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日军调重兵由河南信阳进攻湖北省广水市(原应山县)武胜关、平靖关。当时国民党在应山有重兵防守,国民政府军第68军和第84军分驻武胜关和平靖关一带,另外,还有第135师、34师分别驻防广水镇、马坪镇。国民政府军凭借雄关险隘顽强抗敌,日军进攻半月之久未能进入应山。1938年10月22日伪军刘桂堂部,引导日军第10师团冈田支队,由信南沿桐北山脉僻道(本县北黄门坳)偷入县境,10月24日攻入应山县城。而后日军第10师团与第6师团由信阳南北夹攻武胜关、平靖关,国军失利后南撤,损失惨重,至此应山逐告全部沦陷。应山沦陷后日军第3师团接防,师团长滕田中将,下辖加藤、山井、森川三个旅团,兵力约15000人左右,分驻县属西区各重要据点和平汉铁路,广水、孝感、花园与安陆各县,师团部设在应山县城东门曹塘角,继任师团长有丰岛和田协中将。此外,在广水铁路沿线的驻军还有日本野战铁道第4联队,日本铁甲车队板下大队。1945年5月第3师团调往鄂城,应山地区接防是日本步兵独立第11旅团,兵力约6000人,旅团长宫下文矢少将。日军以应山为基地,指挥随县、信阳、安陆、云梦、应城、孝感、黄陂8个县的侵华日军。
(一)背景
日寇侵占应山初期,通过威胁利诱或从食盐供应上来控制应山人民,物资和苦力基本能满足日军需要。后来人民的觉悟提高了,对日寇的物资供应采取各种办法进行抵制,帮日寇做苦力的人数也逐渐减少,使日寇在军需物资及生活上感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日寇以战养战的图谋难以实现。
日本军国主义对军队下级军官与士兵的统治和束缚是很严酷的,竭力灌输“大和魂”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和“武士道”法西斯反动学说。唆使日寇在中国杀人放火,强奸抢劫,令其演变成人性泯灭、双手沾满中国军民鲜血的法西斯狂徒。日寇盛行森严的等级制度,从上而下崇尚暴力体制,动辄上级以毒打等刑罚控制下级,士兵必须绝对听从长官意志,成为惟命是从的战争机器。
日本侵略军发动的战争本身是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是和全世界人民为敌的,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日战争步入相持阶段。日寇在漫长的战线上顾此失彼,战线拉长、兵源枯竭、物资紧张,沉陷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能自拔,令日寇官兵身心惊恐疲惫。因此,日军士气低落,反战厌战情绪逐日上升。
(二)反战情况
1943年日寇第三师团卫生大队片桐部队宣抚班班员佐佐曾在国内参加反战同盟组织,因此,其家里被搜查,佐佐闻信后旋即举枪自杀以示反抗。1943年日寇为作垂死挣扎要士兵表示决心,搞了一个忠则尽命遗言遗发的鬼把戏,要士兵写几句遗言,剪一撮头发寄回家表示必死决心,但日军对此都怀有极大反感,有的士兵背后谩骂,有的士兵公开反抗。反响最烈者乃是驻马坪的辎重兵第三联队片冈部,有一个上等兵打了他的一上级曹长,然后用刺刀自杀。
