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玮
叶笃初在党建理论界有很多耀眼的“头衔”:中共党章研究第一人、党章学泰斗、教授、委员……在这些头衔的前面,往往还有一串串热情洋溢的定语,比如:博大精深、著名、资深,等等。其实,叶笃初是个本色之人,跟他接触过的人都有一个同感,你和他在一起时,不知不觉间会忘掉他那些“头衔”、那些称谓,把他当作一位可敬的长者、可亲的朋友相处。他好像有一种魔力,能使站在他对面的人看不到他头上那一圈圈炫目的光环。当然,他的成就、他的理论、他的新研究一直为大家所关注。
叶笃初出生在湖北汉阳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对子女管教甚严,小笃初常以家中有较多线装书自豪。九、十岁间,家里请塾师教四书五经、习书法、背诗词。叶笃初记忆最深的是学《论语》、《孝经》,始知“学而时习之”、“百善孝为先”。此后,他读书甚勤、兴趣广泛。
1948年,叶笃初参加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外围组织,从事进步学生活动。1949年,他一边读书,一边接受组织分配工作,“主要是联络、送信,包括到工人区、贫民区活动”。1950年,还没离开中学的叶笃初被吸纳为中共党员,不久离开学校从事共青团工作,这时开始热衷政治理论研究。
1954年,叶笃初被送到中共中央中南局党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班接受专门系统培养。嗣后长期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工作,特别致力于共产党发展史及其执政和自身建设规律研究。期间,曾在领导机关工作,特别是在农村、工厂、商店实际领导党务工作,增长了阅历,积累了经验,实为长进难得机缘。“文革”期间,叶笃初同样注重党的建设问题研究,即便在“五七干校”时也积极参与当时党章等方面的讨论。1977年8月之后,叶笃初即主持写作班子撰写党章解读式的文章,先后在《人民日报》等刊出。1978年起,他在中央党校党建部工作,广泛涉猎党建理论与实践问题,尤其是党章学的开拓和扩展。
中共党章是以全党名义确定的规范纲领、路线、组织、纪律等等的基本文献,如同一国之宪法,在中共政治生活里,是立党的政治根基和最高法规。中共党章学泰斗叶笃初接受专访时说:“党章对中共全党起着指导和规范作用。一般来说,党章要保持高度严肃性和相对稳定性,但随着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对其作必要的充实、修改,也是必然的”。据悉,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90年间,党章历经包括部分和全部、小动和大动等不同层面、不同程度进行修改、完善已有15次之多,共产生过16部党章文本,形成现在实行的比较完善的党章。这16部渗透着历史风云的党章文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全部过程。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了一个500多字、内容简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政治纲领是通过武装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直至消灭阶级区分。“一大没有制定党的章程,不过党纲兼有党章内容。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正式党章是在一年以后即1922年召开的二大上制定出来的。1921年党刚成立时,我们对中国的国情认识还不是很清楚,但一年之后,我们认识到了在中国要直接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实际的。因此对党的纲领作了重大修改,分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就是推翻封建制度,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最高纲领就是为将来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叶笃初说,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正式党章的产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的最后完成。从此,这个年轻的政党有了自己的立党之本和最高的政治行为准则。
同时,叶笃初透露:中共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纲现仅有第三国际保存的俄文版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保存的英文版,两种外文本均缺第11条。两个版本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成中文。
采访中,记者问及毛泽东思想的最早提出者究竟是谁,叶笃初用肯定的语气作答:“现有材料证明是理论工作者张如心,他早在1941年首次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同时,叶笃初补充说,但真正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提出“毛泽东思想”是1943年7月5日,为了纪念党成立22周年,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中,第一次科学地、准确地阐释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叶笃初强调:中国共产党修改党章的历史证明,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创造精神和实事求是态度,表现在党章法上既不是墨守成规,把一切都看作是不可改变的死的公式,又以科学的严谨的态度保证党章原则内容的稳定,除了个别情况(如“文化大革命”)外,从不折腾、添乱,更没有出现像有的共产党那样,因为修改党章引起争论、分歧乃至出现混乱和分裂的危险。党不限制正常讨论,允许通过正常渠道对党章的立法和施行,提出意见或建议,但从指导角度讲,总是审时度势,趋利避害,严格遵循党内法规程序,正确指导和组织党章修改、完善的工作。“以党章这种最根本的党规党法形式,把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原则和对党员、干部的严格要求固定下来,使我们党有一条正确的轨道,使全党同志感到有一条清晰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这就会提高全党同志的积极性,也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使党内外形成一往无前的高昂斗志和蓬勃朝气。”
