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忆念的乡村小学

2014-09-15 21:4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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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阳斌

    我们仙桃市通海口镇柳李村的小学是1950年开办的，辐射周边四、五个村。最初办在杨家祠堂，1953年搬到我家草屋后的涂家祠堂。我在涂家祠堂念到小学三年级，1970年，学校搬到大队部金家剅附近，我在那儿读到小学毕业。1975年，小学办起了附设初中班，又叫戴帽子初中，学校更名为柳李学校。村支书武大圣看过电影新闻纪录片，韶山村的学校就叫韶山学校，他说：办到大学，我们村的学校也不用再更名。
    我1977年7月高中毕业后，在当过一段时间棉花采购站的搬运工后，出任了柳李学校初中部的语文老师，接着担任教导主任，不久又担任了校长。1979年10月左右，我有幸参加了全县第一批“民转公”的考试，1980年3月录用为公办教师，当年9月，我被调到通海口小学初中部担任语文教师。连头到尾，我在柳李学校工作了6个学期；加上小学念了五年半、11个学期，我一共在柳李学校生活了17个学期。
    1980年，在通海口公社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公社管委会委员，同时担任了公社团委书记，由此我离开了教师岗位，走上了从政之路。

（一）

    我常常忆念乡村小学我的同事。我去担任教师时，学校有20多名老师，一名炊事员，400多名学生。这里是个熟人的世界。老师们与我的关系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我的老师，如大个子曾老师、被昵称为“鸠山先生”的林老师；二是我的学兄、学姐，如时任校长的周友斌、老师陈仁海、张早荣、陈少平、周友志、赵守凤、杨传凤、万杏芝；三是刚刚高中毕业的我和金祖发。
    我一上班就被推上了初二毕业班语文教师的岗位，我的嫡侄涂胜发担任数学老师，学生们称大我两岁的侄子为大涂老师，称我为小涂老师。担任另一毕业班的语、数老师是陈仁海、林敬荣。竞争是有的，但多数时候是互通有无。试卷，通用；教案，互阅；押题，一般在办公室和寝室里讨论。学校有办公室、宿舍，还提供三餐饭。我单身汉一个，住在三人宿舍里，以校为家。
    在初中部教语文的陈仁海、张早荣、我、金祖发，陈仁海老师是老大哥，相当于教研组长，大多数时候“唯陈首是瞻”。最快乐的时候是孩子们放学后，打过一阵篮球，用脸盆在校门前的河沟里舀水冲冲凉，然后躺在乒乓球桌上海阔天空地聊天，听仁海老师讲故事，听得我们一愣一愣的，直到月明星疏。
    金祖发教初一语文，人长得帅气，读高中时参加过宣传队，舞跳得棒，打篮球也喜欢用舞蹈动作，球进的时候少，不进的时候多，大伙昵称他“金老撇（pià）”。有一次，我写了首《我爱公社的麦浪》的歌词，他谱曲后教全校同学唱。一天，我路过他的教室，他正教学生改错句：“春风轻轻掠过，奔涌起层层金浪，既然是春风‘轻轻’掠过，怎么会‘奔涌’呢？有些不合逻辑！”好家伙，他讲的，正是我写的歌词里边的句子。金祖发稳重，内向，不与人争强，人缘特好。金祖发担任了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后，曾回过一次村小，熟门熟路，摸开他住过的宿舍的门，提起毛笔在墙上写道：“强盗来过，东西不曾偷！金祖发。”好好地张扬了一小把。
    校长周友斌，高我三级高中毕业，丹江移民，是个有些谋略的哥子。爱学习、有理想，写作了大量有关教育的心得文章，1982年参加电大中文专业学习，毕业后到钟祥市客店支教，现为钟祥二中副校长。我在1978年11月间和他发生了一次大大的冲突，至今不忘。老师集中食宿，烧柴始终是个问题，大队让学校把上10里长的柳谊渠上的蓖麻梗砍了做烧柴。七年级的学生是当然的“半劳力”，周校长动员我带七年级的孩子去砍、运蓖麻梗，我顶着不干，和周大吵大闹。我的理由是：“学生上学就是上学，马上要毕业大考，砍什么蓖麻梗。”周的理由是：“都不去，学校面临停火断炊。”结果是：周以大哥的身份作了让步，带领四、五、六年级的孩子苦干了近一个星期。后来，我写了《你是一棵无名的小草》，介绍周的事迹，刊在中央电大学报上，也算作道歉吧！
    有个大龄女教师，在我担任校长后，请假结婚，我一时找不到代课教师，正在犹豫，她指着办公室窗外的麦田说：“麦子熟了，不收割，会炸到田里的。”我立马在她的申请上写了个“准”字。
    被称为“迂腐先生”的肖金学，是“沔阳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毕业生，他教初二的化学和物理，管理学生有些偏软。1977年后，我曾与他两次结伴报考大学，那时家贫，没有自行车，每次考试都住在他离镇上稍近的家。有次是热天，他奶奶下了门板让我俩睡，还烧起烟把为我们驱赶蚊虫。他奶奶每天为我们做饭，早晨5点吃过饭后，我们步行8里去镇上赶考。2001年，已任民办教师近30年的他，赶上了“民转公”的末班考试，有人举报他曾中断一个月的教师工作去云南做油漆工，我几次恳请市教育局领导徐红兵“明察”，要求“小数点后可以忽略不计”，肖总算成了“公办”，我还了一笔心债。
    可喜的是，与我同期工作的老师，有13人通过考试转成了公办教师，成了家乡一带的教学骨干。