1940年9月某日下午,日本士兵坂谷不顾生命危险,毅然决然地弃暗投明,置身新四军的麾下。这是缘于侵华,战争具有非正义性所演变发展的必然结果。坂谷系纺织工人,在日本有他朝思暮想的亲密爱人,还上有老母,下有幼年小妹需他呵护照料。然而正值他新婚大喜的前夕,突然被强征入伍,远赴异国他乡,从事侵略勾当。母亲历经千辛万苦,恳求别人缝千人针于一块布上,抵神社央求来“护身符”,祈祷坂谷平安归国。他就是在这种矛盾、极不情愿的心境下“充军”到中国的。离别日本时,爱人和小妹千叮咛、万嘱咐,依依不舍,洒泪而别,苦盼他早日回日本骨肉团聚。分别六年来,他在中国耳闻目睹没有休止的战争、仇恨的怒火、肆虐的屠杀,日寇同伴成天心惊肉跳,惧怕中国军民复仇,龟缩在工事或据点内,仿佛末日即将降临。促使坂谷逃脱日寇部队,投向新四军的怀抱缘由是:1939年3月某日,日寇两名士兵窜进林家大院,轮奸了一名怀抱婴儿的妇女之后,还痛下杀手,用刺刀将妇女和婴儿“拌豆腐”般捅死。妇女的丈夫怒不可遏,将人性泯灭的日寇痛打致死。第三天黎明,日寇展开了报复行动,将正在熟睡中的全湾二百多人驱赶到一起,用机枪将无辜百姓射杀归西,点燃熊熊烈火将村庄化为灰烬。亲身经历这一惨剧后,坂谷毅然决然叛逃日寇军队,投身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走向光明。
1941年1月3日,为热烈欢迎坂谷投奔光明,加入到新四军队伍中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和政委任质斌,特意举行了隆重的集会,表示庆贺。
武汉会战使日寇企图“三个月全部结束对华战争”的狂妄幻想破产,日军士兵厌战,思乡情绪与日俱增,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内部的不满、悲观情绪普遍增长,官兵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事攻击和政治宣传下,日军士兵由个人携带武器叛逃,演变到集体投诚。在这样的历史简景下,1939年11月7日,在朱德总司令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华北敌人抗日根据地的日军士兵,逐步认清了日军侵华是非正义的战争性质,在华北林县麻田村建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旋即在华北发展成6个支部。在日本共产党领袖野坂参三的领导下,组建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亦谓日本反战同盟(反战同盟总部建在重庆,负责人为鹿地亘)。其意图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延安向外界公布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在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抗日的日本士兵。
1941年4月5日,借鉴延安和华北各地的方法,依照全国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阵容,在鄂豫边区大悟山八角门楼诞生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第五支部。坂谷被选为豫鄂边区日本反战同盟支部长。森田博美任副支部长,盟员有20多人。他们分布日本社会的不同阶层,森田博美系东京的小学教员,大久保良志为大学肄业的一家株式会社的小职员,星文治是工人,北村宪夫、中野重美是农民。他们参加反战同盟其目标是反对这场侵略战争,唤醒更多的日军官兵阻止这一灭绝人性的非正义战争。1944年9月,坂谷 赴应城县实施反日行动,不幸半路被捕,壮烈牺牲时不足30岁。森田博美接过坂谷手中的旗帜,前赴后继,受命肩负反战同盟五支部的领导重任。尽管当时五师部队物资非常匮乏,生活十分艰辛。但五师为了抗日大业,无私地每月额外供应反战同盟成员每人两斤猪肉,特意配发蚊帐和棉衣,还配备了1匹牲口,供他们使用。这些举措,更坚定了他们抗日的信念。