中国共产党诞生90年,执政62年,是顶天立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尽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中国共产党章程的80余年,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的风云激荡的伟大历程,也是以法规所特有的浓缩和凝炼的形式作出正式反映的历程。党的状况怎样,党章就会怎样;党在理论、政治、组织上成熟到什么程度,党章也就会成熟到什么程度。叶笃初选择党章研究,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选择一种责任与使命,他一直视之为一项崭新有强大生命力的事业。
党章学,即以无产阶级政党的章程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是党的学说的一个分支。起初,有人认为党章无非是一个不普通的文件,谈不上作为一门学问研究。叶笃初认为,党章应该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而且是一门大学问,他强调科学地研究党章,对于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和法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991年,叶笃初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史略》一书,首次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整理,并从规律性的高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的突出特色和优良传统。他提出其传统的特点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传统;从领导人到普通党员对党章共同负责的传统;自觉遵守党章和发扬创造精神相结合的传统;党员和党的组织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传统;坚持党章原则的严肃性与具体工作的灵活性相结合的传统。让叶笃初始料不及的是,这部专著一经发行,为众多读者所称道,以至在后来的党章修改起草小组工作人员手持一册,且是通过湖北人民出版社临时调来使用的。12年之后,即2003年,叶笃初的又一部研究党章的理论力作《新党章新思考》出版,该书就中共十六大通过的党章孕育、生成、贡献及效力进行了全面跟踪式研究,把党章发生及效力评价联系起来,使党章史研究又开新的生面。
自首次提出把党章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起,叶笃初撰写党章学术著作及普及性读物达10余种之多。1982年上半年,叶笃初在中央党校党建部参加十二大党章草稿文本讨论,从此倾自身之心智、走上专业党章研究道路。1983年秋,中共中央党校招收了第一届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专业硕士研究生及研究生班,叶笃初受命于次年向他们讲授《党章研究》必修课。此后,各届学员都听过他讲授这门课程。 他说:“在此之前,我主要从事党章比较及党章历史的专题研究,并无意于放大展开,形成某种理论系统。这也是客观环境的促成,使我获得一个机会,对党章这个特定对象,从政治、组织、文化各个角度加以考察,并将此现象同党的生活其他方面,以至国家政治生活、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进行纵横贯通研究。正如许多科学研究伊始一样,我必须用相当多的精力收集党章的第一次文献,以便有较坚实的材料作基础,逐步构筑这个学科。”叶笃初这位我国党章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其《党章论》已成为党章学的奠基性著作。为此,他在1992年和2002年先后两次受命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党章修改的前期准备和文字起草工作。
在众多同仁的支持下,叶笃初在充分占有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对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如李大钊、蔡和森等10多人对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成就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做出了比较充实的历史论证和科学评价,主持编撰了《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建党思想》。叶笃初说:“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建党思想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后人离不开前人的思想成果,正确的认识总是在同错误认识的论争与较量中获得发展、充实的。”在这部迄今国内学术界研究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建党思想的有较大影响的学术著述中,叶笃初总是尽可能地阐明这些人物之间既各具个人特色,又彼此交融、互为补充的思想联系,把他们放在各自的具体环境中加以认识。