（二）

    我常常忆念乡村小学我的学生。
    我在柳李学校教了三批学生，第一批、第二批教到了毕业，第三批只教了他们一个学期。前两批毕业考试都在全公社名列前茅，语文考试居然两次第一，我也两次被评上了全县教育先进工作者、当选了公社人大代表。5名学生从戴帽子初中考上了省重点中学——沔阳中学，7名同学高中毕业后考入了武汉大学等名校，多名学生考上了大专和中专。分管毛范院片的魏光海老师，让我几次在全片教师大会上介绍了工作经验。
    我对学生的教育，现在想来是“两加”：“时间加汗水”、“红花加棍棒”。
    我认为：语文要增强语感，要厚积，没有时间加汗水不行。大剂量地阅读、大剂量地背诵、大剂量地作文，成就了我班语文的两次“第一”。我找到了我1980年上半学期的工作小结，记载是：语文练习90次，作文48次，另学课外文言短文55篇。如此大剂量，没有学生的配合是难以完成的。另一个招数就是自己动手，在毕业大考前，按照字、词、句、段、篇五大类，把初中两年的知识归类，刻印成复习提纲，我手头保存的一本《复习提纲》是90页，钢板刻印。历经30年，纸质早已发黄。“时间加汗水”的结果，我的体重从150斤降到了90斤，学生的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以至一个学生在中考的考场睡得鼾声如雷，让监考老师误以为他病了，叫来了医生。这个学生后来考上了同济医科大学。当时村里还没有通电，我买了盏汽灯，乘寒暑假给学生日夜补课。1979年寒假，学生的补课进行到腊月三十上午十点。正月初四，班上的学生万会易就因风湿性心脏病发作，生命之花悄然凋零了。以后的日子里，我经常梦见万会易坐在我宿舍门口喊：“涂老师，我要上学！涂老师，我要上学！”
    “红花加棍棒”，同样体现的是一个字：“严”。“红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励志教育”。我办墙报表扬好人好事；读名人传记给学生听；讲景山学校搞教学改革的故事；讲王通讯写的中国科大少年班宁铂、谢彦波们的故事；读《手持金钥匙的人们》、《哥德巴赫猜想》等时文；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激发孩子们“我亦能之”的豪情。“棍棒”就是“严管”。第一批学生里的陈勇，聪颖，能干，但每天不愿午睡，抠同学的脚板，闹得大家也不能睡。我罚他到校门前的小河里挖泥，把教室里被蜜蜂钻出的大窟小眼补起来。洞补完以后，又让他到学校的菜地里拔草，这活让他足足干了一个学期。他后来考上了武大哲学系，也许他谅解了我的处罚，以后相见，他也没有怪罪过我。“严管”的另一方式是用教鞭。我的黑板上长期挂一根教鞭，从农民扫禾场用的竹扫帚上抽下一根即成。我对学生不满意时，会使劲用教鞭在黑板上抽打，直至教鞭粉身碎骨。新教鞭通常会由被责斥学生的家长弄一根送到学校来，挂到黑板上。有一次，我为逃学的吴姓学生发怒，抽坏了教鞭，吴是丹江移民，父母早逝，他自己也弄了根教鞭挂在黑板上。十几年后，已迁回丹江口的吴还写信邀请我去他家乡“游武当”，看来，学生懂事后，并不介意老师曾经的严厉。
    2008年，我教过的一个陈姓的学生患重病，给我发了个短信：“老师，救我！”我在武昌想方设法帮他延医，聘教授主刀，让他很快康复。他和爱人带了两只母鸡来谢我，我始终没有告诉他们我家的住址。我感到：做师生是一种缘份。能帮帮学生，是种幸福，不该言谢。