反战同盟五支部是赋予很强战斗力的特殊组织,他们的抗日反战宣传搞得如火如荼。其运用日文编辑印刷的反战宣传品,犹如一枚枚重磅炸弹在日本军营遍地开花,具有极强的震撼和威慑力。宣传品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小说、时事新闻、诗歌、漫画和议论文,更有依日本民歌和俚歌谱写的《自由的钟声》、《思乡曲》等反战歌曲,并披露从日本国内寄来的反侵略要和平的家书,反映日本国内人民的苦难生活;《反战旗》、《士兵之友》和《新导报》系反战同盟五支部编发的不定时报纸。《反战旗》是其机关报。它的宗旨是对侵华日军实施反战宣传,内容大多为反战运动的政治言论、诗歌。截止到1945年8月,该报刊印了六、七十期,每期发行一千多份。《士兵之友》系由坂谷义次郎、森田博美、中野重美、岩崎、松原等编辑的不定期出版的8开期刊。内容包括反战小说、诗歌及五师、鄂豫边区各地方武装在战场上缴获的一些日军家信。《新导报》主要是对侵华日军进行反战教育,披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罪恶实质,宣传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待俘虏的宽大政策,阐明日本反战同盟第五支部的目标和任务。通过此类宣传品借以唤起日军士兵的良知,宣传反对侵华要求和平的主张。宣传品起初是油印件,伴随形势的发展,印发的数量越来越庞大,为满足反战需要,就改在边区印刷厂扩大规模生产。他们编辑的日文宣传品形式丰富多彩,有短小精悍的宣传标语、传单,有告日本士兵书,更有日本时常佩戴的护身符形式的小型安全通行证。上述报纸、宣传品赋有极强的针对性,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在日军内部扩散蔓延,震撼了众多的敌军,瓦解了敌人军心,有力地配合了战场上真枪实弹的战斗。宣传品发轫于单色,后发展提高到彩色套印,增加了宣传视觉效果,极大地支援了抗日救国运动。
反战同盟五支部摹仿日军信封,书写所熟悉的日本军人的姓名,加盖三角形的军用邮戳,依照军邮的形式寄上宣传品。适逢日本传统节日,反战同盟五支部生产大量慰问袋,里面盛满边区的红枣、板栗、花生、核桃等食物和边区自制的“女将军”香烟,并将宣传品一并捎带传递到日军手里。反战同盟战士利用土制的喇叭对日军据点喊话,有的日军从碉堡中痴迷地探出脑袋,聆听凄凉哀婉的《思乡曲》等,有时可听到碉堡里抽泣哭声,反战同盟五支部瓦解日军军心和斗志的独特作用不言而喻。
反战同盟深入到敌人据点或附近,调查敌情,截听敌军电话,搜集敌人文件资料和敌占区书刊,为新五师获得大量军事情报。1943年一个严寒的冬夜,反战同盟人士中野和五师敌工部的同志,在安应县公路边窃听敌人的电话。凛冽的寒风冻得手持电话机的中野浑身发抖,但他丝毫没有放弃。终于在拂晓前探听到重要军事情报:“应山县杨家寨一小队伪军到王家店换防。”五师据此情报,消灭了10余名伪军,缴获了10余条步枪和1挺机枪,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三)厌战情况
驻应山的部队有一上等兵在酒保中公开与中国人说我们太君的脑筋坏了,我们死了死了的顶好。片桐部队有一个伍长在进攻长沙出发的前一天举枪自杀了。1940年(驻应山城东南马鞍桥的工兵第三联队)中岛部队在进攻襄樊后在远安至当阳途中,二中队三小队队长浦野中尉命令士兵集合列队,自己则在屋内用手枪把自己打死了。二中队有一个士兵厌战思家,几次要求回国没有得到许可,他最后用步枪把自己打死了。上村旅团部小厨房士兵浅井武雄,听说要提升他为伍长,满役后不能回国,他痛哭流涕,主要原因是厌战思家。1942年1月,屯驻应山日军被调集参加长沙会战,3000人被消灭殆尽,回驻地仅剩800人。700名民众被抓捕去当苦力,也是九死一生,只剩70人生还应山。