早在1988年,叶笃初就率先引进国外共产党、工人党党章的研究成果,主持编译了THE PARTY STATUTES OF THE COMMUNIST WORLD(中译名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章研究》),由求实出版社出版。他强调,中国学者应对外国论述采取分析态度,“洋为中用”不失为一方法。叶笃初认为,“以广阔的视野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体制——执政的共产党党章被公认为政治体制的基本成分之一、政治规范的一部分,尤其研究各国党章及其体现的党的领导制度、工作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988年,叶笃初曾被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派往刚果、贝宁等国讲学,并任讲学团团长。
多年以来,叶笃初积极推动党的制度建设学术研究,主持多项科研项目、召开理论讨论会和编写工具书,就制度建设研究的对象、方法、基本范畴和结构体系等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科研活动,成果丰硕。他十分注意密切联系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实际来调整安排自己的学术研究重点和方向。1998年,他以党员行为规范专题为引子,先后编出多种读物,其中《党员行为规范问答》、《党员行为规范手册》初次就党员行为规范与党性、国家法律、行政纪律、道德准则的关系作出说明,并从科学上对党员行为规范进行分类,在党内生活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同时,叶笃初还花较多精力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及党的建设基本知识进行普及和通俗化、实践化的工作。他日常研究涉猎宽广,注重多种知识的渗透,往往能从一个较新的视点上观察、论述问题。每每谈起党的建设,人们往往会正襟危坐,肃然起来,总觉得这是一个高深而难免枯燥的话题。“党的建设知识是一门政治理论学问,采取严肃的态度进行学习和宣传,同坚持把无产阶级党性原则联系起来,这并不错。但是,如果以为这种方式学习与宣传一定少有兴味,必然显得呆板、艰深和说教式的。”叶笃初说,那显然是一种偏见。讲解要尽可能情趣盎然,引人入胜。他治学不局限于书斋,也不专注于宏篇巨制。他的相当精力用于了解生机勃勃的党建实践,经常就实践所提出的问题,同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广博的知识“对撞”,闪耀出思想的火花,再将这些见地诉诸笔端,写出了大量以随笔、漫谈、对话等多种题材与样式的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优美短文。他那鲜明的党性、发现问题的慧眼,在众多的理论文章中得到显现。“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视野,以及洗炼、活泼的文风为各大报刊增色不少,让读者耳目一新。20多年来,500余篇文章见诸报刊,广受关注的文章已成书多册。其中《党的建设纵横谈》被称为“党的建设大众版”。可以说,他的一些大部头著作,又以这些短文为基础,长篇短制,相得益彰。著书立说,他“既戒人云亦云,又防轻发宏论”,很注意学术研究的“整体性”、“贯通性”。
近几年来,叶笃初注重“两手抓”,一方面坚持党章学的研究扩展,另一方面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关注最新时事政治,擅长做报刊与电视的时评工作,常常以观察家或时政评论家的身份出现在媒体面前。从“党章研究第一人”到“时评高手”,于叶笃初确是一个转折。有人说,做时评,年轻人好,更合适些,譬如要敏锐,要往外跑,要下手快,甚至加夜班赶稿子。然而,特别勤奋、会电脑的叶笃初,借助个人相当的理论功底及政治观察力、判断力,借助现代通讯、网络手段,作时评游刃有余。他的大量时政评论贴近现实、亲近公众、关注热点、放眼量事、观点独到、评述深邃,备受欢迎。
在外地讲学或休养期间,或半夜三更,叶笃初常常接到有关新闻媒体的约稿或约访电话,以至他的手机或宅电成为新闻同行的热线载体。时常也有海外媒体来电访问,出于纪律考虑,他总是解释须经中央党校办公厅同意方能接受采访。这些电话,大多是就一些新闻事件的预测分析、或有关时政热点问题的解读。有一次,在武汉调研的叶笃初接受一家媒体一个多小时的电话专访,直至“神州行”充值卡存值为零方撂下话茬。
每至元旦或春节,叶笃初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界朋友或历届一些学员的贺年片。这些“忘年交”的雪片般的祝福,张扬着一代党建学者为人的风范及为学的深厚。每到这时节,他的夫人高玲曾教授可忙开了,一次次用电脑亲自为先生制作“手工”贺卡,写上几句祝福的话语,有时还打印上夫妇俩的“倩影”。高玲曾女士说:“当年,叶老是教授学生,现在他许多在第一线工作的学生,是将信息反馈给他——当了‘先生’,也让年迈的他没有掉队,信息畅通的确使他与社会不脱节、不陌生。”叶笃初也十分感激自己的夫人作为学术方面的“亲密助手”,每每自己信手拈来、庄重而活泼的小品文行将问世,夫人总是立刻快捷地用电脑“盲打”的方式即刻付梓而生。
近日,笔者对叶笃初进行了专访。饱满的天庭,棱角分明的五官,被岁月的风霜染白的银发,平添了几份学者的风格韵致。他那充满哲理与思辩色彩的语言,往往使谈话一开始就让人感觉到他作为学者的魅力。两个下午的专访,说穿了分明是一种请教或求教,分明是在聆听一位专事党建理论与时政评论的专家对党建理论的新诠释、对时政热点的新解读。在采访中,他的低调与严谨给记者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这或许是他作学问能有收获的真谛所在。(转自《湖北文史》总第九十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