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报告三次批示的始末

2014-09-15 21:4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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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望

    1959年4月，毛泽东对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报告作过三次重要批示，并以“麻城的经验”为题，向全国各级党组织转发了这三个报告，这段史实，至今鲜为人知。下面，根据麻城县档案馆的有关资料，介绍毛泽东对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报告三次批示的始末。

(一)

    1958年7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上发表了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下》一文，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该文引述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些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的这个构想，为以后不久的席卷全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揭开了序幕。8月6日，毛泽东视察了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8月9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当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汇报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毛泽东的这两次视察，在全国点了一把熊熊大火，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迅猛展开。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把这一运动推向了高潮。

    9月6日，麻城县成立了全县第一个人民公社，这就是白杲(现名白果)人民公社，它是由原来107个合作社合并成立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县以原区、镇为单位，共组建了15个人民公社，它们是：五四(城关)、中驿、红星(宋埠)、红旗(唐郁)、东方红(张家畈)、东风(东木)、红光(阎河)、红色(乘马)、白杲、三河、龟山、福田河、红专、云雾、机关人民公社。全县97个乡改为公社下辖的97个大队。据统计，全县加入人民公社的共达16.9万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7.63%。
    为了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把人民公社运动引向健康发展，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于11月2─10日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11月21─27日召开了武昌扩大会议，随后又召开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根据不断发展的情况和各地反复讨论的意见，起草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对这个决议亲自作了多次修改。
    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用四个月时间整社，并提出，整社工作，在每个县的范围内，要首先做好一个或者两个试点，取得经验，做为榜样，然后全面推广。

    进入1959年，整社工作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从中央到地方渐次展开。1959年2月27日─3月5日，中央政治局在郑州召开了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求答案。现在有许多人还没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公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允许的。我们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勉强把贫富拉平，任意抽调生产队的财产是不对的，而不是为了要在群众中间去提倡算旧帐。相反，我们认为旧帐一般地不应当算。(引文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会议期间，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中说：“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经过反复酝酿，毛泽东集中各方面的意见，规定了十四句话作为当时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

统一领导，队为基础；
分级管理，权力下放；
三级核算，各计盈亏；
分配计划，由社决定；
适当积累，合理调剂；
物资劳动，等价交换；
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在毛泽东的亲自部署下，从3月上旬开始，各省召开六级干部会，从3月下旬开始各县开四级或五级干部会，开展整社工作。

(二)

    麻城县的会议于3月23日开始，采取县委的会议和公社的会议一起开的办法。这次会议，作为省委的试点，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黄冈地委书记姜一带着省地工作组，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
    到会的，除县里干部外，有公社干部300名，管理区干部600名，生产队干部3500名，生产小队干部5600名，还有一部分社员代表，号称万人大会。

    3月23日，县委书记吴德简作了大会动员报告。他在报告中讲：“这次万人大会，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整顿、巩固、建设好人民公社；二是围绕这个重大问题，安排好群众生活，抓好当前生产，掀起1959年春耕生产高潮。要求多提合理化建议，把人民公社化后一些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解决。”
    在讲到人民公社化后的问题时，他说，由于我们对党的政策精神领会不够，缺乏学习，在执行中犯了急躁毛病，办共产主义什么时候办，要什么条件实现社会主义，思想上是不明确的，当时脑子热，刮了“共产风”。把消灭差别理解成平均主义，采取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办法，所谓一平就是平均分配，不承认差别；二调即是乱调粮食、棉花、油料、劳力、机械、猪牛羊等，调了不给钱，只要需要就拿来，不通就是风格不高，一切讲风格，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张口是公社的，闭口也是公社的；三收款就是买卖东西实行非现金结算，打条子或记帐就行了，社员辛苦劳动了一年的果实，分配没有东西，有的支了一部分，有的两袖清风，当然就不满意。由于统的过多过死，使小社很不方便，买一条牛绳要跑人民公社。这样，社员怕把粮食调光了没饭吃，就想办法藏一点防备自己。根据这次县委召开的预备会上统计，乱调粮食645万斤，机器40部，其中已损坏28部，抽调小社资金66.8万元，副业收入104.8万元，非现金结算的粮食有3131万斤，棉花731万斤，油料135万斤，共计价值900万元。并无偿占用群众房屋41000间，各种机械532部，蜂蜜233箱，牲猪31567头。他在报告中宣布：“解决具体问题是要兑现。凡是县委、县人委调走各公社的东西，一律退还，损坏了负责修理。公社也要这样，这就需要先解决思想。有的公社的同志，现在思想还不通，特别是拿钱出来，好像割自己身上的肉一样。同志们应当想一想，当时你调小社的东西，人家还不是一样地像割肉样的割得痛吗？帐一定要搞清楚，应当退还的坚决退还。”