1944年,日寇兵员枯竭,连名古屋商务会长也被征兵入伍,该商务会长来应山后会见其弟弟时痛哭流涕,埋怨日本政府不该打此侵略战争。同年,广水肥皂厂有一日本人和中岛部队有一上等兵先后跑往新四军五师司令部,受到新四军优待,参加了反战同盟。
日本侵略军士兵厌战情绪,也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失败情绪而俱来,特别在1943年和1944年期间,士兵厌战情绪普遍高涨,此时日军物资供应更趋紧张。不但士兵吃不上精米,而且每天士兵连一半麦米都吃不上,香烟每天每人平均只有几支,日本兵伸手问中国人要纸烟抽,可见日本物资已是匮乏到了顶点,同时战争失利。因此,日本士兵思家厌战情绪增加,有的公开谩骂长官。
特别是由于思家厌战,日本内部时常发生内讧,互相压迫,互相排挤。如日本侵略军中岛部队有一野沫中尉,夜晚被经理官用手枪暗杀。
(四)祖岩中队暴动
1942年10月陈兵在应山县城的祖岩中队,因祖岩队长外出公干,由关中尉代理中队长职务,关生性暴戾,对部下平时非打即骂,因此部属对其有切齿的痛恨。10月7日晚临时集合点名时,山口曹长、平井军曹、三井兵长外出未归。等他们回来后,关中尉不问青红皂白,蛮横地施用拳头、木棒、竹刀将他们殴打一顿。并且对平素表露不满情绪的三井又用竹棒向其头部猛捣数十下,还命勤务兵把三井绑在将校宿舍前,迎面猛泼几十盆冷水,直至将三井搞得死去活来。执行命令的勤务兵越浇越不忍心,由此哀求放其一马,其后始得关中尉首肯松绑,才得自由。而三井直到两个钟头后,方恢复神志,这一暴行激起了该中队全体下士官和士兵的极度愤慨,日军内部公开释放惩罚关中尉的气氛。
日军第三师团工兵大队一中队(即祖岩中队),络绎不绝地收到日军反战同盟邮来的传单和食物等,反战情绪如火山喷发一般,猛烈爆发。反战同盟的宣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中队明朗化”的口号下,报复关中尉的反战情绪更是持续发酵升温,山口曹长见时机成熟,便于10日傍晚与下士官们密谋,罗列关中尉十大罪状,计定同士兵们一道用暴力来以牙还牙。三井和山口等下级军官于是分头向士兵游说,策动士兵予以以血还血。10月14日由三井带头,参与暴动的下士官和士兵24人俱以化名签字,使用刺刀划破手指滴血为盟。次日又有22人介入,这时三井和山口等人看火候已到,筹划在即日夜晚行动。事先将每个人的任务都细致谋划,并喝酒助威,准备劈柴木棒在各进出口埋伏等候伏击关中尉,足见敌人内部矛盾已日益尖锐化。
15日晚10点,高桥军曹设计将关中尉诱骗出来,谎称上峰来电话让其接听。关中尉步出宿舍只有15米时,三井即怒火中烧,从黑暗中冲出来对准关中尉后脑勺高声棒喝,高桥立刻返身将关摔倒。此时士兵们蜂拥而至一起挥棒,齐声高喊:“打呀!打呀!”“教训你!尝到滋味了吗?”“走啊!回日本去,我们不当兵,不侵略,不打仗,要和平!”众人结结实实地将关中尉报复了一番。闻讯由宿舍跑出来妄想干预的什少尉,也被躲藏在黑暗的山口舞棍暴打,负痛逃窜,山口迅即带领一群士兵冲进将校宿舍,关中尉的所有日常用品被砸个稀巴烂。整个事件始至日军动用军队弹压方将暴动士兵怒火熄灭。
日军长官对部下的暴行,是引发此次事件的导火索,暴动事先有预谋,加入人数众多并有组织刺血为誓,还为下级士官所策动,这些征兆在日军暴动事件极为罕见。这就是在曹长山口等人密谋下,联合46名士兵施用木棍、拳脚,把平日趾高气扬、暴打士兵的关中尉,畅快淋漓地予以痛殴,史称“应山事件”的始末。被日军史称其是“在帝国军史留下一个揩不掉的污点”,它对敌军的巨大震动由此可窥一斑!1944年10月27日《解放日报》第四版对此事件进行了详尽报道。旋即,日本派军队对暴动士兵实施了残酷的镇压。由于受暴动一中队的启迪,驻扎应山的日军反战厌战情绪与日俱增,许多日军公开痛骂天皇和日本政府。(广水市党史办公室李国庆搜集资料、广水市政协文史委张家金整理)