它的价值。我把能为它服务而引以为荣。(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五辑，本文作者李传锋，时任《今古传奇》社长、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