    会议围绕县委书记吴德简的报告广泛开展讨论，会议期间，有一部分人来来往往，把会内会外联系起来，把开会和领导生产结合起来，把干部开会和发动群众结合起来，内外呼应，连成一片。会议开始，县、公社、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让基层干部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使人人心情舒畅，上下级关系更加密切了。但是，只有检讨，还不能真正地解开疙瘩，最重要的是强调兑现，认真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一是公社调生产队的钱和物资，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粮的，立即供应。三是穷队该支援的，立即贷款。
    首先是退钱退物。县里以县长挂帅，成立了清算委员会，专门进行这项工作。退钱退物关键在于公社一级，公社党委书记虽然参加了全省六级干部会议，口头上也承认了错误，但不承认有现钱，个别公社钱是真的花光了，大部分公社还有不少的钱，就是舍不得拿出来，有的只想退一部分，有的根本不想退，有的还算倒帐，把收入都算公社的，开支给生产队分摊，结果是生活队还要给公社找钱。总之，都想留一手。为了打通公社党委书记的思想，县委一方面强调要算帐，要兑现。一方面做他们的工作，提出“到底是要农民呢，还是要几万元钱呢？”同时，还从经济上给予撑腰，公社真的把钱花光了，就给予贷款。县里抽了公社的钱和物，带头先退回去。公社党委书记认清利害之后，思想坚定了，立即向生产队摊开了家底，表明态度，彻底算帐。现钱现物立即退回，已经用了的，贷款偿还。

    会上，县和公社当场开支票，拿出现金320万元，退还给各生产队；当场办手续，退还抽调的各生产队的拖拉机8台，抽水机5部，动力机49部，其他小机器143部；各种运输车辆744部，各种小农具2697件，耕牛1025头，牲猪9019头，小家禽3589只，蜂蜜2192箱。这样一来，会场立即沸腾了，使会议进入了高潮。生产队干部敢于畅所欲言了。24日，兑现钱物的消息传播出去，轰动了全县各个角落，群众反响强烈。
    接着解决缺口粮的问题。会议上钱物兑现以后，干部就自然地集中到粮食问题上。粮食问题是工作没有做好造成的，有的生产队对购粮不摸底，怕多购，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吵供应；有的生产队对供应也不摸底，不相信能保证供应，因而采取“张大口，吃小鱼”的办法，也吵供应；有的生产队被无偿调出粮食，也吵供应，出出怨气；有的宽打宽算，多要口粮。而县里也怕粮食紧张，统购上想多抓一把，统销上怕突破指标。这样便愈来愈紧张，谁也不相信谁，上面不相信下面真缺那么多口粮，下面也不相信上面真的能解决缺口粮的问题。会上，下面自报在麦收以前全县需要供应粮食3000多万斤，比县里的计划增加了2000多万斤。

    对此，县委向大家拍胸表态：已经完成购粮的地方不再增购；没有完成任务的地方，首先要安排好口粮，能卖多少算多少；缺粮的地方只要说真话，缺多少供应多少。这样紧张的空气逐渐缓和下来了。生产队看到县委态度坚决，也都如实地反映情况了。在此基础上，县委组织所有的生产队进行算帐对比，将1958年和1959年的收成、收购、供应一一进行对照，让大家更加摸底，更加清醒。最后县委决定根据各生产队算帐安排情况，实事求是地解决了生产队的口粮供应问题。
        第三，支援穷队。会上，富队要回了钱和物，十分高兴。大部分穷队不但要不到钱和物，还要负债，他们批评县委“嫌穷爱富”。县委接受批评，在会上宣布：过去穷队欠公社和国家的债务，一律缓还，已经被扣的要退回去。并决定贷款280多万元，派出400多名干部和技术人员加强对穷队的领导和技术指导，使穷队干部的情绪迅速转变过来。
    3月27日，在麻城指导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和麻城县委书记吴德简，将全县万人大会的情况向省委写了报告，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收到报告后，于3月31日将这个报告连同“穷队赶富队”、“棉民技术措施问题”等材料转送给正在武昌的毛泽东。毛泽东收到报告后，在上面批示：

    这几个文件都值得看，特别是“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值得看，办法很好，县、社两级该退还的，迅速退还给生产队，一身清净，然后进而解决与社员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地发展起来。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    

(三)