（三）

    我常常忆念乡村小学我的自修生涯。我深知，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我的自修来自几个方面：
    一是教学相长。这是一种最好的自修。1977年、1978年用的是湖北版教材，1979年开始用人教版教材，6个学期的教材有五本新课本，约200多篇经典文章，老实说，这200多篇课文当时我是全部背熟了的。30多年过去了，我还能脱口而背50多篇课文。每次作文，我都和学生同时写，叫做“下水作文”，也练了我的笔头。记得沔阳县举办国庆30周年征文活动，我有两篇习作评上了二等奖，奖品之一是一块钱一本的《现代诗韵》，语言学家王力之子秦似先生主编，目前仍在我的案头常用。
    二是报名参加了沔阳师范函授部举办的中文大专函授学习。选用的是沙洋师范刘海章先生所编的《现代汉语》、沔师编的《古代汉语》、华师编的《语文基础知识》等教材。后来才知道，刘海章先生又名涂宗流，和我是本家，现在是研究郭店楚简的专家。读书期间我还为连绵词、单纯词的划分问题和海章先生进行过书面探讨，这篇文章后来刊在《沔阳教育通讯》上。担任通海口片函授的老师是武思学先生，高且瘦，很有些高古，不会说普通话，但课讲得实在，尤其是古代汉语，能落实到“字”。应该说，我仅有的一点古文底子，是思学先生帮我打下的。学习三年，毕业考了4门课，我考了398分，虽然只差2分就是满分，但1980年发的结业证，到1984年兴“干部四化”要文凭时，组织部门不认。不管认不认，学了几百篇古文，就像喝酒前先吃了碗把蒸菜，有蒸菜垫底，上场也能喝几杯一样。
    三是参加了四期寒暑假集训。教初中语文的老师，在镇上集中起来，听徐自学、李克银、武思学、方志民、李传学、马明清等老师们讲课，学习10天、20天不等，是一种享受，也是一次极好的充电。1980年7月第五期集训时，公社在沔城中学集训全社所有小学的校长，让我担任了集训班的语文老师，我讲了近一个月的语文，还写了篇《游沔城莲花池》刊在地方刊物上。
    四是“游学”。我还步行到石垸，听了李庆华、李庆成兄弟俩的课；到永长河，听了以后成为作家的武生智的课；到天星洲，听了漂亮潇洒的王天山的课；到共和，听了黄孝荣的课；到通小，听了魏光顺的课；到回小，听了老先生柳景鹤的课。这些老师的讲课，都给我以很大的启发。
    五是大量阅读报刊。学校订有《人民文学》、《诗刊》、《词刊》、《收获》、《湖北文艺》（以后恢复原名《长江文艺》）、《布谷鸟》、《光明日报》、《文汇报》、《人民教育》、《湖北教育》、《写作》、《语文学习》、《中国语文》等刊物，我自己还订有《文学报》（自该报创办一直订到现在，一期不差）、《散文》、《无名文学》等等。这些刊物无疑打开了一扇扇向外的窗口，外面的世界在那个万物昭苏的年代，的确十分精彩。我们曾为刘心武的《班主任》喝彩，也为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击节，还在饭桌上朗诵起曹禺的《王昭君》中的名句：“淡淡妆，天然样，我就是这样一个汉家姑娘！”
    当然，在柳李学校的自修，远不止这些书本上的知识。我还自修了我的初恋，由于没有“毕业”，不堪回首。
    在我担任学校领导后，我还选修了一些“实用技术”：要种学校的两亩多菜地，我学会了“用牛”（耕田）；要改善生活，我学会了做豆豉酱，夏天用缸腌制好几缸豆豉以备用；学会了闭着眼切萝卜，然后霜上盐晒成丝，以对付冬季缺菜吃的日子；学会了植藕，在学校北边沟旁植上了约二分地的莲藕；学会了在暑假里自己漆黑板。最有趣的是1979年暑假，我在县沼气办周工的指导下，在学校建起了两口圆锥形的沼气池。顺地平面向下，修一个3米左右的锥形，覆以半尺厚的水泥，凝固后掏空锥形中的泥土，做一底座，沼气池即成。掏空泥土的工作，是我这个校长穿着短裤、打着赤膊，冒着酷暑干了6天完成的，那样子和挖地道的游击队员十分相像。新学年就用上了沼气煮饭，还点燃了厨房里几盏灯。沼气池里料不够，也号召同学们捡过牛粪、扯过青草，“以教谋利”。听说三年后，大伙嫌出渣太难，沼气池便废用了，现在还埋在地里。
    这些自学的结果，使我有勇气放弃直转公办教师而选择走向了考场。1979年10月左右首次“民转公”，规定连续3次评上全县先进教育工作者的，可免考直转，我已有2次评先经历，只等12月份再评上就可以免考直转了，但我选择了走向考场。资格审查时，因我尚差四个月工龄，在通海口检查工作的教育局饶书俭老局长得知后，驱车柳李学校，听了我的课，了解了情况，当场拍板，特许我参加了考试。考试是在沔师进行的，作文是读文言寓言《点石成金》，翻译带点的字和短句，结合教学工作实际写一读后感。《点石成金》里说：吕洞宾把一个不能上学的穷孩子家的一块石头，用手指“点”成了金子，帮穷孩子去上学。穷孩子不领情，要吕洞宾把能够点石成金的“指头”送给他。我以《贵在教方法》写了篇读后感，洋洋洒洒，论述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居然考了全县初中语文科第一名。
    1995年10月，我参加副县级干部“双推双考”，逢上的作文又是读文言寓言《蟊人测海》，翻译带点的字和短句，然后结合工作实际写一读后感，和17年前的考题方式很是相似。交流到潜江工作前，总算打听到决定我人生“坎子”的两次作文题，均是市教研室黄孝春先生所出，我托市教育局的应才兵老师向不相识的黄先生转送了一份小小的“束修”，以尽“门生”之礼。