    3月27日以后，万人大会讨论的问题集中在粮食问题上。县委本来想通过普遍算帐，把粮食总帐弄清，从而实在地把口粮安排好，可是并没有达到目的，多要口粮的劲头并没有扭转。全县800多个生产队有700多个要供应。在这种情况下，县委为了发动群众，开了一个小队长座谈会，小队长认为，公社和生产队之间的帐搞清楚了，而生产队和社员之间也要搞“几定”，把帐算清楚。经过讨论，初步也拟了几定，重点是定1958年的收支和分配帐目，定超产奖励。“几定”反映了小队干部和群众的要求，获得他们的积极拥护，他们说：“帐目不向社员交待，不搞多劳多得，社员哪有积极性？”有的说：“县和公社都向我们交帐，都兑了现，生产队不向社员交帐怎么行？”一致要求：要搞个水落石出，帐算不清就不回去。
    座谈会散后，小队长十分活跃，马上串连开了，都准备着和队干部查对帐目。这时候，生产队的干部开始紧张了，有的强调算帐有七困难、八困难，有的设法麻痹小队长，提出要了口粮就回去搞生产，不开会了。公社和管理区有的干部对搞清帐目缺乏信心，有厌倦情绪，也希望早点结束会议。

    县委和公社党委书记一起，分析了会议的形势，认为大集体与小集体的矛盾初步解决以后，小集体和社员的矛盾突出了。以前，生产队往往拿“一切都被公社拿走了”为挡箭牌，现在，公社向生产队交帐，该退的退了，挡箭牌没有了，必须清清楚楚地向社员交帐，问题非暴露不可。县委决定抓住算清1958年的总收入、总支出和分配帐目及超产奖励，大力发动群众，算清生产队的帐，帮助生产队干部过好这一关。
    县委分别开动员会，表示决心，一定要算清帐目。算什么帐？根据群众要求，要算五笔帐：即多劳多得帐、成本帐、超产奖励帐、收入帐、开支帐。搞三个兑现：即超产奖励兑现，多劳多得兑现，拿群众的东西要兑现。

    这时，生产队干部开始顾虑了，怕判刑，怕撤职开除，怕兑现，怕群众不饶等等，小队干部也有顾虑，怕打击报复，不敢大胆揭发问题。为了解除生产队干部和生产小队干部的顾虑，县委宣布两条政策，一是凡贪污多占者，只要自报出来，承认错误，算清帐目，不戴帽子，不给处分；不自报出来的作贪污分子论处。二是给小队长撑腰，不准任何人报复打击，今后小队长的任免调动权交给公社党委。
    会上分别召开了生产队干部和小队长会，鼓励小队长大胆揭露问题，对问题较大的生产队干部，领导上找个别谈话，帮助他们下楼。
    为了发动社员群众，县委召开了广播大会，向全县宣布：1958年的收入，除了上交农业税和上交公社的百分之几以外，其余的都是生产队自己的，各生产队都应当彻底地把1958年的收入、开支和分配的帐目算清，做好结算工作，向社员宣布。这样做的目的，是动员社员起来参加算帐。

    29日仅仅半天的讨论，就揭露出了许多问题，很多生产队查起帐来，对不上口。宋埠公社抽生产队的钱是77万，生产队帐上却是99万。拜郊二队，各小队共交给生产队24万8千斤籽棉，生产队的帐上只有19万斤。生产队干部普遍有贪污行为，宋埠公社歧亭六队24个干部，有19人共贪污2400元，5个没有贪污的都是不在家的。生产队一级的干部最严重，贪污十几块钱的算是“清白干部”，贪污一两百的相当普遍，多的在千元之上。小队干部也有贪污行为，但不多，一般的几元，十几元，最多的也只几十元。有的贪污社员的工资，有的贪污超产奖金，有的贪污工农业投资款，有的贪污集体副业收入，有贪污过节费的，也有贪污罚款的，还有贪污存款利息、贷款、救济款、购粮款、伙食费等等，反正是见钱就拿。
    县委认为算帐这一关非紧紧扣死不可。这是关系到要不要农民的问题，关系到保护广大基层干部的问题，关系到党的政策如何贯彻到底的问题。
    3月30日，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中共黄冈地委书记姜一、县委书记吴德简，联名将万人大会算帐的情况，向省委写了第二次报告。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收到报告后，当即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主席：
    送上麻城县五级干部会议材料一份。看来算帐要算到底，只要我们采取既严肃认真又保护大多数干部的方针，能够帮助干部改正错误，密切和群众的关系。要防止马虎了事与简单粗暴两种倾向。这是一次全民性的整风整社运动。这种做法的效果如何，继续和麻城联系并报告主席。
敬礼

王任重        
三月三十一日    

    毛泽东看了王任重的信和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后，于4月3日作了如下的重要批示：