（四）

    我常常忆念乡亲们办学的热情。
    柳李学校办学之初，是在杨家祠堂、涂家祠堂上课的。涂家祠堂是蛮漂亮的老式建筑，还有阁楼。我家就在祠堂前，却是草屋。自己住草屋，让出阁楼办学，表达的是“扁担倒下不知是个一字”的父辈们对知识的神往。
    1970年，学校搬到大队部附近金家剅时，全村男女老少肩挑、手提、板车拉，一个暑假就把学校盖了起来。
    1996年，村小要“达标”，村里向1978年后考出去的450多人发函求援， 不几天，大家就捐款11万元，我也从工资中拿出了3000元支持建校，虽然我的直系亲戚都已离开了柳李村，那时我的月工资也只有490多元。1997年初，一个占地4700平方米，建筑面积1050平方米、拥有14间教室的教学楼拔地而起，共计花费52万多元，其中外援11万元、村民集资11万元、村里筹集18万元，尚有12万元缺口。学校竣工的时候，我瞅空回家看了看，通海口镇长余卫国赶来作陪。余和我是老同学，想起村里起学校还有12万元的缺口，想余帮帮忙，余说：“你喝一杯酒，我支援一万！”一两多的杯子，我连喝4杯，4万元有了着落，而我回到潜江却醉得下不了车，司机找来条毛毯，让我在车上睡到第二天上班才醒来。剩下的债务，也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这个“老校长”的心头。
    1998年12月10日，《仙桃日报》刊发了我三弟涂阳文写的通讯：《市委书记破例题校牌》，介绍市委书记许克振被柳李村兴办学校的事迹所感动、破例题写了校牌。看到这篇文章后，我给省教育厅路钢厅长写了封信，附上阳文写的通讯，想请厅长帮忙拨点款，以解村难。路钢厅长作了“精神可嘉！请肖市长关心支持”的批示。我知道，肖巧云副市长当整个仙桃教育的家，难得顾及一个村小的债务。2002年11月，我到北京做十六大工作人员，路钢厅长是党代表，我到他寝室又面谈了村小债务的事，他听后很动情，说：“即使厅里没有钱，我找厅属事业单位化点缘，也要帮助你们村小把债务蹬掉。”2003年1月16日，路厅长在我的又一封信上作了批示，教育厅财务处拨款5万元，帮柳李小学还清了债。
    2005年，上级要求合并村小，全村外出工作的乡亲表示愿意集资供养老师，村小得以保留。以后生源少了，也许有一天村小会“关门”，我对村支书彭同发说：“不办小学，我们就办农民图书馆、农民夜校、农民俱乐部……总之，学校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拆掉以至消失和改姓！”
    学校办在村里60年，她是村庄的文脉，是现代文明的启蒙之所，是乡亲们的精神家园，还是游子回家的路标。村里远走他乡闯世界的数百人，一定
    会如我一样，常常忆起村小悠悠的钟声、朗朗的读书声、风琴伴奏下的歌声……（转自《湖北文史》总第九十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