    此件极好，每个县、社都应这样做。算帐才能团结；算帐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干净；算帐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帐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    

（四）

    麻城县万人大会从3月29日开始，转入解决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到4月1日，全县有170个生产队开展了算帐，搞出了私分和干部多占粮食1969万斤，棉花41万斤，油脂20万斤，干部贪污挪用公款36万元。几天来的会议，使县委愈来愈认识到解决好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的重要性，它是关系到党的政策能否一贯到底的问题，是贯彻到生产队为止还是一直到群众中去。而算清生产队的帐，则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此说，算帐是政治问题，政策问题，立场问题，一定要算，算到底。打开算帐的局面，关键在于开展思想动员，防止任何简单粗暴行为。要采取“两头挤”的办法，一方面加强对生产队干部的教育，动员他们交待问题；另一方面要发动小队长，依靠他们帮助队干部弄清帐目。总之，要靠思想教育、靠群众、靠算帐，三者结合，才能弄清问题。
    为此，县委于4月1日深夜就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向省委写了第三次报告，毛泽东于四月三日下午认真阅读了王任重转来的报告。当他读到：对待生产队干部，首先肯定他们在大跃进当中的功绩，肯定绝大多数的人是好干部，然后严肃地向他们指出贪污多占的错误，诱导大家认识错误的严重性，是在于破坏了党和农民的关系。读到这里，他提笔批注：是在于毁坏社会主义事业，是在于毁坏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是在于毁坏干部自身。
看完报告后，毛泽东批示：

   此件，连前两件，中央、省、地、县委书记、委员人人必读，各县、社都应仿照办理。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下午    

    毛泽东于4月3日批示了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第二次、第三次报告以后，于这天下午六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关于省的六级干部会和县的五级干部会情况给毛泽东的信上作了如下批语：

    各县、社四月不开大会。原定五月开社、队代表大会，可以考虑在五月上旬或中旬到县里开；彻底解决三月会议没有彻底解决的权力下放、算清帐目、包户指标三个问题，然后选举公社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社、队管理机关。就算帐这个问题来说，三月省、县大会我们缺乏精神准备，郑州说的一般不算，应翻过来，一般要算。有些省已经翻过来了，如湖北，但还没有翻透。说的是县、社要向生产队算清过去几个月大调大抓的帐，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间的矛盾，这当然是要首先解决的。还有一个必须随着解决的矛盾，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干部，全体社员群众间的矛盾，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这个问题，如麻城县那样大规模解决，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来的，才进入我们的认识领域。这是一个以贪污形式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并非最近才发生，但只有在一九五九年才能解决，只有在现在才能建立真正的群众监督。像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大问题，没有省的决心、县的直接领导，我看是不能解决的，因此我建议五月的会到县里开。是否如此，请你们委员会讨论一下。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下午六时    

    万人大会期间，广泛开展了算帐运动。据4月5日县委给省委的第六次报告中统计：

    多劳多得帐。全县已算清帐622个生产队，1958年应该按劳分给社员而没有兑现的有433万元，平均每队7000元，会上兑现了359万元。
    超产奖励帐。全县2941个小队超产，应得奖励50万元兑现，会上兑现19万元。
    干部贪污帐。全县生产队和小队有贪污行为的共4273人，共贪污19万元，会上已兑现2.4万元。
    通过算帐，暴露了矛盾，解决了矛盾。加强了上下团结，帮助了干部，发动了群众，推动了生产，对党的政策做了一次群众性的大检查。
     4月20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59】371号文件(《中央批转关于算帐等问题的四个文件》)，将湖北省麻城县算帐问题的材料转发全国各地。

(五)

    5月3日，中共湖北省委就麻城县发动群众开展算帐兑现运动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中说：麻城县万人大会以后，以生产队为单位，放手发动群众，边算帐，边兑现，全面地、彻底地贯彻政策，进一步整顿、巩固人民公社。算帐兑现后，广大干部群众在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整个农林形势根本好转。政策兑现后，干部转变作风也开始兑现，即过好三关：第一关是在生活上和群众打成一片，在生产上和群众共同劳动，站在生产第一线；第二关是真正退还多分多占的东西，取得群众的谅解；第三关是打人骂人者，要当众检讨，解开和群众的疙瘩。干部过了三关后，轻松愉快，群众也心情舒畅，出现了一个扎扎实实的生产新高潮。
毛泽东收到报告后，当即批示：

    即送刘、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

毛         
五月九日一时    

    五月十一日，毛泽东又以中央的名义将湖北省委关于麻城县开展算帐运动的情况报告批转全国。批文是：

各省、市、区党委，并转地委、县委：
    此件很好，请你们仿照办理为盼！

中央         
1959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